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是拍摄的灵魂

动物园里的动物和野生动物不一样，尤其是眼神不一样。能看出这样的区别，没有切身的体验不行。其实张词祖在野生动物的眼中，是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类应该如何善待野生动物的种种可能。500mm的长焦距镜头对于他来说，是走近野生动物的一种可能，也是走进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可能。动物园的工作为他和野生动物对话奠定了基础，野外工作经验提供给他丰富的知识背景。这在他们老一代摄影师里面并不稀奇，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野生动物，继而开始拍摄，他却由此迷上了生态摄影，不仅自己拍摄，同时也将长镜头交到了儿子的手中，让一种精神、关怀和信念能够延续下去。动物的眼神有多少丰富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张词祖的野生动物摄影，延伸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我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出什么意外必须能顶上去。毕竟青藏高原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虽然以前没拍过什么照片，但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必须要完成!”我第一次拍摄野生动物的经历是在这样的宣誓中开始的。

那是1979年，为出版《中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画册》，我带着两个摄影师往青藏高原进发。当时我已经在上海动物园工作了十八年，并且有过一年在青藏高原搜集野生动物的经历，但是对于摄影这个行当，却完全是个外行。当时我40岁，两个摄影师分别是30岁和35岁。

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当时我们最大的目标和愿望就是能够完成上面交待的任务。毕竟，青藏高原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地去的，我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两台借来的海鸥相机，一个500毫米的铁筒长焦镜头和一些从电影制片厂要来的多余的片头胶片就是我的全套装备了。

不出所料，在海拔3500米的祁连山下，还没干上一个星期，一位摄影师实在吃不消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和过多的体力消耗让他无法再出去，他把一台最差的海鸥相机交给在当地的一个战士，让他去山上拍动物。拍回来的片子可想而知，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没有长焦镜头，画面里的动物也小得几乎看不清楚。坚持了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一个人回去了。

另一个摄影师跟着我继续前进，到了昆仑山脚下，那里已经是海拔4500米，车子勉强从河里爬过去，几乎要散架了。摄影师，连带随从人员，进了帐篷就不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无论如何我都要顶上去了。

那本《中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画册》，绝大部分照片都是在动物园里拍摄的，但是上级要求这本书里的照片至少要有百分之十是在野外纯自然状态下拍摄的。理由也很简单，只要你把动物园里的动物和野外的动物做个比较，就能明白了。不光是野外的动物毛色更鲜亮，身体更健康，就连它们的眼神都不同，特别是鸟类，野生的和家养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动物园里的动物就像是家畜一样，没真正接触过野生动物的人是不会了解的。

在青藏高原工作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每天都要爬雪山过草地，大伏天的7月会忽然下大雪、冰雹、闪电、打雷，晚上零下几度，白天20多度。骑的马也要不断地更换，3天就开始掉膘，肋骨都能看得出来了。

这时，我在青藏高原搜集动物的那一年积累的经验显露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动物的习性，知道怎么能够找到它们，又怎么能够拍摄到它们。比如拍岩羊，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它们只觉得很激动也不知道怎么拍，想要跑、追，但那是海拔5000米的山口啊!高原上不能跑，一跑就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喉咙干裂，小便失禁，再跑就昏过去了。有时候我看到野生动物就控制不住自己，就要追，但是那样不行。岩羊跑到山顶上通常会停下来回头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惊动了它们，这时大概会有十几秒钟的时间。于是，我看到岩羊往山上跑，就停下来，坐在地下，后面靠着石头，相机朝天，瞄准好不动。等它们到了山顶上回头看的时候，按下快门。因为我不知道曝光数据是否准确，所以加一档曝光来一张、减一档曝光再来一张。没有三脚架，高原上又不能屏息，装了500毫米长焦镜头的相机非常沉重，根本无法稳住，只能依靠活塞上止点的原理，在镜头落下的一刹那按下快门。这些经验和技术，都是和摄影无关的，靠的是以前当兵射击的经验和后来十几年在动物园第一线工作的积累。

还有就是藏羚羊。它们跑得比马还快，我问猎人，它们怎么不上山?他们说，那些藏羚羊绝对不上山，它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对着你冲也决不躲着你向山上跑。所以我们就把它们围到山脚下，它们就开始冲着我们跑过来，所以我拍出来的藏羚羊都是对着我们飞跑过来的。

再有就是藏野驴，跑起来绝对不比车子慢。但是藏驴是父系社会，一头公驴带着八九头母驴。你惊动它们，它们不会马上跑，公驴会围着母驴跑一圈，确定方向后再带着驴群跑。这样我就尽量不惊动它们，在坡下面离它们50米远的地方转，把马安顿好，准备好器材，等喘好气，平下心来以后，这才探出头去拍摄。如果它们正在生小野驴的话，是不会走开的。它们生小野驴都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生的话会冻死。它们看到我远远过来，公驴会先跑开，后边跟着母驴，但是不会跑远，我们就可以过去拍驴驹，甚至还可以与驴驹合影。等我们稍微离远一些，母驴们就回来舔小驴了。

必须要掌握好动物的习性，摸清它们的活动路线和光影效果，才能拍出好照片。灵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摄影技术和关于动物的知识部是后天学来的，必，而三者结合才能成功。

其实，在那个时代，真正拍摄野生状态下的动物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动物的影像大都从动物园而来。如果要在野外把动物抓到后拍，却很难得到理想的照片。因为它们在镜头里的姿态部是不正常的，没有野性感觉。

在青藏高原的4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大自然非常伟大，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而已。一望无际的喜马拉雅山，对城市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多的磨难，几次死去活来之后，切身感悟到，人有多么渺小。我想拍摄的就是这样的大自然。

1979年，完成了画册拍摄，我又回到了上海动物园。就是这个契机，确定了我以后选择的这条摄影的道路。这也是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的一部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考虑，要教育公众和我们自己，要为自然说话，要为大自然中的生灵说话。

但是动物的宣传不光是一张照片就能做到的。在动物园里拍摄是最简单也是最肤浅的拍摄。那里无法表现野生动物原本的行为和姿态，而且野生的栖息环境在动物园里无法看到。

所以，能让公众看到在动物园里看不到的野生动物真实的生活和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摄影，当然文字也可以表达一部分的想法，但只有影像的教育才是最直接的。

我们的孩子从一岁就开始看图识字，图片是特别直观的东西，但是现在书店能看到的动物方面的书，多数是国外的，特别是非洲的，搞得现在城里的孩子都觉得，说到野生动物就是长颈鹿和犀牛，还以为中国的动物只有猫和狗，以为只有国外才有动物世界。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有很多野生动物，也就缺乏什么是野生动物保护或者自然保护的概念。他们好像是在一个封闭空间长大的温室里的花朵，基本伦理观也就缺乏了，觉得人类就是主宰，所谓的世界就是城市，世界就是高楼。实际上，大自然是非常广阔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这些摄影师的目的就是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要用自己的镜头让公众知道和看到，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的动物，而这些动物，也有它们的生活。要让公众知道世界不仅是我们的，也是大自然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要知道保护大自然，爱护生灵。这，大概就是我们生态摄影师的使命。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张斌也开始对野生动物产生兴趣。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玩大的，所以，对野生动物非常热爱。他读了工程技术学院的摄影系，毕业以后在上海野生动物园作了一年动物摄影师，现在是个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了，他从18岁开始从事野生动物摄影，以前是我的助手，从去年开始，我变成他的助手了，现在他又在攻读生物系，我手里的接力棒总算也能交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