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与挑战

时间:2022-08-16 08:13:13

“互联网+”对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与挑战

摘 要 “互联网+医疗”模式是大势所趋,医疗服务体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各个环节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发生着变革、升级和转型,更优质、更理性、更科学的医疗服务体系新生态正在悄然形成。但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相关立法和政策引导并制定科学的监管体系来解决,这样才能促进“互联网+医疗”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医疗 医疗服务体系 监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7)09-0003-03

“Internet+ medical” mode: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E-health service system

WANG Miao, YU Guangju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medical” mode is a general trend. Medical service system at all levels of the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has been changing,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ode and the new ecology of more advanced, more rational and more scientific health care system is quietly form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health service system, which would be sol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policy guidance and developing a scientific regulatory system. So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edical” system can be promoted in this way.

KEy WORDS E-health; medical service system;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互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产业形态。传统产业依托或联合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发展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完成转型和升级已是大势所趋。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将大力推广在线医疗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服务体系。“互联网+”在经济形态变革中的优异表现,尤其是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为革新传统医疗模式、优化医疗服务体系、破解看病难和体验差等医改顽疾提供有效路径[1]。同时,与经济领域的变革一样,在迎来医疗新生态之前,注入了互联网活力的医疗领域必将面临一场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革,医疗服务体系从宏观到微观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互联网时代的转型和升级[2]。

1 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1.1 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我国长期存在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与布局不合理、服务体系碎片化、各级卫生机构协同性差等问题。碎片化的供给体系既无法提供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又造成了资源利用的重复和浪费。构建基于互联网信息化平台的协同医疗服务体系可促进医疗服务供给的一体化。

协同医疗是远程医疗的升级,以“区内集团化”和“区间对口支援”为目标,通过在区域内整合各层次医院资源和区域间对口支援医院资源,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建立医疗服务的联动机制。此外,互联网技术助力医保异地结转、资金统筹、信息连贯等也可提高医疗服务供给的办公效率,为实现全国医保联网作出积极贡献。

通过基于浏览器/服务器模式的互联网产品可建立在线问诊(全科医生)和远程会诊(专科医生)的工作模式,以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纵向流动,推进分级诊疗的实现。同时,通过基于数据库设计的个人健康档案管理工具可完整保存患者的在线就医记录。美国医疗体系中的家庭医生接诊过程就通过互联网技术进一步简化了预约就诊流程。在线学习、远程教学还可为基层医疗工作者提供知识更新的便捷途径、提高各协作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及水平、缓和医疗服务供给的不平衡,为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均等化创造条件。

现阶段,以公立医院占主导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过分依赖政府,不利于激发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在“互联网+医疗”时代,移动服务商、应用开发商、互联网巨头、风险资本、数据公司、保险企业等纷纷涉足医疗领域,将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服务行业,产生了注入医药电商模式等新的供给方式,推进了医疗服务产品的升级。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众筹、募捐、救助等慈善功能,激发医疗服务供给中的社会力量,为医疗供给体系提供了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专业性以及患者对医学知识和信息的缺乏,医生在医患互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则相对弱势,很难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信息事先进行了解而获得判断能力。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医患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有所平衡。姑且不论互联网上医疗信息质量的良莠,其信息海量、方便易得的特点就使患者有了充分的健康控制感,自我诊断能力也增强。患者在互联网上获得更有效、更准确的医疗信息的能力正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提高,传统的“医―患”两维关系正逐渐向“医―网―患”三维、甚至更多维关系转化。

能获得更充分的医疗信息这一事实标志着医疗需求方正在医疗供求关系中逐渐掌握主动,催化着患者自我主动角色的发展。此外,借助互联网实现更方便、快捷的咨询、预约、随访,借助可穿戴设备实现更丰富、准确的健康数据采集和预警,借助新媒体和社交网络获得其他患者的治疗经验和疾病体验,新时代的患者在面对自己健康方面已更积极、主动并更具合作性。

医疗服务利用与传统商品消费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效益外溢性,即治愈有可能对患者本人以外的人群起到保护作用和产生正效益。在“互联网+医疗”模式中,这一特点将得到新的诠释和强化。互联网给患者间、医患间带来了新的交互方式,他们可在虚拟空间里互动并分享患者的体验和医者的经验。在浩如烟海的求医网站、病友群、虚拟社区中,这种自由规避了患者在现实中分享疾病信息的尴尬和紧张。

2 对微观层面的影响

2.1 对医疗机构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以医院为主要场所的服务模式正逐渐向虚实结合的方向过度,即转变为“线上到线下”(online to offline, O2O)医疗服务体系。“互联网+”的核心本质即连接,O2O是其具体体现和突破口[3]。

O2Ot疗服务体系是要使移动互联网技术渗透到传统医疗服务体系的各个环节中,通过将线上的信息资源优势与线下的人性化服务有机结合,重构患者就医方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最大程度地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最终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全流程医疗服务闭环――医疗服务、医药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

互联网医院是医疗机构在O2O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具体实践。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负责对医生、患者的准入,为线上诊疗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而线上平台可是一家大型医院,也可是由大型医院、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三方机构等组成的医疗联合体,可实现门诊、住院、检查的预约,开展远程会诊、康复随访、医学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

2.2 对医生的影响

在医患信息不对称时代,占据了医疗信息控制权是医生掌握话语权的根本原因之一。当这种信息控制权被新媒体逐步瓦解时,医生们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新的压力,这使一部分医生对互联网产生了排斥心理。“魏则西事件”的发酵揭开了虚假医疗信息的黑幕,此让医生们更加担心如何面对一个已求助于互联网并获得了不确定的医疗信息的重病患者。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家长―孩子”式医患沟通模式早就不再适用,即使最近提出的“合作伙伴模式”都难以抵御权威受损带来的“危机”。

不过,实际上“危机”并没有真正发生。有研究证实,互联网并没有颠覆原有医患关系中的权利结构和医生权威[4]。也就是说,这种压力可用更积极、主动的方式予以化解。在线沟通能显著改善医患关系,而鼓励患者利用可穿戴设备链接医学数据库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问题也可作为一种新的有益尝试。

与抵触互联网的医生相比,一部分对互联网持欢迎态度的医生已明显从中受益。他们借助第二代互联网带来的全新传播理念,通过在自媒体和虚拟社区中积极的谏言和互动,抢占了互联网中医疗信息权威的高地,即从纷杂的互联网信息中夺回了话语权。他们用个性化和人性化的表达方式,或与患者分享医院趣事,或向大众传播健康知识,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有了一大批在个人魅力感召下而非医院名气吸引下的忠实拥趸。部分医生甚至已跨出了体制,在好评如潮中完成了O2O的华丽转身――一批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医生集团、个人诊所、专家品牌等应运而生。

“互联网+医疗”也为医生从定点服务向多点执业转变提供了多种可能,医生的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技术将医疗服务变得更在线化,越来越多的医生利用碎片化的业务时间在虚拟的第二执业点提供咨询服务,实现医学专业知识的即时变现;另一方面,远程技术将多点执业变得更便捷,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读片等都提供了在固定诊室完成多点执业的可能。

互联网技术还为医生们高效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进行自我学习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知识爆炸时代,一名合格的医生应有更快、更多、更便捷的渠道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行业知识[5]。医生们可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自己的行业性垂直社交网络,基于第二代互联网的交互性社区网络为医生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医疗资料的收集、汇总和分享的平台,有利于提升医生的整体医疗水平。

2.3 对患者的影响

“互联网+医疗”对破除传统排队就医模式的“三长”弊病有显著作用,这得益于患者就医行为模式的改变:以网上自助预约挂号破解“挂号排队长”,以分时段预约就诊破解“候诊时间长”,以移动在线支付破解“付费时间长”。目前,购物、物流、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已初步实现了对现代人消费行为模式的重塑,而患者就医模式的互联网化也已是大势所趋。不远的未来,患者将可通过家中就诊、远程会诊、网上预约和预诊、网上支付、网上随访、全程监测等网络手段完成从被动就医到主动参与诊疗全程的转变。

高质量的患者就医体验是优质医疗服务的核心内容。医疗服务业有别于其他任何行业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医疗服务发生时,被服务对象也就是患者属于心理高度敏感群体。患者就医体验的好坏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即疗效、流程和信任。在传统就医模式下,医生和患者往往都更关注疗效。而在互联网时代,患者越来越重视全面的就医体验,即有效的诊疗结果、合理的临床流程和富有安全感的诊疗过程。这些体验有可能被发至新媒体上进行分享和评价,并在患者之间达成“共情”。

我国已越来越重视慢性病的预防和干预,互联网技术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患者从初次网上预约就诊开始,全部的医疗记录都保存在个人健康档案中,同时移动设备也可对如步行距离、热量摄入、睡眠等个人日常健康信息进行监测和记录。这些数据会方便患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管理,并协助医生进行全方位的干预。

3 问题与挑战

3.1 行业标准问题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完善的行业标准作为支撑。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本质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相关规范缺位带来的问题显得尤为严重。例如,目前很多“轻问诊”模式的平台提问方式多为患者主诉,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容易造成咨询医生的诊疗方案出现偏差。

3.2 监管机制问题

互联网医疗服务水平良莠不齐,容易引发直接关系到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良后果。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的监管部门由业务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共担[6],的相关法规由于时间较早,主要用于规范线下行为,而对在线诊疗中的身份确认、沟通方式、电子处方流转等都无明确规定,存在相当的滞后性。

3.3 信息安全问题

信息安全是实现“互联网+医疗”的必备基础,随着互联网与线下医疗服务体系的不断融合,原本仅在内部运转的医疗数据已难以保持完全的封闭状况。另外,随着健康管理服务的开展,其平台上也积累了巨量的医疗健康数据。这些数据的信息安全都存在一定的隐患。

3.4 隐私保护问题

所有的医疗数据和健康管理数据都是个人的健康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个人隐私。然而目前我国在隐私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对个人健康信息的过度采集、擅自披露、非法买卖等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4 小结

“互联网+”行动计划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互联网+医疗”模式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医疗服务体系的各个环节都在互联网的渗透下发生着变革、升级和转型,医疗新生态正在悄然形成: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实现纵向整合和均衡;社会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注入和激活医疗服务行业;原本不对称的医患关系开始主次颠覆;医疗机构逐步向O2O模式D型;医生在新的压力下更重视个人品牌的塑造;患者就医行为模式和评价模式正在改写。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互联网+医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呼吁,加强互联网医疗相关的立法和政策引导,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以促进“互联网+医疗”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广军, 杨佳泓. 医疗大数据[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

[2] 李华才. 互联网思维与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同频共振要则[J]. 中国数字医学, 2016, 11(11): 1.

[3] 孙俊菲, 陈敏. 基于云平台的O2O医疗信息服务体系研究[J]. 中国医院管理, 2016, 36(6): 49-51.

[4] 戴菲菲, 杨国斌, 刘玉秀, 等. 基于医生视角下网络环境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研究[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5, 28(4): 552-555.

[5] 杨禹, 姜和. 借力互联网技术,优化医疗服务体系[J]. 医学与法学, 2011, 3(3): 37-38, 46.

[6] 孟群, 尹新, 董可男. 互联网医疗监管体系与相关机制研究[J].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2016, 13(5): 44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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