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增长方式对我国汇率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成文和不成文地确立了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涉外经济政策，出发点就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其目的一是通过出口创汇换回国内不能生产的产品和技术：二是引进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25年来，在这种思想和政策的指导之下，我国的贸易和招商引资取得了较大成绩。我国已经习惯性地将贸易、投资和消费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为此，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和奖励措施，实施的结果是出现了经常项目下的长期贸易顺差和近年来出现的巨大的资金净流入。虽然近几年我国对这些鼓励措施进行了较大力度的适应性调整，但思维惯性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观原因。

一、我国目前的贸易增长方式

出口导向型政策贯彻的是以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为主导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它迅速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积累了发展资金，推动我国经济整体跃上新台阶。其贡献是巨大的，说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更具有活力。但近10年来这种粗放型贸易获得惊人的增长，且引起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威胁”论，“出口紧缩”论和“出口冲击”论等论点云集，成为引发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因素。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作用呈大幅下降趋势(但越来越多的短期资金流入是通过经常账户交易项目完成的)，资本顺差已成为主要因素，但粗放型贸易增长对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越来越明显。

二、粗放型贸易增长的主要表现

(一)我国出口产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

从贸易总量上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已占到贸易总额的55％。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5.5％、加工贸易占90％，IT类产品出口占96.2％。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8％左右。这说明，虽然近几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很快。但这只是反映出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低利润和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的机会。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仍然主要依靠外资企业及加工贸易，主要吸纳IT产业的转移，本土企业还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

(二)我国出口贸易品成本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

目前，机电产品出口虽占据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许多产品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有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而且以品牌为代表的外贸出口具有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等特点，是典型的以“量”和“价格”取胜。

(三)我国贸易部门迅速扩张并未明显带动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

我国在过去的10年中走的是一条贸易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外贸依存度2003年已超过60％。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如果出口拉动的部门扩张能够带动国内产业对进口的增长，那么，国际收支就可维持大体上的平衡。但我国贸易部门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如前所述，由于外资企业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且这些外资企业主要是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它经济部门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在一个高增长、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盈余正说明整体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落后，同时也制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巨大幻觉(即“升值泡沫”)，

(四)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

从出口方面看，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了量增价不增甚至跌价的现象，一是因为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仅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竞争，同时也面临着国内企业的自相残杀：二是因为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基本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或末端，其产业增值链很短，产品加工程度很浅，产品附加值很低，而且还面临着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障碍，很难在出口价格上得到提升。再从进口方面看，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原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本来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就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我国进口需求的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材料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既意味着大量物质财富和和生活福利的净分流，损害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表叫我旧的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的。

三、我国目前的贸易增长方式如何影响人民币币值

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使我国从1991年开始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持续双顺差，其中，只是1993年经常账户和1998年资本和金融账户有小额的逆差，而从2003年之后。这种顺差开始大量的增长，到2004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686.59亿美元，资本项目达到1107.29亿美元这种贸易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一直保持的“双顺差”格局，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在人民币供给不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就得上升。央行要为人民币币值稳定而干预外汇市场，进而产生相应数量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反过来又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四、为稳定汇率转变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建议

(一)转变盲目扩大出口的传统观念

改变一直以来的用贸易顺差多少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而是应该把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及技术含量，创造自有品牌作为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可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与其成本的降低共同导致我国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类似产品而言价格不断下降，而且这种价格下跌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效应，即“生产率提高――出口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生产扩大――生产率再提高――出口价格再下跌”。加上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度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更加剧了这一自我强化效应，“量增价减”趋势更难以短时间回头。出口的惊人增长和进口的相对减缓，自然加大贸易顺差，直接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所以，首先要转变盲目扩大出口的观念。

(二)加快我国产业梯度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内容是扩大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以资源为基础的垂直分工要逐步弱化，以技术为基础的水平分工要加速发展。在新的分工格局下，产业转移不仅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资金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通过利用产业梯度转移这个机制，可以实现使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产业结构提升来生产更加高档的消费品，去满足该地区居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另外，中西部地区借助于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快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增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这些贸易增长方式是两头在外，即研发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我国，其实加工贸易的模式就是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品附加值很低，不仅如此，这些产品最终都算到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中。所以，加工贸易仅仅起到暂时缓解我国紧张的劳动力就业现状的作用，同时还在国际上造成我国产品欲占领国际市场的假象，使得核算出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所以，要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就要加快加工贸易这种产业转移，扭转目前贫困型增长的现状。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服务贸易已是当今继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之后，发展十分迅速的一项贸易，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与合作最为重要的领域。在国际经济社会里，服务业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但就我国来看，服务业发展速度比起发达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与货物贸易相比其发展速度也相对迟缓。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相当于美国的56％、德国的82％、日本的130％，而服务贸易规模只有美国的25％、德国的47％、日本的70％，全球排第八位。结构上也较为单一，传统的旅游和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占55％。

因此，通过扩大服务贸易转变我国贸易增长方式，增加贸易附加值，不失为一种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办法。新兴服务贸易附加值高，科技水平高，长期发展下去可以扭转我国目前低端、粗放的贸易现状，缓解国际贸易争端，可谓是一举多得的缓解人比币升值的良策。

(四)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某种干预手段改变或者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利益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向转变。我国已经加入世贸，应该顺应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发扬创新精神，致力于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对科技发展和创新活动的领导和协调，健全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竞争机制，鼓励科研机制和高校以科研成果参股，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加大国家创新体系的金融支持，促进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并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大量顺差造成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还可以扭转我国长期走低端加工路线的状况。中国要富强，最后还是要走“技术立国”的道路。当前中国还是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经济和增强外汇储备，随时为将来成为技术强国积累资金和技术。随后，中国应在有限的领域内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并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有希望立足世界市场的、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业。中国也会由此成功地实现产业战略转移，逐步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