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元悖论”的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2022-08-19 04:00:43

基于“三元悖论”的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论文首先简要介绍“三元悖论”的主要结论;继而对中国经济中的“三元”,即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及人民币汇率制度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从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区域化等方面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三元悖论;金融安全;资本流动;人民币区域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93—04

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得兼的矛盾。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中的“三元”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决定中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因素。从“三元”角度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研究如何在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元悖论”理论简述

1999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出,宏观经济通常有三个目标——以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以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各国最多只能达到两个目标:要么放弃汇率的稳定性,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要么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甚至像欧盟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要么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不可调和,同时最多只能实现两者。

二、中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

(一)发展过程与现状考察

1.资本流动

(1)资本和金融账户逐步开放。我国于1996年12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的第2、3、4条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步伐,初步形成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流入已达到相当规模;二是对外资本输出逐渐增多;三是利用外资渠道多元化,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从最初的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如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扩大到境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境内发行外资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

(2)大量隐性资本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隐性出入现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1996年到2008年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余额4次为正、9次为负,2001年以前都保持负值,存在隐性资本的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扩大,其数额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在我国面临资本流入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该数值依然连续两年为负。

2.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4年-2005年,我国实质上是以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长时期保持在1美元兑8.27-8.3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3月1日,央行宣布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原则。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根据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发展,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出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具灵活性。

3.货币政策

我国1994年后的货币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7年。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对付通货膨胀。第二阶段,1998—2002年。我国经济出口量开始大幅下降,总需求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货币当局转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货币政策转为紧缩性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等。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自由化的推进,为维护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强烈冲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发生了几次明显冲突:1994—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与人民币缓慢升值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迅速下降和抑制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投资过热的冲突(2005)。

(二)发展趋势考察

1.资本自由流动趋势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势不可挡,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目前我国资本项目还存在着一定管制,这与经济、金融自由化深化的趋势相悖,也产生了严重弊端:妨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扭曲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逐步放开,而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会在未来中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资本自由流动加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2.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是这一过程相对缓慢。在资本自由流动日益加快的客观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存在制约。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制约。二是货币政策的部均衡目标难以实现。特别是在这几年宏观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的弊病表露无遗。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限制。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外汇储备的波动将造成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将减低。因外汇占款而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般会进行“对冲”操作。在控制汇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下,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与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2010年6月,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新闻,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被认为是中国重启汇率制度改革的信号。尽管人民币汇率不会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但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和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将继续深化。

3.人民币区域化势头明显

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公布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企业和银行对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需求不断增长。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新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则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化会明显加快,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序推进。央行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同时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旨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从“三元”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

(一)资本流动与中国金融安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国际过剩货币供应量时刻在寻找出路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诱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早已成熟,这些资金在那里很难找到获利的机会;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刚刚放开资本市场的国家将成为这些游资追逐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势在必行,开放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如果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吸纳骤然流入的巨额资金,大量投机性很强的套利资金流入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以牟暴利会引发市场动荡,给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我国尚未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资源和流动性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反而很可能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

(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中国金融安全

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更加困难。尽管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甚至严格管制,但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不可低估,而且我国逐步放松资本流动管制的趋势不会逆转。在资本账户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趋稳的条件下,根据“三元悖论”原理,货币政策独立性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货币政策这个主要的经济金融政策工具丧失了独立性,那么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失衡问题就少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手段。特别会对银行的脆弱性产生影响。因为,银行业开放对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清偿能力,如果东道国的当地银行相对缺乏效率和资本,会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金融安全

1.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实体经济

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汇改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在双位数以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趋于灵活,货币政策也取得显著效果;国有银行改革也加速进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具有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特征,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实体经济波动会相当明显。2008年起,受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出口额下降。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达20.9%,其中出口增长19.3%,11月起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进、出口双双逆转为下降,2009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出口额回落导致大量企业减产甚至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报告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出口大户纺织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超过1万家,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实体经济的下滑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进而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现有外汇市场体系在交易品种和规模上都远达不到避险要求。二是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1.48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元及美元面值的债券,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问题也浮出水面。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三是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出预期,出口企业能把以美元计的成本提高转嫁到更高的产品价格上,那么出口需求将会降低;如果出口企业无法转嫁成本,那么其利润率将会受到挤压。这两种情况都将抑制出口部门产能的扩张,也将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如不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一定风险。

(四)人民币区域化与金融安全

1.人民币区域化微观经济基础薄弱

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需要牢固的微观基础。人民币区域化要求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刚起步。人民币区域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更多的风险暴露。人民币一旦实现可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可自由出入,在企业和国民缺乏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2.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即将全面展开,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解决的是贸易便利化问题,资本及金融账户交易的人民币结算解决的是投资便利化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数量增加,频率升高,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越来越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就越大。二是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后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当这种债权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海外持有的规模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国央行在海外的信誉、宏观调控能力以及金融监管的信心。二是货币供应量能否再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考虑。因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大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这部分资金将更多地随着境内外、本外币的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变化而流动,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发生变化。三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这两项措施实际是相互关联的:从短期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扩大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降低了汇率风险。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带来契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人民币趋于市场化及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测算,有利于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全面展开;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的增加又会使人民币实际需求量及供求关系更加显现,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3.人民币区域化需承担的国际责任可能过重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开始,但人民币要迅速成为世界货币多极化中的一员还不现实,即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多极化中的一员,也不会像美国那样能取得铸币税等好处,但却要尽到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需要由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大的综合实力作为支撑,目前我国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过分地渲染人民币区域化,可能会引致人民币区域化的努力陷入歧途,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更警惕或打压中国经济的崛起,并过早地向我国提出我国短期内无力承担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反而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我国经济中的“三元”: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可见,在资本自由流动趋势不可逆转,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意义重大的前提下,根据“三元悖论”原理,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风险,对中国金融安全造成威胁。为此,必须在完善经济发展所需的微观基础的同时,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注意利用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防范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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