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在搜集整理《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和《张元济诗文》之后，1985年，汪家熔写出了《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以下简称《建设者》一书）。2012年，年过八旬的汪家熔将其大幅修订更名为《张元济》，被列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之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从当初的20章15万字，到今天增至29章36万字，从当初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的时代语境中反思与深化“对时代和民族的认识”（《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到今天在出版产业体制改革大发展、推动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交椅”，汪家熔的张元济传记充分反映出后出转精，“时复改定，老而益进”（顾炎武《日知录》）的学术追求，也体现出当下张元济与商务馆史研究在文化学术语境变化中的日益深化。

1　在更深广的视野中认识张元济的人生选择与文化贡献

像诸多修订本著作充分利用新出材料一样，《张元济》充分利用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张元济全集》等诸多新文献，吸收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增补了不少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记自觉地在更深广的视野中来审视张元济作为近现代出版家的人生选择与文化贡献。

《建设者》首章叫“只能从少年时讲起”，《张元济》将其修订为“诗书传家久，积德家运长”。皇皇数十万言的《张元济年谱》收录《盐官张氏族谱》等有关材料，使读者可以借此充分了解张元济手书“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意义。这种联语所体现的固然是寻常的社会观念，更是在叙述与强化海盐“吾宗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家训）的家族信念。这种“影响的焦虑”，也是我们剖析与理解张元济一生出版活动的钥匙。汪家熔上溯海盐张氏与读书、藏书、著书有关的历代知名学者，包括始祖南宋九成公、明代始迁祖其志公留生、十世祖太白公奇龄、九世祖螺浮公惟赤、七世本生祖芳湄公、六世祖宗松公等。尤其是分析了九世祖螺浮公以直言敢谏称著于世、《入告编》三集传世、致仕回海盐拓旧居为涉园（以“涉”为名，“既以体若考作室之心，且以示启后人继述之义”），可以见出一门家风对张元济职业与志业潜在的影响。除此，汪家熔还注意到同为仕宦的九世祖螺浮公将奏折汇编为《入告编》刊刻而八世祖亭公无著述传世这一现象，他分析其原因在于两人所处时代不同：前者生活的清初顺康时代，满清对汉臣还有使用之意，在人格上还没有过分打击的做法；而后者则生逢文网日严、读书人不得乱议清家之事的雍乾之时。书中还提及，江浙的校勘大家吴骞、鲍廷博、黄丕烈等都曾到涉园借书参考，直到太平天国时才散落，由此也可见出清代江南书香世家经太平天国一役而遭重创的一个历史侧面。

在介绍完张元济家世、戊戌前“探索寻觅的十年”（1891—1902）以及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这段“前商务”经历之后，《张元济》特意新增“说说为不朽的古代出版”一章，以此说明古代出版与近代出版本质的不同及此嬗变过程中张元济的意义。出版是社会生活的记录，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影响着出版活动的性质与目的。在传统社会“三立”价值观支配下，以不朽为目的的出书活动占了古代出版物的大部分。但这种活动悖离出版的基本目的——传播。甲午一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唤醒”，产生了推动社会文化、社会进步的市场型出版。西学书籍成为大家新的关注点。由大量个人著述到兴旺的西学书籍，由追求个人不朽到为社会进步服务，出版由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渐成为一个与古代出版有着本质判别的行业，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文化追求与思想境界。在民族危机面前，出现了一批不再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读书人，他们自觉地利用出版工具为改变中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出版因此进入与古代坐而论道、仅为一己之不朽而立言完全不同的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尖兵；到了现代，出版更是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这些特点，正是因为在近代这一封建制度崩溃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思想增长的社会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家所体现出的新质与重要突破——张元济等正是其中代表。同时，出版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性经营：只有经营性的出版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其中最善于经营者，正是商务。这种认识，汪家熔在其《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亦有深入论述。汪家熔认为，从出版活动的目的看，古代以官刻、家刻、寺庙刻为主的追求文化的出版印数极小，无法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因而未能成为一种经营活动与产业；以坊刻为主的追求利润的出版虽然满足了担负社会基本文化需求的任务，但其主要在于翻刻已经热销的成熟作品，很少增加社会信息量，对文化的贡献有限。两者中都找不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成分。追求文化的出版与追求利润两类目标的错位，导致古代出版的局限。明末以来的徐光启、王韬等人，石印书局、官书局的出版活动将传统出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但其出版物从意识形态上讲并没有达到资产阶级出版的高度，主要表现为未能充分通过组稿活动将可能的社会著译力量变成现实的著译力量，充分体现出版人的主动性，因此只是“近代出版人的先驱”。晚清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在对张元济关上通往庙堂大门的同时，却为他提供了另一处朝向民间、顺应时代、更为开阔的公共空间。关于张元济加入商务，汪家熔以史料批评夏瑞芳误买劣稿、以350元月薪请张元济加盟的讹传，明确指出张加入商务更具有主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张元济运用资本改变商务的方向，使其成为践行自身思想、体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从1897年至1901年以英语课本为主，到1902年张元济加盟后以社科书、文学书为主，再到1903年中日合资后全力从事教科书的出版，三个不同阶段，由三种不同资本所引导，期间张元济的资本曾经左右商务的出版方向。以明晰的历史意识审视“近代出版”的新变，使得我们更易于在历史变革的大背景、广视野下，高屋建瓴地认识到以张元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群体，既继承中国文人固有的关切国家民族命运这一传统，而又通过出版这一工具将其推向极致的历史性文化贡献。

至今大多数张元济传记，多集中于对其出版贡献的评述，而对其一生丰富多彩的其他言行功业，有着程度不一的忽略。其实作为一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大时代变化中自甘退处民间边缘的张元济，由官而民，从儒到商，走上了市场与知识相结合的道路，但一直葆有浓厚的政治关怀。《张元济》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与发掘。新增“心系民众”一章中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元济曾向当地政府抗争以所谓“滥杀”之名而禁止“胎羊皮”；抗争为建设公路而乱拆家乡民房；为家乡的普通教育经费奔走；曾就美国棉麦贷款事致长信于行政院长汪兆铭，以近四千字系统批评了政府的腐败、不作为和因噎废食……尤其是新设“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一章，详细剖析1897年农历三月廿五张元济复汪康年回信中“力顾大局数策，极为有见”四条所体现出的“赂要人，使同志能办事者速得大权”、“结外援”“捐道府”等激进主义思想。按汪家熔的说法，这个计划风险极大，“被泄露是要被满门抄斩的”，但这是研究张元济人生的一个段落、一个绝不能忽略的方面。“从先生以往和后来的活动看，他似乎是非常谨慎和稳妥的，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去设法找能办事的同志用贿赂的方法获得大官职位，再进行某种在当时为国家所不容、而不可告人的事。要‘结外援’；对陌生人中的有心人[要]‘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恰焉，终且为我所用矣’。……现在，社会巨大的变革已经有好几次了，今天谁也不敢去追究菊老对清廷的不忠而给予惩罚，而是应该褒扬菊老在清季，对如此腐朽、对外臣服于外国侵略者，对内为满足外国侵略者的需索而加重压榨、剥削百姓的朝廷具有促其变革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菊老的变革思想，与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兴中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不约而同，稍晚两年多一点时间而已。”（《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89-290页。）汪家熔对张元济多次致信盛宣怀信，在时局动乱纷扰之时鼓动其取得分外实权的做法进行了深层发覆，认为“除致汪康年信外，张先生致盛宣怀信，应该承认是菊老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亦颇值得研究或记录”（《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90页。）1900年夏义和团起，东南各督抚联合在东南外国人士，斥责清廷向各国宣战诏为伪诏，抵制义和团向南方蔓延，是为东南互保。消息甫一公布，张先生即致书盛宣怀：“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　东南互保成功后不久，张又致信盛宣怀，直言“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之义……嗟乎，祸患至亟！事变之奇，固非寻常举动能支此危局也”——按汪的说法，这是“国家危急时的非常手段”。汪并指出，“八国联军”进犯时，张曾向盛宣怀建议“至各国调兵，日本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余之地步”；又从大局出发，放弃对袁世凯的看法，建议支持袁氏。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元济认为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重要契机，三次致信盛宣怀陈述利害与干预的方法，并“窃欲为宫保效一得之愚，不知能许其进而面陈否”（《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92页。）……　已经全身心投身出版，当形势变化，仍分心于时事。从政治开始，而终不能忘情政治，汪家熔归纳为“元济迁谪余生，本不当再谈国事，惟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　1904年2月11日张元济致盛宣怀）一句。“在身受着政治不公的时候，还未能忘情家国，这就是他的家国情怀，也是爱国情怀。……菊老在忍受政治不公的时候，在一个不值得爱的政治笼罩下，对家国未能忘情，这就是他一生始终不懈努力的原因。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情是他终身行动的动力。”（《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93页。）汪家熔在后记中总结说，写作《建设者》时，重在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入手，剖析张元济从主张英才教育、关注专深教育、培养高级人才转而关注普及教育，“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投身出版的原因；对《修身教科书》等教科书，亦多从其思想结构、布局、文字技巧上着眼。而《张元济》，则以1904年2月11日张元济致盛宣怀第16信中“元济迁谪余生，本不当再谈国事，惟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为钥匙，揭橥张元济的人生动力正在于其爱国之心、家国情怀。

从追寻江南张氏世业耕读家风的“影响的焦虑”，到站在从古代出版向近代出版质变转捩点来审视张元济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自觉选择，再到剖析其无法舍弃的政治情怀，最终归结为“既生此土，未能忘情”这一爱国之心的深层动力，注重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和相关背景材料的挖掘，较之许多传记仅从出版家这一单向度视野罗列材料和叙述事实，张元济的人生抉择与文化贡献，在《张元济》中得到了更为深广的阐释。

2　从“高山仰止”到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

《张元济》后记中提及，作者1984年写作《建设者》时，被张元济的社会贡献和品德所感动，多是高山仰止的心态。针对传主描写不全面的毛病，商务原开封南阳分馆经理陆廷珏曾向汪家熔直言读后感：“人生不能一路皆顺利的，亦不能完全是优点而无半点短处的。隐恶扬善，不能只强调善的一面，否则便不能算实事求是了。”（《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354页。）在今天，对张元济作为“近代出版第一交椅”人物的崇敬与追慕，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膜拜。与《建设者》“高山仰止”不同，在《张元济》中，汪家熔固然有满纸“菊老”的温情与敬意，但也有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

对张元济的人才管理实践活动，汪家熔对其以自身榜样养成商务先公后私、轻利重职的清风正气，作出高度的弘扬，但亦有其理性看法。比如对张元济的律己之严，作者引用亲闻吴泽炎所说：“张菊老之要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处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320页。）汪家熔甚至用“异化”二字来形容“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异化：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一章中感叹：“说菊老的异化，还有很多材料。譬如作为一个四千多人的单位的实际第一把手，他还做一些你很难想象的事。譬如，在他的日记上记：1916年8月23日‘[高]翰卿言，闻人言，各部长言干涉太多，不能办事。余答言，甚不愿干涉，但不干涉则办事与否从何而知。’商务印书馆一个部长是很大一个干部，他们手下有很多人，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普通用人习惯，干涉太多让他们把自己的脸面放在何处，如何在下属面前工作。菊老都不管，招致很多干部对他不满。又，1917年4月16日‘分馆项’里记有‘在家复看各馆考勤表’。商务印书馆有几十个分馆，每个分馆至少有十多位职工。菊老不仅要看他们的考勤表，而且看了后还要带回家再看一遍！辛苦不辛苦。他完全变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奴隶，——他进商务印书馆原本是想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27页。）

《张元济》对传主最为集中的批评，在于对其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对于张元济影印旧籍这一无上功德，汪家熔通过对影印程序的繁杂解释，以“看似容易却艰辛”一章来论定。“闲暇与情操”一章中，全文第一次发表老商务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一文。胡文楷长期贴身协助张元济影印古籍。这篇写于1959年的回忆，叙述细致，“”后由吴泽炎交给汪家熔，大有助于我们了解张元济在辑印古籍方面的敬业精神。尽管如此，汪家熔对张元济主持影印、用力最劬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禀持自己理性的批判性看法。《建设者》对《百衲本二十四史》未作批评；而《张元济》则费言近万，指出张元济对宋版书的推崇、古籍整理的缺点。汪家熔通过大量史实，并利用国图藏黄善夫刻本《史记》与标点本抽对，批评张元济和商务利用读者不清楚正史版本历史，祟拜“书贵初刻”，遂混淆古本与初刻之别，大力渲染古本。而在印刷时，又“以意酌定”，偷偷依据殿版大量改正古本错误。为了商业上不败于咄咄逼人的中华，“为保宋刊之声誉免外人之指摘起见”，张元济私下违心地对宋本错字加以描润校改、扬善隐恶，有违影印古籍之原则，这是其败笔。“所选母本不是全精，不能全超过所批评的殿版，问题本不大，但‘为保宋刊之声誉’（！）保一麻沙本的声誉而改动，问题就比较大。是为古人掩饰，佞宋。”“这样做不能说是明智之举。自然改动后在校记中说明也是可以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各史均附有校记，但因为‘为保宋刊之声誉’，《衲史》所附校记一反通行习惯，不是指出本版之具体缺点和改正或应改正各字，而是批评殿版之疵戾及表明‘百衲本’所采用母本之好。这就对读者在读本版时缺少帮助而‘迷于所向’了。”（《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284-285页。）于此，汪家熔对王绍曾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刊记》的做法，以及其论说张元济“既据宋元旧本影印，复校以众本，折衷至当，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以定本行世，又何尝不可。且所改之字，均一一见于校纪，原本究属何字，读者不难明其底蕴。然则《衲史》之可贵，盖在兼具校本与影印本两者之长，当非浅学者捃摭各本侈谈是非者所可比拟也”（王绍曾《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正理缘起》），亦提出明确的异议。对此，王绍曾先生曾撰文回应。汪家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写过《二十四史250年版本史》长文（见《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这种思考，是他一以贯之深入考索的结果，也体现了他禀持史家风格、不为贤者讳的态度。应该说，这种“异见”，无损于张元济之伟大，而有助于从历史情境中体察其局限性。

3　出版人物传记的观照现实与史鉴作用

《建设者》所属的《走向未来丛书》，与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等知名人文社科丛书，在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氛围中给一代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其丛书名，就可清晰地见出上世纪80年代整个人文社科界集体反思历史，与未来对话，以便阔步向前的价值取向。历史研究，总是指向现实的。史书绝不仅仅是故纸堆的爬梳。出版史的研究，固然首在其学术性。但在学术独立之前提下，以史为鉴、观照现实，仍是史著的最高境界。尤其是近代出版史，如汪家熔数次提及，还有着去今不远，如司马迁论史所谓“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的鲜明特点。在当下出版产业体制改革大发展，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开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全新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出版史的研究，往往更意味着有着隐忧的当下关联性。在此语境下修订的《张元济》，常常可以看到作者主动观照现实、以史为镜的自觉意识。

刘杲序言《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中提出今天再读张元济，“一，学习他忧国忧民，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二，学习他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从根本上造福人民”；三，“学习他发展出版，建设文化，攀登民族文明高峰”。这种“宏大叙事”，在今天的出版人听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刘杲发出三问：“对比一下，我们做出版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还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这个根本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相形之下，我们现在出版教辅，一心发财，不惜粗制滥造。铺天盖地的教辅，出版单位敢出，教育单位敢用。这种思路，与张元济当年出版教科书的思路如何比较呢？”“优秀文化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是浑然一体，而不是两张皮。这与目前出版界流行的唯利是图、拜金主义，难道不是大相径庭？”他的结论是：“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做出版与张元济有很大差距。这差距不仅在出版项目的选择和策划上，不仅在出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不仅在人才培养和事业经营上。最根本的差距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张元济的出版境界，可能至今无人达到。”（《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刘杲序《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第1-3页。）汪家熔在书中几次表示对刘杲所论的赞同。在增订本后记中，他提到自己与刘杲先生聊到的一个难求答案的问题：“[今天]能不能复制张元济？能不能复制邹韬奋？”“毫无疑问，逻辑上今天应该是绝对肯定的，但事实或许并不一定。然而，更值得研究的是菊老的动力来自何方。这应该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学习，也是我们研究、褒扬菊老的基本目的。”（《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355页。）

除了出版人价值观上的自觉追问与接续，在出版业的践行与经营等具体做法方面，《张元济》中也多有言近旨远的“借题发挥”。如对于早期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建设者》一书仅简要述及，而新版则以较翔实史料，以董事会名单、董事会报告中所述“用人、行政一归华人主持”、“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聘用日籍职员可以辞退”以及盈利高峰期根据中方要求收回日股等史实，说明“在我”的合资方式；并以精确的日股投资及获利表，说明合资后“资本既增，规模渐扩，利益与共，办事益力。自是以来，吾人经验渐富，技术渐精”（《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93页。）这一双方获益的结果。打破垄断、倡导竞争、做大蛋糕、国际合作，在今天产业化、国际化背景下的出版人看来，尤其会体悟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启示。再如关于商务在五四前后陷于落后潮流的被动境遇，后人多责其保守。但当时新潮流到底形成多大压力，往往人云亦云、语焉不详。《张元济》通过1911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地字号书目》（即商务用以备编辑参考的洋装书藏书目录）、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第四科编印《上海市书店调查》调查结果以及《民国时期总书目》等书目，真实细致地反映了五四时新文化思潮与社会状况……这些都给今天的出版人如何掌握文化思潮与出版业之间的共振关系，提供了新的启迪。

从上世纪80年代开风气之先研究张元济，到今天仍不断思考、修订，汪家熔的张元济研究在某一具体观点上或有可议论之处，但其沉潜的坚持值得今天的出版史研究者致敬。从1980年代在“走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回望“大动荡时代的建设者”，到今天出版产业化大发展背景下平心静气地思索“张元济能不能复制”，出版业后人总在不断的考索中走近前辈，前辈也总在不断地给后人提供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

（《张元济》，汪家熔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440页，定价85.00元。）

（收稿日期：2012-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