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大学“十六字”教学方针的反思

摘 要：北京大学在1988年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十六字”方针，对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从培养创造性人才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深入反思，指出：“加强基础”会培养出在既有范式中的成功者，但对既有范式的熟悉和信仰使得他们在成为创新者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落入范式陷阱和更大的“所知障”。“淡化专业”不符合知识生长和人才培养的规律，会导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类似人工林因而无法形成森林般的生态，创造性无法生机勃勃。“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强调了“教”的因素，忽略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不能给予学生足够的挑战，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持续学习和探索的欲望。反思之后，本文提出了培养创造性人才本科教育的新形态。

关键词：北京大学；创造性人才；教学方针；基础；专业

北京大学在1988年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十六字”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逐步得到校内广泛认可。在“北京大学1993年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十六字”方针被明确为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方针[1]。过去20年中，“十六字”方针在北大本科教学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中国大陆高校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天，“十六字”方针仍在各种场合被反复提及，虽然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目前，再次对“十六字”方针予以反思，对于我国高校培养创造性人才、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事情。

2005年总理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以上的“钱学森之问”就是我们这次反思的起点。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拔尖创新人才呢？2011年4月24日，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予以清晰阐述。“要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使学生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努力为培养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作出积极贡献。”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其所突破的就是旧知识、旧技术和旧学科。那么，什么是旧知识、旧技术和旧学科呢？我们需要深入知识论层面寻求答案。

一、范式陷阱及其对创造性的制约——“加强基础”的另一面

“范式”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这一概念作为库恩科学哲学的核心，其定义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但大体而言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范式包含三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陈述的基本定律和理论假定，第二部分是将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境况中去的标准方法，第三部分是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规定。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一种单一范式所支配的。简单说，范式就是教科书中主要传承的东西。

中学和大学教育通过课程学习，使得学生熟知现代各学科范式。大学教师对于某一学科范式内的工作已经非常熟悉。在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过程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实验、最后完成研究论文，也会进入并十分熟悉既有范式的方法、技术和标准。

库恩这样描述科学进步的图景：第一步，由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范式逐渐明晰，科学家在范式内从事解难题的活动；第二步，由于根本性的难题不能解决，发生科学危机；第三步，危机阶段后产生科学革命，旧范式被新范式革命性地替代；第四步，由科学革命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新的范式得以确立。相对于尚未诞生的新学科，所谓旧学科就是当下的常规科学，其中的范式就是目前教科书所传授的知识核心。以上图景中，创建新学科的标志就是突破目前教科书所承载的旧范式。

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和熟悉既有的学科范式。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地非常熟练和深刻，学生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这种基于常识的观点已经成为目前大陆教育制度的潜在逻辑。

以上认识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一种极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学生对旧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范式产生某种信赖（而非怀疑）甚至信仰，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范式呢？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教育活动就不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而是在培养旧学科的忠诚者和维护者。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被培养为旧学科的忠诚者，那么新的范式将难以被创造出来。在以上科学进步的图景中，库恩指出了这种危险：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

这里，与范式的持续深入学习相联系会出现一个新概念：范式陷阱。也许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例如，地心说时代的状元们以及其他的成功者，越不愿意也难以托勒密的天文学范式而创造出哥白尼范式取而代之。例如，在冷兵器时代功夫范式中沉浸越深者、那些四十几年习练一指禅者，陷入功夫范式越深，他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创造出子弹范式，创造出有关火药的现代化学知识、有关弹道的力学知识、有关铸造的材料知识，有关扳机和撞针的机械知识。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也是中国大陆教育“零诺贝尔”现象在认识论层面的回答（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小学即辍学，因而其成功不是中国教育的功劳）。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与佛学中的“所知障”概念非常相似。“所知障”指一个人的所知会构成他认识和创造新知识的障碍。不进入所知障的状态就是所谓“初学者的心态”（Beginner’s mind）。乔布斯本人是信仰禅宗的佛教徒，因而曾对“初学者的心态”有所定义，“佛教中有一句话：初学者的心态。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要迷惑于表象而要洞察事物的本质，初学者的心态是行动派的禅宗。所谓初学者的心态是指，不要无端猜测，不要期望、不要武断也不要偏见。初学者的心态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乔布斯2005年受邀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针对创新提出的关键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其最佳汉语翻译是“留白”，也是不进入范式陷阱的状态。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因为八股和科举制度形成了巨大的范式陷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整体深陷其中且心甘情愿而难以自拔。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这个时代，在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多个革命性创新者都是大学肄业者的原因，这些人中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 D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尔，还有拍出《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全球票房第一、第二，同时正在引导电影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没有通过现代大学持续深入的学习而陷入既有范式陷阱之中，是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范式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同志的这段话：“历来的状元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都不是进士。曹雪芹、蒲松龄都是拔贡。”状元就是在八股的范式陷阱中沉浸最深者，而同志提到的李白、杜甫、曹雪芹都是文学领域的创新者！

在建立了范式陷阱概念之后，我们看到了“加强基础”的另一面。加强基础会培养出在既有范式中的成功者，或者说成功的常规科学家，但同时因为他们对既有范式的熟悉和信仰，使得他们在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中面临着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更大的“所知障”。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回答，也是对“加强基础”的反思。

在“加强基础”之后的本科教学，大约会在以下方面呈现新的状态：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既有范式的怀疑和批判。

小班研讨课的增加和深化。小班研讨课在知识论层面与讲授课存在根本不同。讲授课倾向于将知识作为确定的知识，研讨课倾向于将知识作为不确定的、可以怀疑的知识，并且持续引导学生怀疑这些知识，包括对既有范式的怀疑[2]。

减少本科生结构化教学总量，有助于学生适度疏离范式陷阱。

考试模式的深入改革，包括实行考题公布制、考题中有一定比例的发散性试题、评分制度由百分制向等第制的过渡、试卷返还制度。

奖学金改革，使得奖学金制度的基本逻辑由强调学生学习成绩，向鼓励和资助学生参加本科生科研和创新工作进行根本性转化。

突破招生工作中“状元招生观”，并在突破之后有新的观念和制度建设[3]。

二、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化是专业设置改革的方向——从“淡化专业”中走出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本科专业，特别是工业院校的本科专业有许多是按行业、产品或工程对象划分的，其分类标准是行业、产品和工程对象。这种情况来源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的主管部门为了对口分配会给专业戴上很细、很窄的“帽子”。“十六字”方针中“淡化专业”即指专业不能设置过窄。1998年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将504种专业合并为249种，其主要理论依据即是“拓宽专业口径，增强适应性”。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有人提出搞更宽口径的专业目录，我认为可以考虑。我们计划5年后再搞一次，使专业口径进一步拓宽”。这一计划当然没有实行，但充分表明专业粗细（宽窄）的问题是专业设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专业是一组知识，专业是否应当划分主要考察其知识构成是否重复很多。由于不同的教师和教师群体对学生应当具有的知识、应当如何组合会有不同认识，他们对知识的组合方式就会不同，因而不同大学对专业划分的粗细就会不同。这是专业概念本质的自然推论。

在对中美本科专业设置的系统比较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有名称为“Science——科学”这样的专业，有116所大学设立了这个专业；我们注意到美国有名称为“Liberal Arts /General Studies——文理学/文理研究”这样的专业，有452所大学设立了这个专业。我们也许会惊讶本科专业可以宽到这样的程度。

在生命科学领域，目前我国主要设置的专业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少数设有“生物信息学”和“生态学”，不同大学在此领域的专业设置相同。这是教育部“淡化专业”和统一本科专业设置的结果，这种统一使得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们主要具有两种单调的知识结构。而在美国“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生物与生物医学科学”这个领域（如表1），共有29个本科专业；在“Psychology——心理学”领域（如表2）共有14个本科专业。我们也许会惊讶于本科专业可以窄到这样。美国不同高校在生命科学领域专业划分粗细不同，其生命科学领域的毕业生至少具有三十多种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的多样性成为其创造性的基础。由于某些大学的专业名称以及具体的知识结构还与美国专业统计中名称不同，因而在生命科学领域其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可能更多一些。

美国本科专业设置与我国不同，这种不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美国专业设置中存在较多的跨学科专业。第二，美国专业设置的粗细（宽窄）划分更加灵活。第三，美国有以问题为中心的专业。第四，美国有学生个人设置的专业，这类专业的知识组合基本跨越了学科界限，同时体现出特别的创造性和个性。第五，美国高校有非常大的专业设置自。以上专业设置现象的背后，体现出美国高校对专业本质是一种知识组合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国家和高校普遍性的认识，并且继而形成了合理的教育组织模式和制度。

一个有效的类比是：美国的专业设置培养出来的人才类型，非常类似自然状态下的森林，这里有参天大树，有小树，有各种各样的花草，甚至还有蘑菇；中国的专业设置之前非常类似工厂生产机器的零件，现在好些，但还是类似培育人工林，几种单一树种，比如杨树、银杏树等。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仍然单一，不是森林，没有形成一种生态。人才不能形成森林，我们的创造性因而无法生机勃勃！灵活的、自由的专业设置符合科学研究和知识生长的规律，学生因这样灵活的专业设置才能在知识结构方面具有多样性，这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形成正相关关系。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从“淡化专业”中走出来的本科教学和专业组织，应当努力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多样化，形成“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状态，其中包括：

对传统的专业知识结构予以反思，促成更多跨学科专业；相应减少部分单一学科专业。

更宽专业的形成，例如地质学领域是否可以探索建设更宽的“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专业。

更窄专业的形成，例如生命科学领域是否可以探索建立更窄的专业。

以问题为中心专业的形成，例如“水科学”专业、“电影研究”专业。

与专业建设的灵活性和跨学科专业建设相联系，住宿学院这种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值得关注，这是由于住宿学院在跨学科专业组织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是许多高校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等在理论上的发展方向[5] 。

以下我们列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全部的本科专业（如表3，表4），目的是再度表明，跨学科本科教育在这两所世界顶尖高校中已经占有很大比例。

三、激发学习者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从关注“教”到更加关注“学”

教育中有两个元素，一是老师的“教”，二是学生的“学”。对这两个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而是促进学生“学”；教师的“教”只有通过学生的“学”才能真正呈现为教育生产力。学生的“学”是决定因素。陶行知先生将这种关系概括为：“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在其经典短文《我对教和学的思考》中，更强调“学”的重要性：“我终于感到，唯一能对行为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的学习，是个人发现并把它化为己有的知识。这种化为个人所有并同化到个人经验中的自我发现的知识，不能直接传予他人”。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主要是“教”的方针，不是如何促进“学”的方针。“教”的方针强调老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愿望、目标、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根据这些因素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强调不要按照一种目标——比如说单一的学术目标培养学生，也要关注学生的职业需求等。1994年“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这样表达：“高年级要根据学生的志趣、特点、学习状况和工作趋向分流培养，努力探索应用学科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6]。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在基础教育阶段西方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个案，再次凸显出“学”的重要性，凸显出学习者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主动性能够造就何种创新者。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斐然在《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少年》一文中介绍了两位年轻的创新者。一位是泰勒·威尔森，这个少年在没有政府资助情况下独立建造核反应堆，还发明了新型核辐射探测器，以高出数百倍的灵敏度取代了现有设备。另一位是15岁的美国中学生杰克·安德拉卡。他的叔叔因癌症去世，安德拉卡因为好奇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胰腺癌”，互联网就给了他很多答案，这是种五年存活率只有5%的疾病，由于人类检测早期症状的方法昂贵又低效，误诊率超过30%，所以确诊时病人已到晚期。他立志找到更高效准确的方法，于是他在学术期刊网站上阅读大量专业文献，还利用一个涵盖超过8000种蛋白酶的数据库寻找癌症标志物。在尝试了超过4000次以后，终于找到了判定癌症的标志物，并设计出利用纳米技术快速检测癌症的实验方法，发明了便宜又可靠的癌症试纸[7]。

以上个案中，基于互联网的自我学习以及家长、学校对这种自我学习、自我探索的宽容和鼓励是重要因素。这种因素同样出现在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中学和大学阶段。他们不是“因材施教”的结果，因为没有老师判断他们的“材质”并采取不同的教育；他们也不是“分流培养”的结果，因为当时无法预见他们属于那种流向。他们身上，凸显出学习者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

“个人专业”的概念同样如此。

教师提出的知识组合以教师的学识和经验为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自然会构成本科专业主体。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仍然有局限，教师基于对既有知识的熟悉因而会代表既有范式，这会形成对学生想象力的束缚和创造力的制约。

认识到以教师为中心提出知识组合所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允许学生自我建构知识组合。学生提出的、来自学生视角的知识组合可以称为个人专业。在这个大的分类名称之下实际蕴涵了知识组合无限的方式，其内涵是充分发散的，是独特和个别的，是与既有范式疏离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允许学生自己设计自己的课程体系与知识结构，有特别兴趣的学生如果从现有专业中找不到完全符合自己兴趣的专业，他可以从现有课程中选择一些课程，形成一个围绕特定知识领域的课程组合提交委员会讨论，经过审核后开始学习，完成计划后可被授予个人专业学位。哈佛大学也设有类似专业，称为特别专业（Special Concentration），该校每年毕业生1500左右中大约25人按个人专业毕业。

由于个人专业有严格的审核程序，学习也较为困难，因此毕业生很少，但这一类型专业的存在为具有特殊兴趣学生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成材途径，为社会准备了具有特殊知识结构的个人，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试验机会，因为个别学生的专业设计在未来很可能成为新的学科。

个人专业在高等学校能够得以设置，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高等学校的组织设置有类似住宿学院这样的机构；二是需要国家政策允许高校自主设置这类专业，学生可以获得这样专业的毕业证书。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eoul）是韩国最优秀的大学，该校“通识教育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Studies）成立于2008年，2010年9月就迅速开始了个人专业的设置和探索。当年该学院确定专业的学生有312人，其中31人创设了个人专业。这些专业的名称非常有趣，如“拉丁美洲宗教学”、“衰老研究学”、“和平与统一学”、“法律交流学”和“文化记叙学”等。从这些专业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年轻学子所拥有的创造力[8]。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培养出许多优秀校友，其中黄怒波、李彦宏、俞敏洪和华大基因的王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他们的成才历程中，我们大致可以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他们不是“因材施教”的结果，因为当时没有老师判断出他们的特殊“材质”并采取不同教育；他们也不是“分流培养”的结果，因为那时还没有老师可以预见他们现在的创造性流向。认真研究马云和马化腾，也会有同样的感悟[9]。他们身上，都同样凸显出学习者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强调了“教”的因素，但忽略了学习者要成为什么人。在“因材施教、分流培养”之后，我们需要持续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是否给予学生足够的挑战？是否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持续的学习和探索欲望？是否使他们具有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当他们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构想时，我们如何保持宽容并提供足够的支持？这是对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的挑战，也是对中国所有高等学校的挑战。回应这种挑战的本科教育包含以下因素：

个人专业的创设和发展。

由于住宿学院对于个人专业组织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在学术性学院之外可以建设一个住宿学院，这是稳妥、积极的改革方向。

导师制的深入发展和更为普遍、深入的师生交往。

弹性学习年限的普遍化以及减少招生人数。

选修课比例的增加以及专业方向的灵活性。

更多的辅修/双学位专业选择。

新模式下“第二学士学位”的教育发展。

互联网学习（如慕课）、混合课堂和传统校园学校经验的整合。

教师和学生对无限可能的想象力、宽容和鼓励，学校相关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6] 王义遒（主编）.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31，48-49.

[2] 孙燕君，卢晓东.小班研讨课教学：本科精英教育的核心元素——以北京大学为例[J]. 中国大学教学，2012（8）：16-19.

[3] 卢晓东. 破除状元招生观，清华北大谁为先[N]. 科学时报，2010-05-11（B10）.

[4]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CIP2010）.

[5] 卢晓东. 我们是否把握了住宿学院的本质[N]. 中国教育报，2012-09-30（02）.

[7] 李斐然.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少年[N]. 中国青年报，2013-04-03.

[8] 卢晓东. 个人专业韩国为何领先[N]. 中国科学报，2012-05-16（B1）.

[9] 卢晓东. “读书过多无用论”值得认真聆听[N]. 中国科学报，2012-11-28（B1）.

[本文系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项目“高等理科改革调研”课题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