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太史公司马迁《史记》所载人物列传70篇中，有一篇对我们今天极有启发意义的人物类传，这篇文章就是全文仅有1200余字的《循吏列传》。记述的人物也只有五个：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这五个人中，前面四个的官职都是“相”，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最后一个是“理”，是掌管刑律的大法官。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被司马迁列入“循吏”的这五人，位高权重，执掌国家大政，但司马迁并没有写下他们轰轰烈烈的功勋，而只写了一些琐屑小事，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说什么是“循吏”？“循吏”这个词是司马迁的首创，在《史记》中，他还创造了一个词“酷吏”，把那些、专司酷刑恶法的官员都纳入了里面。自从《史记》首先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后世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讨论循吏，看看司马迁把什么样的官员列入“循吏”。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到了他撰写《循吏列传》的意旨。他说：“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此外，在《循吏列传》开头的序言中，他又写道：“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太史公的这两段文字，给出了他心目中“循吏”的答案。有几个关键词很紧要，一个是“奉法”，一个是“奉职”，还有一个是“循理”。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讲，“奉法”就是尊奉法律，“奉职”就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循理”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由此看来，一个官员，只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具备了这三种“素养”，他就可以被称为“循吏”了。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循吏”就是指那些勤政爱民，守法奉公，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官员（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将“循吏”解释为“谓本法循理之吏也”，大概也是不错的）。太史公作《循吏列传》，就是为了表彰他心目中的理想官员。

既然《循吏列传》是司马迁专为那些勤政爱民而又廉洁奉公奉职守法的官员而作的，那么司马迁都写了些什么人，记了些什么事呢？

有人评论《循吏列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吴氏《林下偶谈》卷四），确实如此。文中一共写了五个官员的为政故事。楚相孙叔敖的事迹，司马迁挑了三件来写，一件泛言他为楚相后“施教导民”的政绩，一件写他“复郢市”就是整顿恢复市场价格秩序的事情，还有一件则是具体写他引导老百姓自高“庳车”（矮车），平稳地进行了一次“车改”的事迹。这三件事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地动山摇的大事，但却收到了“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的功效。

子产是郑国的名相，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里已经较详细地记述过子产的事迹了，《循吏列传》专门把子产列为“循吏”，可是具体的政绩基本都没有记，而把重点放在他执政的效果上：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最后还特别写上一句：“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仔细阅读这篇传文中子产的政绩，一切具体的行事均被略去，而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则跃然纸上。

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名相，据说他做相国曾经三仕三去，按理说也是有很多政绩可以记的，但是司马迁除了表彰他“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以外，只专门挑了几件“小事”来记，一件说他“嗜鱼”而“不受鱼”，就是说他生活别喜欢吃鱼，却只吃自己买的，任何人送他的鱼他都拒不接受。这个“嗜鱼”却“拒鱼”的故事在公仪休的事迹中虽然仅寥寥数十字，却是司马迁着墨最多的。公仪休还有两件“小事”，司马迁用一笔就带过了：“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弃葵”“出妇”和“燔机”，看似小题大作，实则有深意在焉，实足以供为政者警戒。公仪休的故事读下来，司马迁为我们塑造的一位公正廉明、拒腐不沾的“清官”形象着实使人印象深刻。

《循吏列传》最后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楚昭王的相石奢，另一个是晋文公之理李离，司马迁只分别记了他们的一件事，而着墨重点都放在他们的刚正执法上面，甚至为维护法律的权威而不惜以身自裁殉法。写石奢，说他“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侧重写他执法时的“纵父自系”;叙李离，则强调他“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当死”的执法信念，突出他“过听杀人，自拘当死”的大义凛然。当法律的权威受到来自执法者自身的挑战时，这两个人的自责罪己和敢于担当，是如此的义无反顾！

近人李景星说：“太史公之传循吏，只举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盖以五人皆具爱民心肠，其所行事皆可为后世楷模，借五人以为循吏榜样，非只为五人作连传也。”（李景星《四史评议》）司马迁为循吏立传，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记述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描绘了太史公倾心向往的理想的一幅吏治蓝图，对后人启发良多，为我们今天整肃吏治，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颇可参考的借鉴意义。

启示之一，为官一任，须得勤政爱民。但是这种“勤政”，不是只顾追求自己的“政绩”而乱作为，不是“伐功矜能”，而是首先心里要装着百姓，按照规矩和制度规律，为百姓着想，实实在在为百姓来做事，并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引导百姓。哪怕是你的“政绩”暂时不为人所称道，但只要是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么也就能“奉职循理而无愧为循吏者”了（李景星语）。

启示之二，修己自律，清廉正直，方能正己正人，这是为官的基础。在司马迁笔下，公仪休的拒贿不贪，石奢的坚直廉正，李离的勇于担责，无不闪耀着道义和法治的光芒，寄托着司马迁对清明政治的想往和对理想吏治的推崇。而这种拒腐不沾，忠于职守，敢于担当的精神，不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廉洁干部队伍所需要的吗？

启示之三，立法重要，守法重要，人性化的严格执法更重要。司马迁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官未曾乱”正表明为政者的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是达致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条件。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法律，无以治国安邦。法律是治国之重器，道理古今皆然。但是法律制定出来了，并不会自动运行。这个时候既需要有相应的执行机构，更需要有稔熟法律的执法者。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可是再完善的法律，如果没有人来执行，抑或是用人不当，则都将是一纸空文，难收预期之效。而通览太史公笔下的循吏，无一不是自觉遵纪守法的楷模。正是由于这些执法官吏的以身作则，严格依法办事，才使得当时的循吏们所在国家的法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司马迁在《循吏列传》结尾所作的这一段闪现着法治精神的文字，不正是今天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所需要努力追求的吗？

（摘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