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杜拉斯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 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重要的女性作家和导演，也是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先锋式人物。她的电影作品《娜塔莉·格朗热》以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为背景，利用镜头语言强调了女性压抑的主题，她认为，用以压抑女性的主要武器是男性主导的语言以及背后的男权文化。一旦女性理解了这种压抑感，她们可以选择沉默作为反抗男权统治的策略。沉默成为进入男权文化的手段，它创造了一个裂痕，通过它有可能使女性的地位发生改变。

[关键词] 杜拉斯；女性意识；《娜塔莉·格朗热》

出于很复杂的原因，欧洲的女性电影导演开始独立的电影制作比美国的女性导演要早很久。尽管在女权意识觉醒的影响下美国的女性电影开始出现，但美国女性电影的制作基本上完全是短片。美国与欧洲女性电影差别如此巨大，其原因很难一言蔽之，但很明显，第一，是与美国电影工业特殊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其资金方式及意识形态的统治使女性很难去导演电影；第二，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文化配置与欧洲女性有所区别，使得美国女性无法拥有一定的权利。在欧洲，很小的独立电影公司也有可能获得资金的资助，玛格丽特·杜拉斯是重要的女性导演，她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她参与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法国新浪潮电影，1959年作为编剧为法国新浪潮左岸派导演的主要代表亚伦·雷奈创作了《广岛之恋》，并参与了该片的制作，此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作了多年的先锋小说之后，她开始了独立的电影创作。她所追求的政治地位与近年来法国女性作家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当时她更关注嬉皮士以及其他受压抑群体，而不是70年代所关注的女性群体。1969年杜拉斯自编自导了电影《毁灭吧，她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费耶（片中的主人公）是个热爱阅读的人。他想要以知识来毁灭知识。”但是，她想“毁灭知识是为了以空虚感取代它。是男性的完全缺席”。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著名导演雅克李维特（Jacques Rivette）认为，这种空虚感的创造进入一种很危险的纯粹的被动状态，但杜拉斯认为，这种被动性是新秩序出现之前的必经阶段：“他们（嬉皮士）擅长无所事事。能做到这个程度是相当荒诞的。你知道怎么才能无所事事吗？我不知道。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他们创造出一种空虚感失落感，是靠药物来实现的。那是一种方式，我肯定。他们创造出空虚感，但还没有看到它会被毁于其中的东西所取代——尚早。”

后来，杜拉斯又提出“嬉皮士处于社会之外”：嬉皮士是完全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的物种。他不单存在于任何安全体系、任何社会福利之外，而且存在于任何事物之外。

杜拉斯相信，这种“之外”的位置是很有用的，它可以使人们自如地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如她所说：“这不是拒绝，而是等待。如同有人会在采取行动之前从容镇定。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是很难的。突然转变，甚至是非常态的、病态的……必须要等待，人们不会做事，除非他不做那些已经不在的事。”

更深一步说，当杜拉斯谈到“希望与绝望之间的鸿沟，一种无法言喻的鸿沟”时，这种状态会更清楚，这种鸿沟即是她所说的“空虚感”或“零点”。“敏感重新组合的地方，并重新自我发现。”这是杜拉斯所说的反映了“一种值得效仿的自由”，嬉皮士很享受而且运用得很好的自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杜拉斯对政治地位的醒悟（理想破灭），政治成了纽带，这对了解杜拉斯非常重要。她发现政治是种家长制，如同19世纪的仁慈宽厚。这种新的位置涉及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沟通形式，一旦建立起来，将会非常激进地改变社会秩序，与她所说的违反人们意愿的“错误的革命”刚好相反。

因此，总的来说，在近年来对女性进行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前，杜拉斯已经开始讨论父权制了。然而，在《娜塔莉·格朗热》中，她明确把评论置于特殊的压抑女性的分析中。这部电影的语境设置在1970～1972年发生的法国女权主义者的革命性活动中，之前关于女性的理论研究有吉赛儿·艾里米（Gisele Halimi）与西蒙波娃等女权运动主义者共创的妇女运动力联盟的一些著作以及埃莱娜·西苏①等。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娜塔莉·格朗热》准确地发展了这种后来的法国理论家清楚阐述的女性政治。首先简要了解一下这个理论，然后再讨论《娜塔莎·格朗热》是如何反映了这种后来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政治主张的。

受雅克·拉康②的影响，法国理论家更重视语言，认为语言作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旨的主要工具，具有内在的男性偏见。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语言具有“男性”的定义，那么讲这种语言的女性则疏离了自我。用拉康区分想象世界（前语言阶段）和象征世界（语言为基础的秩序）的原则，他们提出，女性被迫在一个疏离的语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女性面临了真正的矛盾：如果她们保持沉默，女性就会被排除在历史的进程之外。但是，如果女性开始说话并像男性一样写作，她们就会进入被征服而疏离的历史进程，从逻辑上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女性的话语是会被打断的。

根据克劳迪·赫尔曼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惟一能做的是找到一个空间，一个没有男性的空间，至少在这个空间里，她可以为自己说话。因而，这种空间感，具有了值得尊重的价值感。或者如克里斯缇娃所提出的，从语言中疏离出来，女性在拥有了话语权后，成了痛苦的幻想者和舞者。

由此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杜拉斯与这种理论已经发生了联系。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杜拉斯谈到了在多年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一直被尘封在黑暗和沉默中，她说：“女性的写作真的是被从一无所知的状态去理解的，就像是个新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已经形成的语言。”她继续说，由于她自己试图在黑暗中写作，是她的女性特质，她内在的东西停止了作用而沉默：“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思维的分析方法，思维包括教育、研究、阅读和体验。我完全知道我在和你说什么。就好像是我突然回到了一个狂放的世界，一个男性已经迷失，而女性一直都不知道所在的世界，所以女性没有迷失。在她们的身后，是黑暗，在男性的身后，是扭曲的现实，谎言……女性的沉默使任何陷入其中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混响，而对男人来说，这种黑暗不再存在。”

尽管《娜塔莉·格朗热》创作于1972年，比上文采访时间早一年，但片中所表达的观点却非常相近。首先，这部电影是关于沉默的政治的，这是女性在面临破坏性的男性驱动之下所采取的策略；杜拉斯在影片中有力地展示了危机如何可以不通过词语而解决，而这种词语，是男权文化下的，只允许男性的行动和解释。第二，这部电影的形式本身也表达了这种政治观念：影片的大部分都是以默片的方式拍摄的。杜拉斯依靠镜头的剪辑和蒙太奇手法以及框架的构建表达了自己的含义。杜拉斯对影片的音乐处理审慎，多采用对位式的，从而使得音乐更加形象化。杜拉斯使用的先锋的电影手法是克里斯缇娃推崇的，但她采用了新的方式，即试图通过否定和中断（拒绝传统）超越人们熟知的“现实”表现。《娜塔莉·格朗热》如同一首诗，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聚集在一起，每一次的重复都增加了其象征意义。

影片开始于一系列场景，来自于影片的各个部分，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关系，这种方法在影片贯穿始终。杜拉斯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在不同的点穿回忆或者幻想。这种手法的目的是把观众从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时空观念中解脱出来，将观众置入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识之中，一种不受僵化的因果关系束缚的意识。

影片讲述了一个下午，发生在格朗热家里的故事，全家人要为8岁的小女孩娜塔莉做出决定。刚开始，父母决定将她送到另外一所学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解决方法——这里重要的是，新的决定不是理智分析得出的，即不是通过线性的、合目的性的语言得出的，而是从女人们和孩子们的非语言反应中得出的，特别是通过音乐的含义和象征意义得出的结论。

这种重复出现的主题取代了传统的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创造了另一种结构，一种一致性。在这种结构中，充分强调什么才是女性的情感生活最重要的东西。不断重复出现的女性声音，讨论着学校中孩子的任性和暴力行为，反映了伊莎贝拉·格朗热对女儿深切的关注。这个声音虽然在技术上是女性的，但实际上它象征着已有的男性话语权：冷酷，无情，机械。时间的维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孩子被学校开除了。

杜拉斯的镜头重视女性内心世界与男性外在世界的分离，房子—街道的对立成为人类的两种不同状态的象征，代表着现实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镜头连续出现了女人盯着窗子或窗外的画面。影片的开始，丈夫在屋子里。随着镜头扫过餐桌，可以听见他谈论娜塔莉的声音。伊莎贝拉的反应很安静，其他人——她的朋友和其他的孩子们沉默地坐着，面无表情。之后，孩子们上学去了。很快，通过窗子看到了丈夫穿过街道，打开车门，突然从屋子里消失了。女人沉默而沉重地用缓慢而刻意的动作清扫桌子。窗外可以看见花园，但一切都悄然无声。黑猫打着哈欠伸懒腰，象征着静止和时间停止的感觉。女人们一起创造了另一个空间，她们行动相似，很少说话，但非常和谐。她们不需要话语来了解彼此的感受，在做各自事情的时候，她们完全能够意识到彼此的存在。

在影片的最后，当伊莎贝拉撕碎了娜塔莉的书，打电话告诉学校娜塔莉不会再去上学的时候，这是整部电影的高潮。因为，伊莎贝拉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来反抗男权制度：拒绝把孩子送到任何学校。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女人和孩子将面临的是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未知的世界是以非语言的形式到来的，不是通过理性分析和词语达到的，而是通过直觉、沉默、被动而达到的，正如杜拉斯几年前谈到的嬉皮士以及之后女性所面临的政治上的困境一样。

杜拉斯的电影中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女性压抑的本质以及如何解决。对杜拉斯来说，用以压抑女性的主要的武器是男性主导的语言以及背后的男权文化。一旦女性理解了这种压抑感，她们可以选择沉默作为反抗男权统治的策略。对杜拉斯来说，沉默成为进入文化的手段，它创造了一个裂痕，通过它有可能使女性的地位发生改变。

语言是改变的工具。如果我们相信已有的象征体系，对女性来说，改变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如果语言只是作为压抑女性的工具，一旦认识到了它的压抑本质，我们就可以开始改变。如《娜塔莉·格朗热》所揭示的一样，语言是机械的工具，男权统治通过它发挥作用，遗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进入其象征体系的途径。

注释：

① 埃莱娜·西苏：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

② Jacques Lacan，1901.04.13—1981.09.09，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mirror phase）等学说对当论有重大影响，被称为自笛卡儿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在欧洲他也是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意和影响的思想家。

[参考文献]

[1] [法]阿兰·维尔贡德莱.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M].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2] 王晓英.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3]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M].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李高华（1970—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艺术学硕士，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表演理论、戏剧美学及比较戏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