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法学的存在意义

一直以来，约翰・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都被认为是法理学或者法学（jurisprudence）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立标志。在今天，法学的独立已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在奥斯丁的年代，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提出这个观点必然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吸引，奥斯丁也绝不会穷一生之力去玩弄这样一堆烦琐的概念，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简单地刻画出这个问题。

对中世纪的基督徒们来说，真理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通过《圣经》人类进行一般的规制，又通过不断地显灵对人类进行特殊的管理。所谓显灵可能是某人对自然界或者人类本性的观察，也有可能是某些难以解释的怪事。瞎子忽然复明，哑巴忽然说话，这些标志就被称为是“上帝的痕迹”或者“圣迹”。随着“迷信”被瓦解，“圣迹”消失，上帝和人类的联系似乎突然中断了，但是离开上帝的指示人类就无法分清是非真伪，因此寻找一条全新的沟通人类和上帝的渠道就成为了当时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在这里，权威所展示的力量，是极其脆弱的，权威本身是没有获得信仰的”[2]80。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如何能够树立起一套新的能够为大众和时代所接受的“权威”伦理学就成为了极度紧迫的问题。

功利主义，这就是奥斯丁为时代建立的全新的“伦理科学”及其“权威”。他将功利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纳为“趋利避害”，亦既趋向利益，规避危害，这种“趋利避害”被奥斯丁划分为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以被称为简单的或者初级的“趋利避害”，这种思想基于个人对利害关系的直觉判断。第二个层次更为高级，其基础是人们对于政治社会的知识以及由这种知识所引发的推理判断。奥斯丁为这种“推理判断”给出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简单的偷窃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盗窃，那么所有权就会遭到持续的侵犯，所有权制度就会因此而解体，小偷和穷人的财产也会同样面临危险。相对于所有权崩坏的大“恶”而言，某一次盗窃所获的小“利”是无足轻重的，因此盗窃就都不符合这种高级的“趋利避害”的标准了[2]50。

奥斯丁认为：“那些从事细致研究工作的人，那些勤劳推广这些科学的人，其数量正在与日俱增，其工作热情也是和积极性同样也是高涨的。”[2]81在这样一个工业革命日渐发展的年代里，奥斯丁“当然可以期待一个更为迅速的发展过程，去发现道德真理，去传播道德真理。”[2]82因为“道德真理”此时已经转化为一门“科学”，而类似的“科学”已经成为了从事“细致研究”劳动的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这种“道德科学”对一般的民众而言依然是高深玄奥的，但是这些被科学所武装所浸染的民众“完全有能力，去想象其中的基本原理，将那些基本原理适用于日常的生活。”，而在这些“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大众“终究会倾听理性的声音，终究会逐步地理智起来，抛弃诡辩，抛弃谬误。”[2]82

在功利主义的基本设想当中，对政治社会的保存和服从已经不再是“个人”内涵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个人基于“自己意志”和“自己利益”的“趋利避害”已经使得个人“正当”地从“政治社会”当中实现了脱离。这种脱离在政治社会与个人之间拉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实在地说就是一群被功利主义假定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新人”，和以往的所有人类都不相同的一点是，这些“新人”天然地不懂得什么叫服从，他们唯一的意识就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去“趋利避害”。对一群完全不知“服从”为何物的人们来说，“道德”的作用将是无法发挥的，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服从。如果道德发挥不了作用，那么，一门前所未有的单纯的强制之学的建立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个巨大的鸿沟里，作为强制之学的“法学”与“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或者“非政治优势者制定的法”当然不同，因为后者施行的动力是大众的“道德感觉”或 “群众的愤怒”，而“群众”此时已经被功利主义假定为了“自己利益”的独立个体。他们的“感觉”和仅仅是“自己”和“独立”的性质的集中表现，而不可能去消除这种性质，使自身回归到“政治社会”的目的中来。所谓“群众”、“大众”此时已经不再是实在的人，而是功利主义所假定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称之为“功利人”，所谓“功利人”是一个以“自己意志”和“自己利益”为基础，以“趋利避害”为唯一运动方式的独立个体。

奥斯丁并非一个枉顾人类 “权利”的专制主义者，即使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他的专制也只是针对一个假定概念而进行的，且他从来也没有宣称过：这个假定概念就是人性的一切内容。他一再地提醒读者：“贬低道德感觉，绝不是功利理论的最终目的”[2]66， “功利，仅仅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成为了我们行为的尺度”[2]61。

一个道德的功利主义者是一个以“自己利益”为基础而不断地进行“趋利避害”的个人，而这个个人通过对“政治经济”知识的学习和以此为基础的推理，最终“自觉”地认识到，服从比不服从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这是功利主义“伦理科学”的理想境界。面对着等级身份体制的崩溃，面对着财产私有制度的崛起，，面对着大众气势汹汹的欲望和私心，奥斯丁为了保全最后的权威，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所换来的最优惠的条件，就是这个“正当”的独立的“法理学”。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法理学”的具体内容作出过多的解释，我们仅仅需要了解这个“法理学”得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并没讨论是独立“法学”的具体状貌，因为这种状貌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了。

参考文献：

[1]参见格雷戈里・都尔著：《法兰克人史》，第二、三卷

[2]奥斯丁著，刘星译：《法理学的范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