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合作教学的课桌哲学

时间:2022-08-19 04:57:31

小组合作教学的课桌哲学

[摘要] 秧田制教学的课桌摆放遵循的是矩形原则,它体现了教师在知识授受中的中心地位。但在小组合作教学中,课桌摆放从矩形转变成了六边形。课桌形制上的变化意味着课堂教学中权力、知识与身体之间关系的调整。小组合作教学涉及的不仅是课桌形制上的改观,更是一个课桌哲学的问题,其背后预示着教学观念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 小组合作教学;课桌哲学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度推进,仅仅满足于教材改革与课堂认知方式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的文化创新是下一步需要重点考虑的。这其中就包括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小组合作教学在许多中小学校已经实施多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主要以六边形课桌形制为分析对象,探讨小组合作教学的课桌形制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教学观念的变革。

课桌的重置:

从秧田制教学到小组合作教学

在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教学中,讲台一般象征着课堂知识的来源和教师的权威形象,教学主要依靠教师对教材的知识传授来进行。在矩形课桌形制的教室中,一进门就能看到讲台和课桌的严肃对峙。讲台作为知识的发源地,处于中心化的地位。这是应试教育的课堂伦理学的强制教义:前面的就是中心的,教师的就是中心的。从物理空间的常理来说,讲台本来不是教室的几何学中心,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心,是因为它是知识的来源,进而成为学生课堂视觉的交汇点。学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板与讲台,听老师对知识的讲解,这是课堂权力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讲台的中心地位在整个教室的课桌摆放及其形制关系上一目了然。作为讲台的主人――教师,同样也是分割教室空间的主导者。教师的权力借助讲台的权威弥散在教室的每个角落,学生只是被注视的对象。对教师来说,学生的座位排列是一门精细的学问。教师会考虑,什么类型的学生坐在一起能够起到教学管理的作用,进而有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一般而言,评判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是考试成绩,教师依据成绩与课桌对学生进行分类和管理,这些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内化,成为课堂精神分析学中心照不宣的集体无意识。

秧田制教学与小组合作教学都有小组,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以六边形课桌为基础的合作小组,重在团队学习与探究,强调知识的生成性与创造性;而后者则是以矩形课桌为基础的行政小组,注重知识的预成性与授受性。在秧田制教学中,班级一般由3-4个行政小组组成,小组又由5-6对“同桌”组成。班级的日常行政管理主要依赖于班长、组长与课代表等层级化的人员;在知识授受与作业管理上,各学科的课代表听从于各科教师;在思想与德育管理上,小学有少先队组织,初中以上有共青团负责,以保证学生的思想在正确的政治轨道上。在班级内部,对课堂纪律的要求主要是规范学生的身体姿态,使其保持统一,以便于学生认真听讲;对文本作业和课堂发言程序化的管理主要是为了考试化的知识服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秧田制教学以教师的讲授为核心,教师通常会直接给学生讲解所谓的真理性知识。而在小组合作教学中,“小组合作即以小组为团队,以小组成员的合作性活动为学习形式,以学生获得个性化发展为目的,以小组目标达成为标准,以小组总体成绩为评价和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1]教师则倾向于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探究知识,变程序化的知识为商议性的知识。在尊重教师学科地位的基础上,学生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习过程更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诚然,小组合作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些非议,但都不是本质上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与评判小组合作教学的理念,以及对师生关系的对话性与知识生成的创造性方面的贡献。

从秧田制教学到小组合作教学,课桌的重置使“讲台”的功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从知识论意义上的课堂权力中心转变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功能性物件――置物台。作为置物台的“讲台”,从教室的黑板旁被挪移至与教室前门相对应的墙角。这样一来,“讲台”的权力中心地位就被解构了。通过小组合作,在自学、讨论、合作、展示、反馈等教学环节中,学生自始至终在自主性地建构知识。“讲台”与课堂知识的相关性不大,更与教学价值论无关,纯粹变成一个与教学技术相关的功能性部件。传统意义上的讲台的消失,以及黑板变成多媒体的投影仪,实际上腾出了更多的教室空间让学生从事活动与展示。

小组合作教学的权力、知识与身体

在学校教育的日常场景中,秧田制教室是一个布满微观权力及技术的场所。从学生的着装、发型、体姿,到班级文化建设的字符、口号、标语等,学生被微观的权力技术所包裹。当这种“权力―知识―身体”的关系被长期渲染为一种常态之后,它就被默认为知识论与身体美学的真理,即权力与知识通过身体来发挥持续且弥散的作用。在身体规训的技术里,“身体常常被统一化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具有公共性,它是权力发挥作用的表征,身体技术的另一倾向,是集体化的身体操控。”[2]在教室中,权力通过纪律、班规、学生守则、三好学生等荣誉来管理学生的身体,创造出听话、服从的个体。对学生来说,身体不单单是个体性的,而且也是公共性的,是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权力通过考试完成对学生身体的规训,人变为指定性知R的附庸。学生的身体一旦成为获得知识的手段,知识本身就变成了目的,那么学生将很难从求知中获得快乐。

从秧田制教学到小组合作教学,课桌形制的变化意味着教师和学生的权力分配的民主化,并把学生的身体从知识和权力的强制关系中解脱出来,让身体回归生活本身的状态,使快乐学习成为可能。身体是教室空间诞生的原点,“身体是一个原初的空间,只有在身体空间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设想并开创外部空间。”[3]教师不是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而要结合学生的情感体验给予引导和反馈。学生的想法越多,情感体验越丰富,课堂知识就越具有生成性。小组合作教学使知识变得活动化和情境化,学生可以通过身体各个部位去参与教学,通过合作表演等身临其境的方式去感受真实的知识,变知识的单向灌输为主动建构。由课桌形制的改变所带来了知识观、身体观、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在秧田制教学中,课堂纪律要求学生挺直地端坐,手规范地摆在课桌上,脚不要动来动去,眼睛目视前方等。许多教师认为,这种纪律对身体的约束,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获取知识,取得好的成绩。其实,这种课堂身体管理的技术与原则,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主义教学观的体现,这种教学观强化了文本性知识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和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了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在小组合作教学中,一般有自学、讨论、合作、展示、反馈等五个环节。学生与小组其他同学交流,可以用眼神、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等身体行为。在课堂上,学生不再是面无表情的倾听者,而是神采奕奕的参与者、知识的建构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学生注入了个人的感情和经验,特别是小组之间的竞争和比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这样一来,教学的过程就由教师传授、学生接受转变为师生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需要采用标准姿态端坐在座位上,甚至可以用各自觉得舒服的身体姿态,来参与教学的互动。在教学展示环节中,学生可以分角色表演,再现教材中的情境,实现情境教学。解放身体各个部位的小组合作学习,给予了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规避了秧田制下学生在课堂上做小动作的“不良”行为。让学生“动手动脚”地参与学习的舒展姿态,可以使学生释放激情,减轻他们的心理压抑,有利于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深度理解。

无论是“教师中心论”还是“学生中心论”,抑或是“教师主体论”与“学生主体论”,都是权力关系非此即彼的激进转化,无助于培养完整的人。实际上,主体或中心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中心论是不同权力主体话语博弈的结果。主体本是虚无的,由权力所建构的,为权力所服务的,因此,关于教师主体、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主体、学生中心的讨论就像天平的一边压倒另一边,无助于师生关系的平衡与民主。而小组合作教学更倾向于权力的平等性和去中心化,寻求天平的动态平衡。在小组合作教学中,提倡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让学生在探究中生成知识。

讲台的“中心化”与“前置化”的形制格局,对于师生的交流和学生的活动来说,都有一定的障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度推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凝聚学生的合作意识,因此,讲台位置及其在教室空间中的功能,亟待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从一个具有课堂知识的中心地转变为技术层面的置物台,让讲台“去中心化”与“去行政化”,剥离它的本体论属性。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意味着教师转让出了被权力赋予的中心化地位,有利于促进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和学生参与知识建构的积极性。在小组合作教学中,从学生意识上解构以讲台为主的权力性教室是构筑和谐、平等、诗意的空间的首要任务。讲台消失了,意味着中心化的教师也消失了,半圆形的教室空间更能彰显师生权力的平等性。作为知识建构活动的引领者,“教师走下讲台,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威风凛凛的统治者了,而变成了一位亲切可爱的大朋友,游走在学生中间。”[4]

不可忽视的课桌哲学

在学院派哲学日益世俗化、生活化的当代,哲学不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恰恰相反,哲学学科的存在恰恰需要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去支撑,去丰富它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哲学的必然是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学校教育的日常实践问题。如果说哲学就是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那么,不同教育哲学的根本差异就是看待教育世界的不同视角。换一个视角去重新审视司空见惯的日常教育现象,看到的极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教育景观,以及教育场景中人的精神面貌。

n桌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课桌、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由此将旁生出相应的知识观、身体观、权力观、师生关系等问题。在一个教室空间里,比如说秧田制教学与小组合作教学,同样是40多张课桌,对于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及所规制的课堂人际关系,就形成了不同的教学实践方式及其哲学。这不是简单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教育学的核心问题。课堂教学改革不可忽视课桌哲学,它与改革者的教育哲学与教育改革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从长远来看,秧田制课桌形制的“旧瓶”终归难以装盛课堂教学改革的“新酒”。课桌的重置及其形制的创新是必然的。

总的说来,小组合作教学与秧田制教学相比,有它独特的地方和不可替代的优点,深受许多师生喜爱,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难题,亟待破解。比如,课堂教学评价方面的难题、教学制度创新上的难题、教师综合素质提升的难题、区域差异性与学科适用性方面的难题等。这些难题有的属于小组合作教学内部的,有的则与学校教育的外部环境有关。在具体的日常教学实践中,小组合作远不止这些困难,还有许多其它的细节因素,如合作小组的学生参与度参差不齐,教师的教学民主观念滞后,教师过于注重小组合作而忽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小组内成员缺乏平等的交流等。尽管小组合作教学的推行有许多困难,但是它通过课桌形制与编排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学观念。探究小组合作下的权力、知识和身体的关系,可以加深对小组合作教学的本质的认识。小组合作教学下活跃的课堂氛围和激情互动的师生关系,为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小组合作教学需要课桌形制的变化,但仍需强调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教学组织形式上的改观,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甚至是人性观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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