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1968年6月8日，我的爱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被毒打致死。“”结束后，在七机部部长宋任穷的关怀下，桐斌的冤屈得以伸张。尽管后来宋任穷调离了七机部，但他对我们一家一直关怀备至。

桐斌被迫害致死，

冤屈长期没有得到伸张

1966年“”爆发后，七机部陷入一片混乱。七机部是搞航天工业的，属于国防尖端技术部门，保密性强。当年无论是配备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挑选技术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选优。七机部的队伍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支极其宝贵的队伍。但是在“”中由于、“”一伙的挑动和破坏，造成七机部大乱不止。“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派战不息，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我的爱人姚桐斌就是在此期间被毒打致死的。

姚桐斌，1922年出生，幼年家境贫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边逃难、边谋生、边求学，立志读书救国。1945年，他毕业于当时迁到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随后到重庆北碚的矿冶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桐斌作为中国留英学会主席向主席发出致敬电，并得到回电。1953年，他因领导爱国活动被英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得不离开英国，去德国亚亨工业大学任研究员。1956年在瑞士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底，他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

回国后不久，桐斌便到刚刚成立的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领着十几名大学毕业生开始创建中国自己的航天材料研究机构，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七机部成立后，他担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1958年以后，他主持了几百项具有开拓创新的课题研究。特别是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继续上马的决策后，迫切需要解决制作导弹的材料不过关的难题，他于1961年组织制定了导弹材料工艺的研究规划，并致力于这项工作。

“”爆发后，桐斌对七机部的无政府状态和科研生产秩序混乱深感痛心和惋惜。但是，他不愿随波逐流，仍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他对人说，“‘’过了以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但“”尚未过去，他却于1968年6月8日被毒打致死，年仅46岁。

桐斌被迫害致死后，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一直为他伸冤。总理得知桐斌遇害的消息后，因震惊而将手中的茶杯滑落到地上，气愤地说：“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他马上让协助自己工作的粟裕乘直升机前往七机部调查，严办凶手，并要七机部军管会开列了一份对重要科学家的保护名单。李先念副总理也曾就桐斌被迫害致死的破案惩凶问题作出指示。尽管如此，在“”浩劫中，由于七机部的混乱局面，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未能得到落实。当时，七机部的领导更换频繁，每次来了新领导，我都写信申诉，请求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破案惩凶的指示。但是我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桐斌的冤屈长期未能得到伸张。

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部长，

使我看到了希望

1977年10月，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宋任穷来到七机部，出任部长。我知道他当部长后，并没有急于找他申诉。我想先看看这位部长怎样处理七机部的混乱局面后再作决定。

宋任穷到七机部后，确实和以前的几位部长不一样。他面对七机部长期混乱的局面，深入群众，反复进行教育，要求七机部内部增强团结，搞好科研生产。从1977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宋任穷昼夜忙碌，连节假日都不休息。他先后到七机部在北京的第一、二、三、五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直属工厂，还到内蒙古、川北及南京的部属单位，看望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也看望了一些老同志、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了交流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嘘寒问暖，并尽量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

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宋任穷到任后，在提拔技术干部时，凡符合德才条件的，不论参加过哪一派群众组织，都坚决提拔，给予适当的安排。这些措施，加快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

1978年春节期间，宋任穷等领导到陕西和内蒙古看望第四研究院及七机部三线人员时，恰逢暴风雪袭击，大雪封山。同年6月，宋任穷又到062基地视察。062承担着洲际导弹的部分任务，但该基地地处偏僻山区，职工生活十分艰苦，科研生产条件也很困难。宋任穷原想对那里的情况作一次全面的了解，以解决存在的困难。但他毕竟已年近古稀，且遭受了“”的磨难，身体虚弱，这样的劳累使他病倒了。由于病情严重，当地军分区派来医疗组，但宋任穷高烧不退，不得不将他送回北京治疗。

宋任穷在七机部时，还先后召开了五次几千人到上万人参加的大会，进行揭批“”的斗争。在揭批“”搞乱七机部的同时，他还用很大的精力，抓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使我看到了为桐斌伸冤的希望，我鼓足勇气去找宋任穷申诉桐斌的冤案及我们一家所受的苦难。

我向宋任穷伸冤，

桐斌被追认为烈士

1978年2月的一天，我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任穷中等略高身材，瘦瘦的脸庞，戴一副眼镜，谈吐慢而清晰，略带湖南口音。听其言，观其貌，完全是一位和善的长者。我进办公室后宋部长请我坐下，为我倒茶，他是那样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使我毫无顾虑地将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向他倾诉：

“1968年5月开始，七机部的两派由文斗逐渐变成了武斗，我家的宿舍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才几百米，被他们宣布为区，晚上9点钟之后不准外出。我想这样更好，桐斌晚上不用去办公室加班了。

“每年五六月桐斌都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流不停，有时还发烧。那年6月他的过敏症似乎更厉害。我劝他到中医医院去看看，也许中医有办法，同时他还可以借此机会住到我任教的学校去避避风头。但桐斌说6月有一个重要会议，他必须参加。

“6月5日和6日，桐斌带着七三所的三位室主任到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我国发展第一颗回收型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讨论和计划工作会议’。在会上，桐斌参加了讨论，作了发言，并接下了难熔金属及其氧化涂层和高温隔热材料等多项重大研制任务。回所后，他立即向有关科室布置了具体的任务。

“6月8日的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擦桌子，扫地（公务员早已不干这些事了），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下楼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名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哪！外面正在武斗，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武斗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再说，上午我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后还得回来接着干’。

“想不到桐斌当天在技术报告上的签名竟成了他的绝笔……”

说到此处，我已泪流满面。宋任穷轻声地劝慰我，要我喝口水。我接着说：“宋部长，桐斌是中午下班回家后被坏人拖出去用铁棍打死的呀！当时我们最大的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现在10年过去了，七机部却还没有给她们的父亲作政治结论，她们都要升学了，没有结论，她们怎么办？”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宋部长很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桐斌被害的情况，对我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应允我，一定亲自抓这个案件，并向中央汇报，请我务必节哀保重。

临别时，我告诉宋部长我已经给李先念副主席上书，请组织追认姚桐斌为烈士，根据七机部现在的情况，要找出幕后的策划者恐非易事。

谈完话后，宋任穷部长送我到楼梯口。他对我遭遇的同情温暖着我的心。

“”前，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结束后，他刚到七机部，工作的繁忙和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抽出时间和我谈话，并应允帮助解决10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难得。

由于宋任穷的认真负责，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除了向李先念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外，在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和罗青长一起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举行追悼会。

以下是宋任穷写给李先念的信：

李副主席并报张主任、李政委：

接到李副主席和罗青长同志批转彭洁清同志的信后，我们即同北京市一办和一院工作队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一院工作队与一院党委起草了关于姚桐斌同志的政治结论，经与罗青长同志商量，他表示同意。现将结论送上，请审阅批示，以便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办理追悼等事宜。

谨此，致

敬礼！

宋任穷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注：张主任为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同志，李政委为李耀文同志）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们请我先到灵堂看看，当我见到桐斌的遗像用黑纱围着挂在墙上，下面放着他的骨灰盒时，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掉下。

回忆起桐斌曾参加上一届全国科学大会，而如今他却长眠于地下，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

宋任穷始终关怀我们一家

1978年12月，宋任穷调离七机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0年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尽管宋任穷离开了七机部，但我有困难就去找他。他对我仍然很热情，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和孩子们，为我们解决困难。

1984年，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不得不写信给宋任穷，他在我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

姚桐斌同志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中被迫害致死，被中央追认为烈士。姚的追悼会召开一事，生前曾多次讲过，他遗属的住房问题，应妥善安排。此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妥善处理。

1984年7月17日

此后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和孩子们在市区安排了住房。

在宋任穷的鼓励与帮助下，我写的一篇纪念桐斌的文章于1992年1月2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宋老认为，像桐斌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应该宣传，并给时任七机部部长的林宗棠打电话，还写了一信，内容如下：

林宗棠同志：

原在航天部工作的姚桐斌同志的夫人彭洁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特介绍她来面谈。希接见面谈。

敬礼！

宋任穷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1996年是交大成立100周年纪念，桐斌在海内外的校友捐款为他立一尊塑像，请我主持并和校友联络。这时，我又去中南海宋任穷的办公室请他为塑像题词。宋老非常谦虚地说，他老了字写得不够好，在我的请求下，他提笔写了三幅“姚桐斌烈士”的字供我选择，我觉得三幅都好，除了用在塑像上外，我将宋老的字迹一直珍藏至今。

1992年10月宋任穷从中顾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到他去世，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一两次。我去看望他时，都是习惯性地称呼他为“宋部长”，就如1978年在七机部初次见到他时那样。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热情，毫无架子。我有幸结识宋任穷这位坚持原则、胸怀宽厚、无私奉献、爱护干部的老部长，是我一生的荣幸。

今年是宋任穷诞辰100周年，宋任穷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对我们一家的关怀和照顾令我永生难忘。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对党的路线的认真执行，令我钦佩。宋老所具有的正直、正义、忠诚、宽厚的可贵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