试论花儿的生命传承

摘 要： 花儿的灵魂是真情，是花儿唱家对人生的感悟，花儿唱家走到哪里花儿就被带到哪里。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使花儿在原生生命之外，又次生出了花儿的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花儿的民间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的互动所形成的传承机制，保证了花儿的生命传承。因此，花儿的传承是乐观的。

关键词： 花儿；民间生命；学术生命；官方生命；生命传承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54-04

“文化是活的生命体，一旦失却了生长、生命，文化就至多是一种遗存。”[1]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的一种高腔山歌，是回、汉、东乡、土、撒拉、保安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形式。由于原生态花儿的漫唱场所一般是山间野外，故又称“野曲”。焉耆花儿是由青海、甘肃等地西迁的回族同胞带入新疆、发展于新疆的一种民间文化。焉耆花儿的本源艺术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其自然生命即民间生命的生动魅力，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条件下，焉耆花儿还获得了其新生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花儿的民间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所共同展示的张力与向度形成了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花儿的生命传承因之而欣欣向荣。

一、花儿的民间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也称“少年”。花儿的民间生命就是指原生于山野并传唱于劳动群众之间而形成的生命。

（一）花儿的民间生命之源：“情感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只要生存一天，就有喜怒哀乐，就需要情感交流。一旦情感压抑、郁积，就需要宣泄，而歌唱是抒情最简便有效的方式。”[2]花儿的灵魂是真情，花儿漫出的婉转悠扬本质上是花儿歌手情感的漫流，撕心裂肺响彻云霄的花儿高腔其实就是情感的泄洪。当这种压抑、郁积的真情在没有道德约束的荒郊野外宣泄时，凝情聚爱的花儿便像决堤的洪水绽放在了音乐的空气中，给人以极具感染力的馨香。因此成熟的花儿歌手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因为没有对人生的感悟，没有对情感的深刻体验，花儿的本源便是贫乏的，花儿的原动力便是虚弱的。特别是爱情受过挫折的花儿歌手的花儿更动人，因为他们的歌声中流淌着自然的悲情，与其说他们唱的是原生态的花儿，倒不如说他们释放的是原生态的真情实感。他们原汁原味的自然放纵唤醒了人们压抑在潜意识中的鲜活野性，我们因此而被感动。具备了“情真”这个特质，花儿便自然成了传唱者表达爱情、感慨爱情的主要媒介，这就是花儿的主要内容，是爱情的终极原因。原生态花儿的传唱者多为劳动群众，除了表达爱情之外，花儿还在劳作之余被用来纾解身心、针砭时弊，这类花儿处于爱情花儿的边缘，其情感性较之爱情花儿要平淡一些，但其韵味依然毫不逊色。

（二）花儿的自然流播：花儿的自然流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花儿产生的同时，流播应运而生。从微观角度讲，花儿的自然流播开始于唱家优美动人的唱腔，深化于听众对花儿内容与目的的了解，完成于听众习唱而成为花儿唱家。这种浸润式流播的结果，是花儿歌手的成倍增多与地域的拓宽。从宏观角度讲，经商、人口迁徙以及战争等都促进了花儿的飞播，形成为花儿飞区。飞区的花儿再通过浸润式流播，融合当地文化后再发展成新的花儿。因为情与爱是不分人群的，所以花儿也被劳动群众之外的人群所接受，今天唱花儿的人不乏知识分子就是明证。因为情与爱是不分民族的，是人类的共性，因此花儿的传播也自然就打破了民族的界限，用民汉双语演唱的“风搅雪”花儿，其实就是民族花儿歌手将用汉语演唱的花儿本民族语言化的尝试。可见，花儿的自然流播是跨行业、跨地域、跨民族的，这是花儿的民间生命的自然传承。

（三）走下神坛的花儿会：西北的花儿会源于丰产巫术，它借助神灵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存在。远古花儿会是民众纵情的合法场所，后来发展成为歌会，因其会址在野外，故可称为“野外花儿会”。焉耆花儿已不再与神灵联系，它走下神坛演变成了每年三月的焉耆花儿会。每到这一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各地的人们都来倾听各族花儿歌手唱花儿。除此而外，焉耆县人民群众在人民广场自发组织花儿角，民间花儿歌手在此相互交流，一展风采。他们既娱乐了听众，又传承了花儿。焉耆县各地群众“尕摩托骑上，焉耆城里到了”[3]前来听花儿学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回族花儿歌手马生龙，每到节假日、闲暇时期，都会在自己家亲手沏上“阿妈的盖碗茶”，组织家庭花儿会，前来唱歌听歌的群众各个民族都有。焉耆花儿的花儿会已走出了宗教阴影，变成了俗花儿，其会场也拓展到了公众聚集的广场和私人家庭。花儿的民间传承渠道在此得以拓宽。

凝情聚爱、情真意切是花儿的灵魂；底蕴各异、因人发挥是花儿的表现；载情而动、借人而走、聚而成会是花儿的民间生命成长的规律，也是花儿生生不息地传承的原始动力。自然流播、野外花儿会、家庭花儿会组成了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机制，它保证了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

二、花儿的官方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的官方生命特指改革开放后政府因对花儿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发扬而新生的生命。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成立为始，政府对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开发工作全面启动。国务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后，焉耆花儿的官方生命得以鲜活，其官方传承也日益强盛。

（一）政府对花儿文化的挖掘：自2005年以来，焉耆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工作机构，安排专人做花儿文化的普查工作，负责花儿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深入挖掘整理民间花儿，“白牡丹令”、“黑眼睛令”、“尕马儿令”、“溜溜儿山令”、“黄花姐令”、“二梅花令”等曲牌被挖掘整理了出来，建立起了焉耆民间“花儿”曲库。与此同时，焉耆县人民政府也开始了对花儿歌手的挖掘，通过举办群众“花儿”演唱会，邀请全县民间花儿歌手参加比赛。回族花儿歌手马生龙、韩生源，苗族杨丽玲，维吾尔族努尔买买提，汉族扬帆、屈阳光、薛秀璋、唐仕荣、闫梅等民间花儿歌手脱颖而出，整合后的民间花儿歌手队伍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了一批花儿文化传承人，有自治区级马生龙，自治县级严冬花、闵双、马永龙、杨莉玲、唐仕荣、牛雨婷、努尔买买提、杨静、韩永明、闫梅、买军等，焉耆“花儿”文化的挖掘机制建立了起来。

（二）政府对花儿文化的保护：按照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传承人管理办法》、《花儿传承保护发展的办法》等文件，自2006年起，焉耆县加大了花儿文化的经费投入，先后建起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和博雅影视文化城，改扩建10个乡镇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站，成立焉耆花儿艺术团（县级）和艺术队（乡级），选送花儿艺人外出学习，对优秀民间花儿歌手予以奖励，出版焉耆花儿电子音像制品，积极申遗。通过这些努力，很多优秀花儿爱好者被吸收到了艺术团和艺术队中，他们的创作水平和演出技能得以提高；花儿艺术团在努尔肉孜节、等民族节日里为各族群众演出；焉耆花儿也已成功列入部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焉耆花儿的核心区永宁镇先后被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民族民间艺术之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回族花儿）之乡”。焉耆“花儿”文化的保护机制建立了起来。

（三）政府对花儿文化的传播：除举办花儿歌曲比赛外，焉耆县还每两年举办一次花儿艺术节，已演出了102场次文艺晚会，打造出了大型歌舞剧《情满开都河》、具有焉耆特色的花儿歌曲《阿妈的盖碗茶》、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请到焉耆来》等民族艺术精品；将部分花儿改编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廉政歌曲，创作了花儿题材音乐快板、舞蹈节目等等；编创了一套花儿健身操，举办了4期培训班，组织进行了全县花儿健身操大赛；实行“走出去”战略，积极参加县内外大型演出，2011年，焉耆花儿艺术团代表巴州到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进行文化交流，2012年，焉耆花儿艺术团赴库尔勒庆祝巴州第十七个石油节；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大力宣传花儿民族文化，促进焉耆花儿的流播。焉耆花儿文化的传播机制建立了起来。

政府的努力贯穿整个政府文化行为的始终，它通过花儿文化工作者的组织、安排、再创作以及花儿歌手的演出从而形成了花儿的官方生命。花儿官方生命运动建立的挖掘机制、保护机制和传播机制促进了花儿官方生命的传承，这也是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的政治保证。

三、花儿的学术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的学术生命是指由活跃于学术系统中的花儿题材和进入教育系统中的花儿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员的相关活动所共同形成的生命。

（一）学者笔下的花儿：关注花儿，研究花儿，源于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尊重与对其文化的自觉。近现代花儿的学术生命始于1925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 》82号上刊登的袁复礼关于花儿介绍的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 40年代初，张亚雄出版了花儿研究的专著《花儿集》，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评论西北花儿的著作。1989年郗慧民《西北花儿学》问世。1986年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出版，1992年他再创的《河州花儿》一书中，提及焉耆花儿。2000 年出版的《新疆回族传统花儿》展示了新疆回族花儿的全貌及其传播情况。2008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宇林专著《中国花儿通论》，其中有专章专门论述新疆花儿。在焉耆本地，关注花儿的学者有齐尚明、朱华等人。现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学院音乐系主任的朱华老师在其读研期间发表的《关于新疆焉耆花儿的调查报告》一文专门论述焉耆花儿，开了焉耆花儿专题研究之先河。2011年底焉耆花儿集《开都河流韵》一书问世，焉耆花儿的研究步入了正途。

（二）大学音乐课程中的花儿：从整个西北地区来讲，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计划把西北花儿列入学科建设规划；2011年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安排以《花儿十讲》为主题的系列教学活动；2012年青海省文化馆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签订花儿进校园合作协议，由青海省花儿理论研究专家、花儿演唱艺术家为大学生们授课，培养高素质花儿艺术人才；著名“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的弟子、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教授经常在教学中论及花儿。从新疆本土来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学院音乐系的学生也经常会听到朱华老师激情漫唱的焉耆花儿；近年来，中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党校焉耆分校也把学唱花儿列入了科干班、中青班课程。新培养的干部接受花儿文化，成为他们日后深入基层、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文化纽带。2012年，花儿歌曲《阿妈的盖碗茶》被确定为科干班班歌。这样，乡土文化以各种方式登上了大雅之堂。

（三）花儿进入中小学课堂：焉耆县教育局从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经常聘请花儿歌手到中小学校讲课。从2006年开始，焉耆花儿被纳入到中小学日常教学中，焉耆县第一中学音乐教师闵双就是著名的花儿歌手。县职业中学开设了花儿演唱培训班，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县第一小学创办了“少年花儿艺术培训班”，每周开设花儿教学课程，并通过培训发现花儿演唱人才。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就花儿的灵魂、历史渊源、传承等问题对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民俗文化知识，同时结合第二课堂，通过兴趣教育等方式，让中小学生学唱花儿。此外，“花儿幼儿园”也在县城成立。这些重要举措对于传承与发展花儿意义重大。

花儿的学术生命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正义，贯穿于整个国民教育系列，形成了学生演唱者、教师、教授、学者这样一个学术人才队伍，这使得花儿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又有了各类文献的记录与传播，从而保证了花儿学术生命的传承。

花儿的民间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的运动及其互动形成了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花儿生命的传承。花儿根植于民众土壤之中，直接反映人民的心声，表露人民的真情，它不会像流行歌曲那样稍纵即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快，花儿的流播进入了加速度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花儿的表现方法、保护、传播进入了多元时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使政府沿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路子迈进，政府对花儿文化的重视使花儿的合法性身份得以认同，学界的关注提高了花儿的品位。就这样，一般只在野外漫唱的野曲下了山，进了村，入了户，进了城，上了“学堂”，还扎根在了书本中，成了政府的“座上宾”，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了雅唱，花儿的命运已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保证下，只要人间还有真情，只要人们对生活还继续有感悟，花儿就能够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不管世事如何沧海桑田，花儿总会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长河里流淌向前；不管尘世如何纷乱复杂，花儿总会在中华大地被人们“漫起”。总之， 花儿的传承在国家重视文化发展的今天是乐观的，因为花儿的传承是生命传承，花儿的生命是顽强的，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已经健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花儿是大西北之魂，花儿与大西北同在。

参考文献：

[1]高兆明.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10）：3.

[2]许自强.歌词创作美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0：22.

[3]马书海.开都河流韵[M].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