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现代产业体系的“危”与“机”

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在广东加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当前形势下，外商投资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本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已经伤及广东产业的根基，广东产业界能否挺过这个“寒冬”?广东产业体系的冬天是否已经来临?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近期与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惠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接触，并与各类企业界代表、专家进行了探讨。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外向型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广东，出口受到冲击最大，今年10月，广东进出口总额比9月增长7.1％，增速明显放缓。此外，今年秋季广交会成交金额较春季下降10.8％，较去年同期下降3.8％。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十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几年，广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得到了体现。今年前三季度，广东GDP增长10.4％，尽管回落了4.3个百分点，但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十分难得。其中，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起到了强有力的拉动和支撑作用。前三季度，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22万亿，同比增长14.02％。广东高新区工业总产值6781亿元，工业增加值1472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7.25％和31.08％，成为抵御金融海啸的强大阵地。

广东能够作出“绝不拯救落后生产力”的重要表态，很重要一点，就是广东近年来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足够的底气度过危机。

反思产业体系失衡

虽然我们有信心应对这场危机，然而，广东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问题仍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反思，广东产业体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产业结构偏差是广东省产业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按照国际经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先由“一二三”模式(前工业社会，金字塔型)，经过“二一三”模式(工业化初期，橄榄型)和“二三一”模式(工业化中期，橄榄型)，转变为“三二一”模式(工业化后期，倒金字塔型)。2007年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2713元，超过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按照工业化的阶段划分标准，广东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然而。与广东的经济规模相比，广东的产业结构明显滞后。广东2007年的产值结构为5.7:52:42.3，与霍利斯・钱纳里总结的标准结构中“3000美元”的水平较为接近，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大体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水平，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高达40。

广东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存在显著偏差。广东2007年的就业结构为29.4:39.0:31.6，相当于霍利斯・钱纳里标准结构中“500～800美元”的水平，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

当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广东经过十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工业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取得突破，工业增加值率低于上海、江苏等省市。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广东工业的重要支柱产业，2007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5177.83亿元，占全省工业的27.5％，对全省工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具反讽意味的是，广东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IT产业的增加值率为20％，而纺织产业的增加值率则高达30％。这也说明了广东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研发阶段并不在广东，其所产生的附加值也就较低。

而且，外资结构失衡加剧了产业升级的难度。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广东，引进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在广东加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当前形势下，外商投资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影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进程。首先，技术结构方面，引进技术的层次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对当地产业的关联性很弱，对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服务业投资则明显不足。这种情形使广东原本不够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但未因外商投资得到优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产业结构失衡状况。

全球价值链体系(设计―制造―销售生产体系)中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细的“U型曲线”结构，通称“微笑曲线”。在价值链上居优势地位的跨国公司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汲取了产品设计和品牌销售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附加价值。产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也是广东面临的重大难题。

广东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的企业处在“微笑曲线”的中端或价值链的最低端，在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被“低端锁定”和陷入“贫困化增长”。例如东莞，得益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首先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迁移的首选之地，与香港形成互补的生产经营模式，即生产在东莞，决策、销售、设计在香港，“三来一补”成为东莞(尤其是乡镇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东莞依托港资又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然而，东莞的这种“低端锁定”制约东莞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长期以来，很多企业更愿意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不愿意投入研发、设计以及建立自己的品牌等不能立竿见影的事情上来，在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上出现了“有能力，没动力”的现象。当金融危机的到来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这些企业赚取的加工费远不能抵消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在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上出现了“有动力，没能力”的现象。

广东产业“产量大名牌少”的尴尬局面仍未改变。广东2007年的工业总产值6.2万多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但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工业产值并不乐观。广东制鞋业年产量近30亿双，约占全国产量的60％，但只有深圳“百丽”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对比浙江温州，一个市的制鞋业就拥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3个中国名牌产品。长期以来，广东企业只依靠订牌加工，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必然会在产业转移中丧失机遇。

韩国的制鞋业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快速成长，80年代成长为第三大出口产业，1990年出口创下43亿美元的最高纪录。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赖订牌(OEM)方式生产和出口等原因，未能抓住机遇培养市场开发能力和创立自己国家的名牌占领国际市场。80年代末韩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世界鞋类知名品牌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制鞋业走向衰落趋势已不可逆转。2002年鞋制品出口降至5.77亿美元，从业人员较1990年减少80％。韩国制鞋业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乃至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过分依赖订牌生产方式(OEM)进行生产和出口的模式，以及长期忽视自我品牌创立、海外促销能力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广东正是面临着这个问题。

海啸“危”中是否有“机”?

这场金融海啸，很有可能是广东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机遇。我们认为起码有三种机遇。

机遇一，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和省将投资一系列重大工程，加上四川灾后重建带来的拉动作用，不仅能带动一大批龙头企业的发展，还能够给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机遇二，借助金融危机，我们能够淘汰一批技术落后、低效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为高端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和资源。同时也就为构建广东现代产业体系扫平了障碍。所谓大浪淘沙，“剩”者为王，能够在这场金融危机生存下来的产业，就是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产业。

机遇三，有实力的高科技企业，可以趁金融危机下，国内外高技术成果和人才一时找不到市场，及时采取“技术抄底”和“人才抄底”的方式，实现自身技术水平的大跨越。有的企业甚至可以主动出击，逢低吸纳，并购国外的研发机构和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金融危机的到来，显现了广东产业的弊端和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严冬”过后，往往“春意盎然”。更何况，这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很多机遇，就如刚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的迪森集团董事长常厚春所言：“金融危机，对迪森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机遇。”并且广东经过30年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有能力化危为机。针对目前，广东产业发展化危为机还是应该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着手。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我们知道，支持美国经济有两大支柱――华尔街和硅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受到巨大的重创，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经济实体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及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技术水平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将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动力支持。因此，广东要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提高创新能力及技术水平是必由之路。

现今，广东必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让那些“有动力没能力”的企业真正化危为机。同时，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形成一个合理的人才生态圈，并且借助金融危机及时进行“技术抄底”和“人才抄底”。

金融危机的到来凸现了广东产业结构的失衡，而产业结构也需要从产业内部结构、产业领域结构、大产业结构等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

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就是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通过涉及产品决策、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等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提高价值链中的附加价值。广东应该大力推进总部经济发展，促使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制造环节在生产加工成本较低的区域布局。促使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易可以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来实现，优化企业生产要素配置。

产业领域结构提升就是通过调整大产业内的各领域产业比例。工业领域主要是努力发展成为以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石油和化工等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先进制造业、以品牌带动的优势传统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大产业结构提升主要是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发展以生产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业，促进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商务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总部经济八个产业的发展，同时注重发展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农业，逐步扭转广东产业结构失衡局面。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科技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