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第15次出版了。作者是我早年的导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胡华教授(1921―1987)。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本书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初是作为教材，问世于上世纪40年代末。1948年5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奉党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8月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同时期，以陕北公学为前身的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建立了华北大学。学校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解放全中国，为迅速建立的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培训大量急需的干部。在此形势下，华北大学出版的教材中，有一本是由胡华编写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该书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雏形。

早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深入抗日敌后办学的华北联大就把这篇著作列为中国革命问题课的主要教材。为帮助学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毕业于陕北公学的胡华，在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前辈的指导下，于当年4月开始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那时，他才19岁。当他钻研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的指导思想就已初步形成了。华北联大这所战火中的大学，在教学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胡华除任课外，还兼任队长、班主任和党的总支、支部工作。每到反“扫荡”时，他就带着学生与地方游击队一起打游击，历经磨难、出生入死。为了晋察冀边区的建设，他还带学生参加民主建设运动、扩军运动、统一累进税工作、拥军优属和抚恤救济工作。他还作为华北联大的代表，参加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工作。因此，胡华从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学和写作，是有着对党的领导、对解放区实际斗争的切身感受作基础的。

胡华备课、著书的资料，是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1939年9月，华北联大师生从延安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征途3000多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当跨越同蒲铁路的敌人封锁线时，大家背着背包(内有被子、衣服、书籍等)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急行军，一口气就是140里。经历过那次行军的丁一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邓拓夫人)曾回忆说：“在跑步行军时，背包越背越重，喘气都很困难，许多师生在途中痛心地扔掉了一些书。胡华告诉我，当时他也跑得气喘吁吁，但是他咬着牙坚持背着30多本成仿吾校长与何干之同志在延安送给他的关于革命理论的书，有的还有亲笔签名。他一本也没有扔。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他内心的斗争，我是十分理解的。对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来说，‘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沉重的、宝贵的书，始终紧贴在胡华的背上一起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1948年4月，党中央在对华北大学的有关决定中，规定要开设中共党史课，胡华担任了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由于华北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统治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很少，因此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常常要结合着历史来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后来历史部分越讲越多，便把这门课程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吴玉章、成仿吾、钱俊瑞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胡华一边给华北大学全校上课，一边负责编写教材，这部教材从开始的《中国近代革命史》逐渐形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当时写作条件十分艰苦，“稿纸”是边区自造的黄色土纸，墨水(蘸水笔用)则是用紫色染料配制的。作为胡华的学生并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彭明教授曾这样讲述：在刚解放的河北正定城胜利街一座民房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一只漆黑的小铁碗盛着为数不多的菜子油；几支灯芯草轮流地燃起一缕缕摇曳不定的灯光。灯光下，一位不满27岁的青年正在用一支蘸水的钢笔(还需不时地更换笔尖)奋笔疾书。时值三伏天，他还需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来拍打叮在腿上的蚊蝇。已是深夜了，他站起来伸伸手脚，继续伏在案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胡华在1948年夏秋写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的情景……”

1948年10月，我作为热血青年(北大学生，因参加学运而被反动当局通缉)从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就读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个部，我所在的一部是政治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胡华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一无所知。第一次从胡华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对共产党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那时，知识青年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北大学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讲到死难的烈士时，他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每至激动处，他往往声泪俱下，一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打动。我听了他的课，从心底里为这位只有27岁的革命老师所折服。那期间，他还担任着第十一班的班主任。苏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原主编)当时在第十一班做胡华的助手，他回忆：“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

1948年底，我在华北大学第一部学习结业，留校工作，恰好分配到第一部政治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当研究生，导师就是胡华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谒见导师时的情景：在昏暗矮小的住房里，他正披着一件旧羊皮大衣，伏案疾书，整理革命史讲稿。他停下笔来，和蔼地询问我们的姓名、年龄、经历，跟我们说研究革命史的重要性，热情地勉励我们。能够和这样一位年轻而博学的导师朝夕相处、随时请教，我心中非常高兴。

此后三年间，我一直跟随胡华老师学习和工作。当时他正忙着写作和修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十分重视收集更丰富的史料，设法寻觅各种书籍、报刊。他又拜访会见了许多党史事件的亲历者，进行口述记录。当时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通过抄录、分类、归纳、精选，后来编辑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主编是胡华，编辑是彦奇和我两人。书中收录的党的各个时期重要文件和许多文章，全是胡华个人收藏和从各处借来的，当时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这本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同时成为畅销书。

胡华勤奋、宽厚、谦虚，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严谨治学。他对学生亲切和蔼，爱护备至，经常照顾我们的生活，尽力帮助学生们的学习和工作。我们在他身边，深受他的影响。我的第一本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就是在他悉心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他审定和修改了我的写作提纲和目录，供给我许多参考资料，并阅读和修改了我的部分初稿，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了此书。回忆我自己的治学道路，十分庆幸得遇这样一位良师。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进入北平，我们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培训年轻干部，胡华同志被任命为校部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每一期学员六七个分队，人数近千人，集中培训期间的行政和教学工作都非常繁重忙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建校。此间，全国掀起了学习革命史的热潮。沉浸在人民解放的大变革时期，胡华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许多高校和单位讲课、作报告，听过他课的人不啻几十万人。同时，他参加了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在、李、徐冰等同志领导下，组织、指导有关民主人士的理论学习。他还忙着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向全国进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播讲。其学科建树影响之广、效益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不愧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育家、宣传家。

胡华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经、吴玉章和胡乔木、田家英、王惠德、邓拓、胡绳、叶蠖生、何干之等有关领导及学术界专家提出意见修改后，于1950年3月由全国新华书店及之后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为了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除了中文版、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外，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

195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署名唐天健的文章，题为《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文章把胡华在这本书中以人民为历史主人、以党领导中国革命30年光辉历史为叙述主体的科学观点，作了概括的介绍：“首先，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当作现代史的主流来处理的，这就符合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比如，许多人总是把它单纯的看作新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这本书把它写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及广大人民进行的，在若干历史小册子及历史教科书中，也都抹杀了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却按照事实而将战争中的艰苦斗争与战争后的荣誉归之于人民……”“其次，是关于近30年来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问题……编者在这本书里介绍了认识这个问题的科学观点。强调是依靠了理论与政策的正确。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80年中，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求解放斗争，但是只有到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本书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对于经过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的革命理论在革命指导上所起的作用，作了比较清楚的指点……”

该文也就“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连同各方面的反映意见，胡华始终虚心地接受并进行考订，在后来屡屡再版时认真地进行过多次修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初版到第13版，一直称为“初稿”。这是因为，书虽然出版了，但作者始终认为，这本“应急之作”有待于听取各界读者的指正，不断补充修订。这足见胡华老师谦虚治学的态度。由于该书是为新中国诞生而作，在海内外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北京图书馆曾把这本书的手稿征集在国家的珍本文库中。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腾霄评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说：“全国解放不久，从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从青年知识分子到长期在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都迫切需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问世，正是满足了这种需要。许多读者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习，脑子里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回答，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是遵循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规律前进的。”他赞扬说，“胡华一方面是‘桃李满天下’，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教的学生奋战在全国各个战线上。孔夫子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哲人十二……胡华的学生大大超过了三千，其中不少是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是多产作家，在华北联大时期，他就在教学过程中，发表了不少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特别是解放以后，发表了不少的专著，既有普及方面的著作，为广大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了方便，又有专门党史方面的探讨，许多党史方面的事端、疑难，经过胡华的探索，还它历史的原来面目，极大地提高了党史的科学水平。”正因为如此，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同志称胡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后来，我调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清史研究所从事了清史研究，虽然与胡华不能朝夕相处，但我们作为近邻，常在一起促膝谈心。“”中，我们一起遭受过造反派的冲击，挤在一间“牛棚”里；在江西“五七”干校，我们还曾同在养猪班当过“猪倌”……师生情谊，历久而弥深，我始终感激他对我的培育之情。

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应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需要，再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我了解到，这是经胡华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以新的研究成果再次亲自补充、修订过的。198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共10万余册。

2009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们的修订，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是切合历史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的讲话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总书记还曾指出过，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有机会读到该书，来了解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是十分有益的。我认为，该书既有厚重的学术深度又具有简明革命历史读本的特点，是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知识的好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再版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本文是作者为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所作的序言，本刊略有删节，该书近期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