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高陶事件”始末

高宗武受

之命与日接触

1937年7月10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应邀请，离开炮火连天的北平，乘火车南下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离平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刚过去3天。7月17日，在茶话会上，发表了一通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的讲话。会后，蒋单独召见陶，说：“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实乃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园来指教我蒋某人治国平天下啊？”陶希圣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便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来到南京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2月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主张武力，而则倾向“和谈”，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学者也倾向和谈。主和派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所谓“低调”是相对于抗战的“高调”而言的，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一些学者。“低调俱乐部”成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胡适，就曾向进言说：“中国和日本人打仗，军事力量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人和谈？”在国民政府里，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也是一个途径。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就曾多次劝说与日本和谈，说：“我们要保卫我们的领土，固然不能向日本人示弱，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另辟一个途径，因为打仗的结果还是要和谈，国家已到这种地步，不能再打下去了，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地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后代子孙。所以‘和’是战争的一个手段。”

未采纳的意见。

一次，宴请胡适，邀请的客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以及陶希圣、高宗武等。胡适再次跟蒋提出：应该派高宗武去跟日本人谈判，他跟日本的关系很好，而且很能干。

胡适的话在身上起了作用。7月31日，、分别召见高宗武。高宗武，浙江乐清人，1905年出生，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曾经留学日本9年，是个日本通，在日本的朋友也很多。

1938年2月，高宗武受之命，辞掉外交部的工作，来到香港，开始跟日本人接触，搜集一些日本人的情报。

在这期间，日本近卫首相对中国政府发表了两次声明。

第一次是在1938年1月16日，也就是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之后，声明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今后不再与政府谈判”。就是因为这个声明，造成了双方的决裂。第二次声明的内容是，“希望重庆政府重新组织，如果重新改组的话，愿意继续谈判”。近卫的两次声明皆暗示，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想要跟他谈判。于是汪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高宗武在香港期间，私自去了一趟日本。他在东京见到了不少军界和政界的首脑人物，甚至还见到了日本首相近卫，也见到他们的参谋次长等等。日本方面提出，近卫首相的第一次宣言已经发出了，既然是堂堂首相的，也就不可能再反悔，所以日本方面没法跟谈了。如果要跟重庆谈的话，必须要由另外一个人代表。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的。高宗武就把这些材料带回香港，交给他的助手董道明送到重庆，先给周佛海、陈布雷他们看，然后呈给了。也看到了，他大吃一惊，日本人居然直接提出来让他出面谈判，这势必引起蒋的猜疑，使得蒋跟他进一步对立。于是，他当即当众表示“绝不与日本人私自来往，要谈判必须通过蒋先生”。

日本人为什么选呢？第一，因为是第二把手；第二，既然日本选择不跟蒋谈，那第二人选就很自然地落在了汪的身上；第三，他们也有情报，知道汪是主和的。因此他们把汪定为他们谈判的对象。

在看来，既然他的主张在现存的体制之内不被采纳，那就干脆孤注一掷，离开中央政府，到体制之外打出自己的旗帜，公开跟日本人和谈。然而，他在内的地位又决定他要离开、离开中央政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脱离重庆

秘密逃往河内

1938年11月，已成为集团重要成员的高宗武与梅思平（时任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代表来到了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谈判并签订了“重光堂协议”——《日汪协议》等投降卖国文件。在签订条约期间，他们制订了一个出走的方案，基本内容是：在12月底，离开重庆脱离，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他一到河内，日本近卫首相就发表一个声明，来呼应汪这一派人来到河内的活动；然后，再发表一个东西，来呼应近卫的声明。

按照预订计划，周佛海于12月5日首先飞抵昆明。则于12月18日，借口外出讲演，秘密出逃，飞往昆明。19日，又从昆明飞抵河内。跟汪一起走的人包括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还有的老婆陈璧君和几个亲戚。

闻讯，大为震惊，先是掷杯怒骂：“汪之所为，害己害人、害国害党，其罪非浅。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而后又跺脚叱骂陶希圣：“娘希匹，陶希圣负我，陶希圣负我……”

一伙到了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按照私下的约定，日本近卫首相再次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就是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大致的内容有3点：一是善邻友好，二是共同，三是经济提携。

收到近卫这个声明后，于12月29日，以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电（即“艳电”）的方式，呼应近卫的第三个声明。汪逆在“艳电”中，提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

至此，集团降日、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脱离重庆逃往河内后，便把高宗武从香港叫到河内来，细谈将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过去凡是碰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总习惯跑到巴黎去。跟意见不合，或是对他不利的其他一些事件，他就到法国去。在汪逃到河内后，蒋即派谷正鼎带了护照，还带了盘缠给他，说“你还是到欧洲去一趟，将来你还是可以回来为政府服务”。

3月21日凌晨，指使军统局特务到河内去刺杀，乱枪之下把的亲信也是他的秘书曾仲鸣打死，曾的太太受伤。

这一枪下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假惺惺地派谷正鼎来河内慰问，其真正目的是来侦察他下榻的住处，以便下毒手除掉他。于是汪很愤怒，他认为蒋在耍两手花样，一方面劝他去欧洲，一方面派人来杀他。尤其陈璧君更为愤怒，说重庆对他们下这样的杀手，不能再信任蒋。于是，就铁了心投降日本。

陶希圣最终跟着

跳火坑

在和彻底决裂之后，积极开展自己的“和平运动”——先是大张旗鼓地鼓吹“中日亲善”，与日本抛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遥向呼应；继而派得力亲信高宗武秘密出访东京，寻求政治以及经济上的支持。

1939年5月，眼看时机日渐成熟，遂召集一伙追随者开了个会，宣布：“日本对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大加赞赏，因此我准备把工作重心转移上海，重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我们这是在救国，只不过走的是一条‘曲线’路径而已……”

在这中间，陶希圣是持反对意见的，深知此举是汉奸之举。然而，他尽管徘徊、犹豫，但架不住夫妇的“盛情”，陶希圣最终还是跟着跳火坑。

早在河内发生枪击血案时，日本政府怕动摇，马上就派了影佐祯昭几个军官到河内来营救汪，劝汪离开河内到上海去。

高宗武是头一个反对汪去上海的，说，如果要在重庆体制之外跟日本人谈和，地点不能够在日本人控制的区域之内，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行动自由了。你可以去香港，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但你不应该到上海去。可是，去意已决已经听不进了。日本人于是派了一条叫做“北光”号的船去河内接。

高宗武在香港闻讯，打了几封电报告诉汪：你绝对不要跟日本人见面，不要听他们的话，不要跟他们走。可是汪根本听不进高的劝告。当日本人要上船的时候，还表示出一个姿态，说：“我不坐日本船，我坐自己的船。”于是他上了自己租的船。据说“北光”号有5000吨，而汪只租了一条700多吨的小船。他上船之后，小船一出海就被风吹得失去联络。大船在海上四处寻找，找了几天才发现小船在一个小岛上搁浅了。这才上了“北光”号。就这样，一伙于1939年8月28日抵达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滩，住进愚园路。愚园路巷子口随即由日本人派兵把守。这样，他们等于跟外面隔绝，完全失去了自由，后来高宗武也由香港赶去上海。

等人到达上海后，9月，在一手组织召开的所谓“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陶希圣、高宗武皆被选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陶希圣兼任伪中央宣传部长，高宗武则负责外交工作。

当上伪中央宣传部长的陶希圣也就尽心竭力地辅佐，或撰文以摇旗呐喊，或出访以争取外援，或联盟以扩大阵营，一如当初辅佐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上海期间，还率领汪伪组织中一部分人员赴日本“访问”，公开地跟日本朝野见面，跟日本政府会谈。日本人特意将高宗武住的地方与下榻的宾馆分离，表面是说高宗武有肺病，怕传染，把他安排在另外一个别墅里住，实际上他们对高宗武的言行已有所怀疑。因当时高宗武已经流露出对的做法不赞同，虽然他当年是头一个打冲锋的，但后来改变了很多。

高、陶遭边缘化萌生去意

促使高宗武思想改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在东京听到的都是外交辞令，都是不能落实的框框，因此对日本方面产生了不信任。第二，他第二次去日本，在长崎登陆之后，去拜见了一位他的老长辈黄群（溯初）。黄群是的元老，经商失败之后去日本长住。他是温州人，高宗武也是温州人。高宗武到了长崎之后，去他家里看望了他。他们用温州话交谈。温州的方言很重，不懂温州话的人是很难懂的，即使日本人窃听，他们大概也听不懂。黄群劝高宗武说：“你不能再走下去了。不但你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你还要保护好，不要让他受日本人的操纵。”高宗武认为黄群讲得很对，就对他说：“我不会跟着日本人走的，我也会阻止不跟日本人做一些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这次与黄群先生见面，对高宗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后来脱离汪伪政府，也是黄群通过徐寄庼帮助的。徐寄庼是上海银行会的会长，跟杜月笙很熟。黄群跟高宗武谈话之后不久，他自己也到了上海，为了帮助高宗武脱离这条路，他去找徐寄庼帮忙。他们俩想来想去，认为惟一能担此任的只有杜月笙，因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很大。那时候杜月笙已离开上海住在香港，徐寄庼就写了一个便条，“高决反正请速与渝洽”，交给了杜月笙手下一个叫徐采丞的联络人，让他速去香港把这个纸条交给杜月笙看。

由于黄群与徐寄庼是好友，徐寄庼又是杜月笙的好友，杜月笙一看到他的手迹，很快就坐飞机到重庆向报告。蒋得到这个消息，就说：“好，你去做。”杜月笙回来后便通知万墨林。万是杜月笙的总管家、大弟子，他得到指示后，就在上海积极策划救高宗武和亦有反正之心的陶希圣出来。

1939年11月1日，受指派，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起组成谈判委员会，与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亲率的“梅机关”（笔者注：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为“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的干将谈判成立“新中央政府”事宜。

对于要组建的“新国民政府”，陶希圣认为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像上海、北平等地决计不可取；周佛海却认为必须依赖日本的支持，在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建立政权最合适……吵闹来吵闹去，使心急火燎地等着“拯救国民于水火”的大发雷霆，冲着陶希圣吼道：“你们想过没有，脱离了日本人的扶持，我们何以立足？还是佛海想得周到些……”自此，“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陶希圣和高宗武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日渐削弱。

在谈判桌上，才翻阅了几页影佐祯昭提交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陶希圣便吃惊地跳了起来：天哪，条件之苛刻，远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甚至可以与当年的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一较高低了。陶希圣摸出手绢，一个劲儿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自忖道：“问题严重了！”从这一密约的条款中，他终于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另一方面，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扶持竟然毫无底线地退让。顿时，陶希圣的心头升腾起了无比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

出得门来，陶希圣一把把高宗武拽到了一边儿，劈头丢下一句：“这样的条约，我决计不谈、不签！”高宗武也颇为不满：“我也不谈、不签！”

没过多久，和影佐祯昭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达成了协议。

1939年12月30日是正式签字的日子。陈公博看到势头不对，便在前一天借口去了香港。陶希圣怅然了好一阵子，30日签字那天称病请假，高宗武也没去。与日本人签署的密约应当是由、周佛海、梅思平、周隆庠、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参加签字，结果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都没有在场。

不愿意做卖国贼的陶希圣动起了出走的念头。

就在陶希圣暗下决心的时候，高宗武突然找上门来，说：“陶兄，你我皆不出席签字仪式，定会生疑的，接下来多半会拿你我问事的……”

一番剖析，陶希圣和高宗武不由得为危险的处境而提心吊胆起来，遂决定：莫逗留了，赶紧一走了之！

为了迷惑，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携带礼物向其拜年问好，顺带畅谈接下来的组建“新中央政府”的事情。

同一天，高宗武也赶到周佛海家拜年问好。

1940年1月3日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在万墨林派人掩护下，高宗武身着普通市民的衣服，坐黄包车到十六铺码头；陶希圣则从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出来，搭公用电车，到十六铺码头。尔后，两人乘坐美国“胡佛总统号”轮船，一起出逃。

一路无事，陶希圣和高宗武顺利抵达香港。

高宗武、陶希圣到达香港之后，就把密约的照片和文件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马上飞到重庆交给看。看了之后说可以公布，杜月笙加了一句，说：“报告委员长，陶先生的家眷还困在上海没出来，等出来之后再公布吧。”点了点头。

高、陶逃离上海抵香港

陶希圣的夫人万冰如虽是一个乡下女人，但她却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女士。她本来就对陶希圣追随出逃表现出非常不满。1939年11月初，她从陶希圣写给女儿琴熏的信中看到：“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的这句话，便判断陶希圣已动摇、悔过，有脱离上海的念头。于是便在11月25日带着5个儿女前往上海。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既然陶希圣家眷到了上海，日本人便没有理由不让陶与家人团聚。这就为住在愚园路汪公馆里为日本人所软禁的陶希圣提供了搬出汪公馆的合理借口。

12月26日，的代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跟日军少将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人谈判结束，双方约定于12月30日签字。

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对他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在妻子的警告下称病不起，躲过了签字仪式。

当陶希圣、高宗武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万冰如便托人购买去香港的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离开上海时，这才发现她和家人皆已失去了行动自由。万冰如只好请求与、陈璧君夫妇见面。见面后，她大骂陶希圣、高宗武是不义之小人，说她去香港劝陶希圣回来。

将信将疑，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来吗？”

万冰如肯定地答道：“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问：“什么事，你说出来看看。”

万冰如说：“事不宜迟，我必须立即就走。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上什么人的当，说出什么话，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说：“我现在就派你去香港。”说着，汪返身上楼，拿2000元送给万冰如。

陈璧君在一旁问万冰如：“你怎样个去法？”

万冰如答：“带两个小孩子一同去，3个大孩子还留在这里上学。”

陈璧君一听也就放心了，她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吧，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1940年1月13日，万冰如带着晋生、范生去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3个大一点的孩子琴熏、泰来、恒生被准许到码头相送。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告以“希圣即刻偕返上海”。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真的回心转意，也就对他的3个孩子放松了看管。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乘机将陶希圣的3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

1940年1月22日，陶希圣得知他的3个孩子已平安离沪，便和高宗武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公布了“汪日密约”即《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影印件，一组4行的黑体大字标题分外醒目：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刊头还配发了高宗武几百字的序言。旋即，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等地的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内容。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愤。这一重大新闻也立刻轰动世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

这一事件，不啻于晴天一声霹雳，使得、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大惊失色，窘态百出，无可奈何。陈璧君更是懊恼万分，声称自己竟栽在一个“乡下女人”的手里。

密约公布之后，公众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和约，纷纷大骂，骂他认贼作父，骂他破坏抗战，骂他不知羞耻。这也给那些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悲观动摇分子一个深刻的警示：跟日本人“和谈”等于与虎谋皮，求和之路走不通，从而也就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

遗憾的是，汪氏集团一伙铁了心要当汉奸，做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在日本的策划与扶持下很快便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正式组建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伪行政院院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伪立法院院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成为一群日寇在华的忠实走狗。

伪国民政府用的“国旗”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跟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国旗是一样的，只是上面加了一个黄条子，上面有几个字“和平建国”。他的组织中也有主席、委员长，其他机构如行政院、立法院，这些组织跟中央政府是一模一样的。尽管是文人出身，但在南京另立政府之后，却完全模仿，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一手抓，什么都由他领导，他不喜欢人家叫他“主席”，而喜欢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汪伪系统官兵听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远在香港的陶希圣，仰望北方摇头长叹。

和陈璧君当年也曾是革命志士，为了刺杀清廷摄政王，被抓，死里逃生。在被审的时候，趴在地上，用毛笔写状纸。清朝官员在审他时，发现这个青年不但是一表人才，而且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好。在牢里写了很多诗，最有名的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斗转星移，曾几何时，夫妇却沦为卖国贼了。

逃离香港后

陶回重庆高去美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陶希圣于次年2月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回到重庆。陶到重庆之后，陈布雷派车到机场去接他，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上清寺的侍从室宿舍，在陈布雷的隔壁。陈布雷那个时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的处长。没几天，陈布雷就带陶去见。见了陶希圣说：“很好，你回来了。”

陶希圣“迷途知返”，难能可贵，给予了大度的宽容接纳——大笔一挥，委以重任：“兹任命陶希圣先生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见状，陶希圣感激涕零，暗下发誓：从此之后惟蒋委员长之命是从！遂尽心竭力为分忧排愁，很快就成为的亲信，从而更加平步青云。陶希圣此后一直没有脱离过。

高宗武在脱离汪伪集团后，化名高其昌去美国居住。在高宗武自港赴美前，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他为“浙东强人”。1942年5月28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处长陈布雷打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27）日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给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布雷。”4000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是以旅学费名义给高宗武的奖金。之后，高宗武一直挂着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职。

陶希圣自赴渝投靠后，即为蒋所重用。1943年3月，他为蒋捉刀，以的名义写了一本叫《中国之命运》的书。《中国之命运》成为反动的经典著作之一。陶希圣在这本书里，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竭尽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之能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大肆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的反动谬论。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产党。《中国之命运》一发表，即掀起了第三次高潮。

《中国之命运》一出笼，便遭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的迎头痛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义正词严地抨击《中国之命运》，揭露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呼吁一切爱国的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重庆时，陶希圣还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渐渐成为的权威理论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之后，陶希圣回到南京，继续兼任《中央日报》工作。在南京的时候，他还当过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败退台湾后，陶希圣是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的组长，后来又当了中央党部第四组的组长、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总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