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行为与中国立法

摘 要：物权行为是物权法乃至整个民法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制度。在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过程中，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否有其必要性？中国是否有必要接受这一抽象的民法技术？不论从民法的理论体系上来说，还是从实践意义上来讲，将两者区分开来，在物权变动中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行为制度不仅使债法和物法的区分更彻底，界限更明晰，同时能够充分体现交易过程的自由、公正和安全的价值。

关键词：物权变动；物权行为；独立性

自从《物权法》颁布和生效以来，关于其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究为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各派争论不休，特别是对于《物权法》中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分离在物权法上的体现；而有的观点则认为仅仅是关于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效力的区分。[1]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并没有从法条本身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但是，在我国正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的过程中的现在，随之应该且有必要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一、我国现行民法与物权行为

关于我国民法是否承认，或应该承让了物权行为，本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物权法颁布以后，期能使这种争议消除，实则不然，反而产生了更大的规模的的讨论。如物权法15条，究为物权变动和其原因行为的不同；抑或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和其他民事法律（如合同法），均没有承认物权行为。但是，在继承德国民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法的体系，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产生了许多民法体系不能解决的状况。具体分述如下：

（一）物权法的区分原则

200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物权法，是中国民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它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对于私人权利的进一步保护，同时也是对我国走德国民法的立法体例的更进一步的确认。其中的许多条文，如物权法第九条、二十三条、十五条均体现出债权和物权变动并不是同一事实，而需要不同的要件进行判断和分析。这便是区分原则，区分物权变动和债权行为和它们的效力。以下结合物权法总则（即一般、普遍适用）的规定来论述我国法律对于区分原则的体现。

1、公示变动原则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二十三条的规定，我国物权法采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物权变动，即不动产物权的取得、变更、消灭，均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不生法律效力的原则，而动产则需要向相对人交付后，才能完成物权变动。总结起来，即物权的变动以登记和交付作为要件，学理上将其称为物权公示，即以可取信与社会大众的外部表现形式使不特定多数人可知此物权变动的方法。[2]各国对于物权公示的方式、对于物权变动的效力影响均设有不同的规定。

2、未经公示不影响合同效力

《物权法》15条规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此为我国民法的"区分原则"，即引起物权变动的合同虽物权未经公示，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基础行为仍然有效的存在，不受登记影响。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担保法》的关于抵押合同非经登记不生效力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合同和物权变动效力上的区分，是我国物权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物权法》15条的规定仅区分了合同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是并没有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效力。故基于此,我国学者对此条争议甚大，有的学者认为15条不仅承认了基础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分，同时也是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并没有采用物权行为独立性，分述如下：

（1）区分原则与分离原则。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我国的区分原则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只在物权变动中，未经公示，物权变动无效。这样的规定，并非区分两个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是基础行为和变动结果的效力。而分离原则则要求有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其效力区分于债权行为。然而中国物权法并没有这样规定。

（2）因果关系。根据中国《物权法》的规定上看，物权法似采债权形式主义的观点，即债权行为加之表现于外的公示即可导致物权变动。[3]而物权行为独立性则是以物权变动作为物权行为的效力，而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原因行为，并非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

（3）区分效力同一性。根据《物权法》15条的规定，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反之，有瑕疵的合同（原因行为）是否会对物权变动的效力产生影响？我国采肯定说。其原因，是基于我国以债权行为作为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物权变动是合同的效力，合同有瑕疵，自然会导致效力的不健全。然而物权行为则要求物权变动是物权行为的效力，依物权行为的要件独立判断之，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学说上也存在合同有瑕疵，而物权仍然成功变动的案例

总结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的物权变动模式较为接近"债权形式主义"。然而，在这种物权变动理论下，有破坏法律行为理论之虞。

（二）合同法不承认物权行为

合同本身乃债的典型形式，是债法调整的重点。然而，由于债权行为作为物权行为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在依法律行为当中，主要就是依合同产生的物权变动，故《合同法》对于物权变动有少量的法条进行规制，特别是在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问题上。《合同法》51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这一规定，同样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的区分，在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特别是关于处分行为的承认、内容以及效力问题。

处分行为的再认识。上文已经论及，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权利发生得丧的法律行为。我国民法理论上也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4]。但是，在立法条文中，似有不承认处分行为之表示，即合同法51条关于效力待定之描述，似有将处分行为等同于合同行为之嫌，分述如下：

1、合同行为效力待定

按照《合同法》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合同效力待定，经处分权人追认后，合同有效。对该条款做反面推论，则可知未经处分权人追认的合同无效。此条如此规定，不无疑问。首先，合同系典型之负担行为，不以处分权作为其生效之要件，然未经追认的合同效力待定，显是将处分权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其次，处分行为之生效，需要以处分权作为生效要件，无处分权的处分行为，除法律另设有例外规定外，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5]。此处，立法者显已将处分权定位在合同之上，认为合同需要处分权。最后，即认为合同需要处分权，则依一般之法理，可认为合同本身即为处分行为。即在本条之中，合同即为处分行为，产生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合一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