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研究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问题围绕“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论战,最终莫衷一是。其实,经典作家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是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与“理想的总资本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分别在“一般”、“特殊”与“个别”意义上的概括。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一般”、“特殊”与“个别”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工具主义”;“结构主义”;抽象上升到具体

作者简介:张国昀(1971―)男,甘肃天水人,天水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讲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06―05　收稿日期:2010―07―31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蓬勃发展、精彩纷呈,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此,英国著名马克恩主义学者鲍勃・杰索普评价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对资本的职能;好一些的会就其形式和存在的问题做个说明;没有人能将国家完全解释清楚。”(阿若诺威兹等,2008)”。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其根源于马克思本人没有系统的国家理论。比如意大利新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克莱蒂就认为,马克思有关国家理论的著作不多且无建树,只是重复卢梭等人的思想而已,“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Colletti,1972)。

那么,经典作家有没有完整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理论呢?如果有,他们是怎样论述的呢?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学者就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参与者甚众,观点分歧之大可谓空前。这场争论的导火索就是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争。

米利班德是英国政治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国家理论在欧美被称为“工具主义”。米利班德从批判多元主义国家霸权论否认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展开论述他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多元主义国家论把国家看作是“整个社会”和“民族利益”的人和托管人,站在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保证各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得以有序进行。米利班德指出,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共同托管人不过是统治阶级的障眼法,其目的掩盖阶级统治,使其统治在自己和被统治阶级眼里变得合法。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几百年,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现代国家政权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中,国家并非各利益集团的仲裁者,而是偏袒者,主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米利班德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统治阶级’的定义是掌控生产工具的阶级,这个阶级凭借着由此获得的经济实力将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使其成为维护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工具。”(阿若诺威兹等,2008)为此,他指出,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和权力精英掌握着国家各种机构,通过其人领导和支配国家各个机构来控制国家权力。

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论提出之后,马上引起了希腊著名政治学家普兰查斯的强烈反对,他高举“结构主义”旗帜向米利班德发难。

普兰查斯反对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工具、一个物。他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结构特征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根据普兰查斯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平台,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场所,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调和、凝聚在一起。他说:“国家是调和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概念的原意,即国家是一种礼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它能够起着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的所有各个方面调和的意义而言,并且是作为调节这个体系综合平衡的因素而言。”(普兰查斯,1982)因此,资产阶级乐意利用国家这个因素,这样可以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平衡各种社会关系,最终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为此,引起了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间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焦点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两人都认为“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各自就其内涵却持完全不同看法,这与他们各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观相一致。

米利班德所理解的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是说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虽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并非绝对听从统治阶级使唤的简单工具,国家具有一种相对的自由。国家之所以具有相对自主性,就是因为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并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并非资本家个体。比如19世纪的英国,虽然拥有一个经济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但大多数时间里,在国家机构中-与据压倒优势地位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土地贵族。再如1933年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的情况,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毕竟不同于资本家个体,他们各自的利益观并不相同。“资本家主要关怀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领域,并且作为资本家,要听命于他们所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的迫切要求。而大臣们、民政机关和其他机构公务员则必须看得远一些,……可能需要办一些为大部分甚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不乐意的事情。”(米利班德,1988)因此国家推行的政策就有可能相悖于当时的资本家阶级,表现出一定的相对自主性;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由于受到民主选举、普选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官员为了博得民心,就不能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人,而力求表现得“通情达理”、“办事公道”、“不偏不倚”,即表现出一定的相对自主性。

尽管如此,但米利班德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不表明其有超阶级性。这种相对自主性,使得国家有可能以适当而灵活的方式行使阶级任务,更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为了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国家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

而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之所以具有相对自主性,就是因为国家不是一个无缝的实体,而是一种具有矛盾的社会关系。国家既然体现一种社会关系,它就要同时体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不为任何一方所左右,体现一定的自主性。但又因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权力不对称,那么国家就不得不体现一定的阶级性(但这种阶级性又和那种完全操纵在统治阶级手里作为工具的阶级性又迥然不同),因此,国家不可能具有绝对的自主性,只能具有相对自主性。

为了论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区别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反映一种社

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经济利益反映一种经济行为。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普兰查斯,1982)。资产阶级可以牺牲一时一事的经济利益,以此换回被统治阶级对这种社会关系的认可和支持。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就终归能够依赖这种关系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普兰查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的。“福利国家”正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一种表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各种福利政策,迁就了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虽然会损害统治阶级暂时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这才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关键所在。

西方学者将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争称为“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这场争论的后续效应至今还在发酵,但就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这一课题也就吸引我们再度深入到经典作家的文本当中去解读。

二、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毕生都希望完成的著作之一,从其早年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开始提出问题,到后来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政治经济学当中分析问题,再到晚年撰写《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准备解决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为国家理论终生孜孜以求。正如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弗尔(1988)所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包含着它的产生、它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它的发展的国家理论更为重要的了。”

对于国家理论,马克思曾这样论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等,1995b)

于是,经典作家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作了深入研究和解剖。概括而言,有这样几方面论述。

(一)“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马克思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曾构思过宏伟的“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设想。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写作单独的《国家》册的构想,第一次确立了国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在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中是单独的一篇,紧接在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和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之后,属于第三篇。在这一篇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这一论题。《国家》册之后,就是“五篇计划”的后两篇,分别是“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

其后,马克思对“五篇计划”的构想进行过多次修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将其概括为“六册计划”。他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等,1995b)

很明显,无论在“五篇计划”还是“六册计划”,《国家》册都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即国家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的概括”,然后才有对外关系在国家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分析向国际经济分析过渡的桥梁和纽带。

对于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的概括”,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首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所谓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是指一国“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其“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国家材料应理解为国家的事务,理解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它们参与国家本身。”(马克思等,2002)因此,国家首先是市民社会各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概括。国家将社会各方力量聚集交汇在一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利益团体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博弈和进行权力再分配。

其次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体现一国经济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因为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国家等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等,1995b)。反过来,上层建筑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要服务于生产方式。诚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马克思等,1995c)。

(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产阶级发展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的著名论断(马克思等,1995a)。这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一种最为普及的定义,也是“工具论”的最集中概括。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而且他进一步论道:“(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来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马克思等,1995e)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唯物史观的方法对“工具论”思想做了详尽而深刻的发挥。他在全面地考察了国家的起源之后写道:“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等,1995d)。虽然这是恩格斯就国家的一般性质做的概括,但它同样适用于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

本质,诚如他所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马克思等,1995c)。

(三)“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就资本的性质在《共产党宣言》中做过精辟的论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等,1995a)。这就说明,资本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力量,不是单个资本家所能驾驭的,只有靠集体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资本才能增殖。

这是因为在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国经济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所说的那样,“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2004)。“社会资本=单个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运动的代数和”(马克思,2004)。因此,社会资本的运动要求社会各大部类之间,以及每一部内各部门之间保持比例关系的平衡。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常使这种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等,1995c)。这就要求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国家来为其服务,以此弥补私人资本的缺陷。于是就有了恩格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著名论断:“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等,1995e)。

三、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一般、特殊与个别的统一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经典作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进行了剖析,但在不同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论述。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上述三种定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呢?

本人认为,要准确理解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还得从其方法论入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　等,1974)。

而马克思在构造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所成功应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这种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行程不应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而应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正是使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在构思“五篇计划”时这样说到:首先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之后注意应该提到而不应忘记的一点:“第二级的和第三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等,1995b)”。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视域中,除了有第一级的关系外,还应该注意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

也正是有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在论述概念的运动时,采用了由“一般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亦即“正、反、合”的过程。而且,这一概念是以螺旋式上升的,第一级的“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合起来又构成第二级的“一般”,然后递加,向第二级的“特殊、个别”上升,再依此向第三级上升,如此向外扩展。

当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在构筑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所使用的方法后,就容易理解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了。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既有从“一般”意义上概括的第一级关系,还有从“特殊、个别”意义上概括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关系。

1.“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是对国家本质在“一般”意义上的概括。马克思认为,国家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是这样论述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整个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　等,1995a)这就说明,马克思在构筑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概括,对当时物质生活关系和物质交往关系的概括,也是对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关系的最一般意义上的概括。马克思本人也多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首先是从抽象意义上做最一般的概括,然后逐层上升到具体。

2.“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是对国家本质在“特殊”意义上的概括。当市民社会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向前发展时,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其财产关系也逐渐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转化为个人的私产,“市民社会”变成了“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场”。因此,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国家就必须要付出行动,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同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马克思等,1958)。同家政权虽然还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冒充为表面的中介,但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此时的国家理论就不能仅仅是阶级关系的一般抽象概括,一定要上升到具体而“特殊”的行为层面。

3.“理想的总资本家”是对国家本质在“个别”意义上的概括。资产阶级未必都是资本家,但资本家一定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以靠一定的收入生活,目的是为了一定的使用价值,但资本家必须要将货币转化为资本,目的是为了价值的增殖。资本的存在必须要有许多条件和规定,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等,1995b)。马克思就是按照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行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论证资本的。因此,资本家要比资产阶级更加具体。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力量”,那么,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国家也就主要为资本家服务,而资本主义国家也确实利用各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为资本家尽力。因此,“理想的总资本家”就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在更加具体层面上的论述,是属于“个别”意义上的概括。

从以上论述可知,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单独成篇的有关国家理论的著作,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仍然是完整的。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是一个体系,体现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没有抽象上的概括,国家理论就没有根基;没有具体的再现,国家理论就只能是一个“混沌的表象”。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资本主义国家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矛盾才能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懂得“运用概念的艺术”,往往抓住经典作家的某一著作来片面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比如:米利班德就特别推崇《共产党宣言》,而普兰查斯则非常青睐《资本论》),而且还在方法论上围绕抽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争论,最终也不了了之。只有当我们掌握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之后,才能真正理解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论述其实是“一般”、“特殊”与“个别”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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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育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