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听证会的中国命运

【摘要】本文着眼于分析听证这一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的坎坷道路，并发表自己的浅见。

【关键词】听证；听证制度；民意

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听证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建立。从1996年的 《行政处罚法》 到1997年的 《价格法》， 到2002年国务院的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到2003年的 《行政许可法》， 到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再到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日益受到广泛重视。

《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该条规定赋予了被处罚人一定的权利，有利于行政处罚的合法合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我国长期的社会观念影响，我国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人权意识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的决定，通常只是具有服从的意识，缺乏相应的提出异议进行申辩的意识，虽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进行听证的权利，但公民主动提起听证的情况却寥寥无几。

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专门立了一节共计3条规定了类似于西方国家正式听证程序的听证制度。听证程序运用与行政许可当中，为规范和管理行政许可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这一法律中规定的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并没有规范化，内容上也有很大的缺失。

二、听证会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举行的各种听证会不胜枚举，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领域，其中又以价格听证会的数量为最多。近两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的价格听证会议题大多集中在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收费、电信等领域，因为每一事项都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民的参与意识也很强，然而，在一段时间的热情高涨后，这股趋势逐渐淡下来。

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铁路价格听证会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政府召开的全国性听证会，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据统计，15.2%的居民认为有相当大作用，48.7%认为有一定作用，有超过七成的居民认为价格听证会的确对政府定价发生作用，看出居民对此次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结果的首肯，以及对政府工作的信任；此外，也有13.9%的居民认为听证会基本没作用；还有22.2%的居民没有就此给出明确的回答。整体而言，作为一次意义重大的听证会，公众参与的热情是高涨的，“听证”这一舶来词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到最近一次引发广泛热议的是广东省东莞市为水价上调听证会邀请市民代表报名参加。本是一次事关公众利益、旨在听取民意的听证会，却被曝公众“零参与”。在这9年间，听证会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有声转衰的过程，由当年的“门庭若市”发展到现在“门可罗雀”，甚至出现了“听证专业户”和“听证帝”等新鲜名词，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三、听证会遭遇寒流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是程序公正并不意味着实体公正。听证程序的价值何在？从理论上而言，听证制度在建构的初衷在于维系法律的“公平”这一精神。有关听证的思想最初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N ature Justice） 原则，后来通过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D ue Process of Law ）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我国，听证制度的价值内涵在于通过一个公正程序促进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和科学化，以达到公正的结果。反观我国的社会实践，发现现实中的所谓听证会与这一基本价值理念相距甚远，甚至背离了最初的理念，这让笃信这一理念的公众在屡次失望后已经对听证会这一民主形式表现出漠然的态度。

现阶段我国各地召开的价格听证会都是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其利益与要求涨价的利益方在很大程度上一致，而消费者一方实际上没有太强的博弈能力，难免给人留下听不听证都一样的印象。因而，公众在统计分析大量的价格听证会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价格听证，逢听必涨。既然参与与不参与，听证与不听证的结果是一致的，政府依据自身管理的需要任听任涨，公众的参与也没有了任何实质意义，对结果起不了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民意诉求在听证会中得不到满足。民意（the public opinion），从规范意义上讲，就是指作为非统治群体的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听证会是反映民生，体现民意的最佳民主形式之一，因而在听证会兴起之初，公众抱着输出自身利益诉求的心态，对听证饱含热情，然而此后的实践证明，民意诉求成了一纸空文。

例如北京居民电价听证会，水价就涨与不涨，涨多少的问题进行协商，政府单方面地提出的两个调价方案是：涨0.03元还是0 05元。郑州市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也是两种涨价方案，并且结果是“代表100%同意水价上涨”。与此同时，一些听证会束曾听证先有结果。从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关系日常生活的水德价格当然是以不涨为最佳，既然政府之前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必涨无疑，出台两种方案让民众听证，似乎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措施，一方面要展现民主协商这一形式，另一方面要给国家民主与法制一个交代，事实上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公众自然会日渐丧失对这些流于形式的听证会，甚至可以说是听证秀失去热情甚至信赖。

再者是听证会形式主义痕迹严重。现如今，无论大小听证会，都有部分会召开类似“彩排”的预备会，让原本应该严肃认真的听证会，变成了一场由“导演”操纵的“商业演出”。一些只要拿了“车马费”就不提反对意见的“听证帝”应运而生，大家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结果是社会上公众对某一物价准备提价或设置表示强烈不满，但听证会上代表公众利益的相关听证代表同意涨价和设置者惊人地占绝对优势；经过彩排后的听证会其实就是一场“秀”，形式主义严重，不再具有听证会应有的法律意义。

回顾听证在中国走过的15个年头，曾经风光无限，曾经绚烂无比，但如今遭遇寒流，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如何让听证摆脱恶性循环，走出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是广大民众、法律学者及政府在往后法制建设的慢慢长路上不断探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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