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里宁事件”始末

“”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38年了。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他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犯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开始后，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于是便杀向社会。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查出60年代以后的一些情况，加以渲染，向中央小组反映。1967年初，中央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情况。

后来，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审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i娌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吐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他自愧弗如。戚本禹又说，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他想把陈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陈写批判刘少奇的文市，说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戚本禹担心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让我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年1月初，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陈的主治医生及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他们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卦了，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开始后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社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陈里宁的医护人员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参加的会，除陈里宁外，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淌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日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陈的主治医生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谢谢戚本禹和王同志，陈里宁跟着说“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随后，我又把戚本禹给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陈里宁的医护人员，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目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陈里宁的主治医生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后，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有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他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陈里宁涂改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的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于是，我便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同志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了。我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时，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著作的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词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了“伟大领袖万岁!”“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著作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中，即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陈里宁的主治医师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著作。

我便去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他们看了档案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正常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癫狂、无意识状态，涂改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陈里宁的主治医生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著作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陈里宁的主治医生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即将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红教联”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狂人日记》，后改名为《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60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决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小组的意思，所以就发给小组成员每

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这两件事，中央小组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决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小组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向他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乎反决定，我们中央小组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阎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社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安置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安排到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

关于为陈里宁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陈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小组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是中央小组首肯的。

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对这件事感到为难，他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些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五六月间，清华大学造反振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他不去，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的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英雄”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了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小组要了解农村“”的情况，记者站也准备下乡调查，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让陈里宁下乡躲一躲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了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盾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做是中央小组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10多份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要闭门谢客，谁都不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给他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1967年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

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子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

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墓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电话记录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有篡改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

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墓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传单散发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为了把陈里宁定成反革命，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反对刘少奇，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10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