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思维看银行坏账

银行不良贷款，作为特定金融政策下银行对国企的财务支持或政府行政干预的产物，不论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还是作为国有银行经营管理者，政府承担管理经营企业的责任及其后果理所应当。将这一部分银行坏账视为准国债，会大大改变人们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的看法。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银行在

香港IPO获得巨大成功，国内银行业上市冲动再一次达到高潮。但是，与银行上市这个主流话语不相协调的是，近期国有银行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资产质量降低有所显现。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整体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以前从银行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亿元)，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尽管近几年监管层不断提出新的双降指标(指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和不良贷款余额同步下降)，但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老百姓依然不断地往银行里存款呢？

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银行坏账怎么成准国债?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什么道理呢?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

当然，国有企业举债于国有银行，很多是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国际上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的分析，大家都同意这点，属于“准国债”，像资产经营公司的那些就更属于“准国债”。因为，这些坏账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将国企不良贷款构成的银行坏账视为准国债，作此性质判断是有根据的。银行不良贷款，作为特定金融政策下银行对国企的财务支持或政府行政干预的产物，不论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还是作为国有银行经营管理者，政府承担管理经营企业的责任及其后果理所应当。将这一部分银行坏账视为准国债，会大大改变人们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的看法。只要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此类坏账不再增加，或增速减慢，这一问题不难解决的推论也是正确的。

只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此国债非彼国债。由国企不良贷款构成的准国债，同普通的一般意义的国债，性质大为不同。普通国债不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就是投资于战略性资源，短期看投入大见不到多少效益。但长期看这些东西既不会化为乌有，也不会贬值。相反，由于控制了重要的经济资源，改善了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国债的间接与长期收益十分巨大。退一步说，普通国债即使不能成为多年生的摇钱树，它也是一棵“保本姜”。在完成了启动内需、引导投资的历史使命后，其本金和利息会变现收回。而由各级财政为企业担保或者由政府行政干预形成的国企不良贷款，以及由这一贷款所支持的国企不良资产，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不仅难以增值，相反要保本亦十分不易。因为除了特殊垄断行业外，相当一部分多数运行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基本处于亏损之中。因而，要保证现有准国债投资不致化为乌有，往往需要继续输血或继续贷款才有可能。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政府从银行贷款或者政府担保企业贷款10个亿投资建立国企，由于经营环境变化或者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致使企业亏损严重，这10个亿贷款形成的资产逐渐变成了不良资产，演变为企业到期不能归还的银行债务。依照常理，大不了这10个亿的资金不要了，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家将这笔债务与相关的利息承担起来亦非难事。问题的关键是，这10个亿的“准国债”，只要它以现在这样的资产形态继续存在下去，在当前的体制下它会自然增加。自动由10个亿变为11个亿。12个亿、15个亿，不断地滚下去。它类似于黑洞，存在一天，就会将一切从它身边路过或与它有联系的资金，吸进洞去变得无影无踪。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就看出此中问题，因此他说，“处理过去积累的不良资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防止坏账不再重新发生”。

准国债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要想将现有“准国债”存量减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在一些地方上盲目发展国企的势头还很迅猛。为了提高本地区的GDP水平，为了留下看得见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只要见到赚钱的项目，总想集资贷款；而自己属下的国企只要有两年好光景，不管产生效益的原因何在，立刻进行大笔资金的投入。其结果正如一位西方分析人士早几年所说的那样：“推动增长的是前所未有的国企投资热潮。”而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中央多次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并施以重拳进行调控就很说明问题；其次，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上存在的根本缺陷不解决，即使精心筹划的降低准国债的努力也可能适得其反。本来国有企业上市，一是可以降低企业负债率，二是有利于国有资金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是，由于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滞后，确切地说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上市成了一些国企圈钱或无痛苦输血的手段，根本没有达到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道理很简单，尽管拍卖和允许流通对艺术品的创造、生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谁都清楚，艺术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生产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拍卖市场“拍”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股票市场的情况同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情况极为相似：股市的基础是合格的股份制企业，股市本身并不能生产也不能创造股份制企业。由于名为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原有体制结构未能得到根本的改造，股份制形式本身的优势――股东权利及其追求对企业经营者的有力约束、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相互制约促进的组织结构、资本运用的有限责任等等，不仅得不到发挥，上市的条件和环境反而放大了国有企业固有弊端。其中的原因在于，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多有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受到银行风险控制程序的约束，而一旦上市变成公众公司，主管部门反而不便或难以有效管理它了。

企业在投资、经营、分配等方面的权力较之以前大大增加。未上市前，企业从银行贷款，数量有限且经常受到严格的审查监督，如果效益差信誉不好，这次还不了，下次贷款就难了。而公司股票一旦发行上市，筹资额往往几亿、十几亿，单是发行溢价就是一笔数量可观的“横财”，不少企业几年也用不完、亏不完。这钱用起来亦不像银行贷款，数量不多且程序繁琐，还要时时考虑归还。发行股票所得，数量庞大，经理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糟踏光了也没有人过问和追究责任。没有了还可以再发行。长此以往，一两个海尔大哥赚得的利润，是经不起百文老弟这样的企业十几。二十亿的亏损的。国企上市的最终结果，恐怕不仅起不到降低“准国债”规模的作用，相反，由于上市使得国企经营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配能力和更少限制的权力，会使国企制造“准国债”的能力成倍增强。

最后，能不能使准国债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使其整体上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不太好说。如果债务资产规模巨大，如果运营这一资产的企业组织结构问题很大，具有很强的生产再生产债务的能力，国家的收入有一天赶不上它增加的债务，亦非不可设想。虽然原则上讲国家是不会破产的，但是，如果巨大的债务长期不能解决，且这种债务的规模自动增长，达到一定的度，它是会造成国家支付能力的危机的。

对此，学者孔善广在其一项研究中写到：数年来，国有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已经超过万亿元。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上世纪末已形成了一个惊人数字――1999年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5027．47亿元，1999年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是14291亿。因此，中国的政府债务远远不止那么低！

而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指出：根据最接近现实的估计，帮助银行全面脱困，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600亿美元)，该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是这样做将使中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政府举债总规模将会从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的较低水平，上涨到70％。如果将养老金欠账包括在内，全部政府借债的总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很显然，银行因经营不善、管理不到位而产生坏账即使超过正常水平也仍可以通过调整来加以弥补，可银行商业经营一旦卷入制度性经营，成为制度的输血者，其后果不言自明。

(作者单位：中国证监会公司监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