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世界更需立法智慧

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作品创作和传播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支持，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众因数字和网络技术而拥有了获取和使用作品的极大便利；另一方面，公众与权利人在直接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变得前所未有的尖锐。如何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规范数字、网络环境下的传播行为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应对这一问题，我国于2001年10月27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修正案中，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新的规定，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一个新的权利种类正式增入法律之中，在其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享有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而在修订《著作权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考虑到数字和网络技术还在迅速发展中，一些情况不是特别明朗，需要进一步积累、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考虑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涉及权利人、使用者和公众三方面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不宜在法律中具体规定。因此，《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6年7月1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开始施行。

由此可见，《条例》的出台是制定机关在《著作权法》颁布近5年时间后，对迅速发展中的数字和网络技术有了相对成熟和明确的认识，积累和总结了相对丰富的经验，相对平衡地考虑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涉及的权利人、使用者和公众三方面的关系的产物。

《条例》显然在多个方面做出了比其出台前已经存在的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更为周全或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从一部行政法规，尤其是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行政法规所应当达到的立法技术、规范范围、具体制度水平的角度来思考，同时考虑到《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一授权性规范已经赋予了《条例》与《著作权法》这一法律同等的地位，《条例》更应在各方面考虑周全、讲究技术细节。笔者从《条例》制定的宗旨及其地位出发，对《条例》既分析其合理性，又发掘其可待改善的方面，希望对将来国家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

《条例》的合理性

充分体现《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依据《条例》第一条，其宗旨是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条文规定看，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在于通过保护鼓励权利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促进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进而促进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这一社会公共利益，其立法宗旨、原则与《著作权法》一致。

《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依此，《条例》的规定应当与《著作权法》中有关著作权的其他多项权利的规定在效力上是并列关系。但在基本原则上，和《著作权法》中有关著作权的其他多项权利的规定一样，《条例》不能违背《著作权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过，是否完整体现或充分贯彻《著作权法》，应从《条例》的具体规定入手进行分析。另外，即使是《著作权法》中的规则，如有不能完全体现或充分贯彻《著作权法》本身的宗旨和基本原则之处，《条例》亦可进行补充。

准确转化国际条约。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通过了针对新的技术条件下（无线或有线的信息传播）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下称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下称WPPT）。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做出加入WCT和WPPT的决定。2007年6月9日上述两个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WCT第 22 条规定该缔约国不得对任何条约条款进行保留，WPPT第 22 条规定，除第15条第(3)款的规定外，不允许对本条约有任何保留。因此，除上述极个别情形下，我国应当执行两个条约的内容。

我国的《专利权法》、《商标权法》以及《著作权法》均提及了对我国所参加国际条约成员国的法人或自然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规定是将有关国际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的规定。就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从《著作权法》的规定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上述条约的应对。《条例》的具体规则亦应符合上述条约规定的内容。

不足之处

未能完善司法解释的不足。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自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自2004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条例》的制定在当时应当综合总结上述司法解释优劣，在具体权利保护的实体规范方面体现并且尽可能多地超越规定。但从《条例》的内容看，司法解释未能明确的问题，并未全部得到解决。

文本的技术性、条理性有待加强  一方面，《条例》的内容属于从《著作权法》单抽出“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著作权的权利种类而进行全面规定，其规定的内容应类似于从《著作权法》剔除能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对难以简单适用《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进行特别规定的结果。从便于理解、逻辑清晰的角度看，《条例》应大致遵循假定剔除了可直接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后的《著作权法》的体例、章节，甚至条款的次序。另一方面，作为授权立法，《条例》完全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的规定安排其体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法律关系中的特殊角色，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可专辟章节进行规定。

当然，鉴于《条例》的实际内容较为单薄，在多方面尚只有笼统的规定而缺乏明确指导实际操作的具体规则，上述问题在现有条文下并非最为突出的问题。但今后，《条例》如有修正或国家制定单行法律时，应以在加强内容的全面性和具体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内容体例为宜。

作者单位 民建北京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