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解决

最近一段时间，高枫从病危到去世的消息，成为各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媒体纷纷挖掘他从艺生涯中的“猛料”，包括他的家庭情况、被捕风捉影的恋爱、被揣测的病因、被风传的私生活。仅高枫的病因，就被传得很隐秘，有媒体说，高枫染上的是“PCP病毒性肺炎”，据称只有三种人可能被传染，其中一种人为艾滋病患者。这些报道引发了京城媒体有关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争论。

其中，2002年9月21日《中国青年报》的“娱乐新闻过度关注高枫事件是一种‘集体偷窥’”和《北京新报》的“公众人物从社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公众社会应当有相应的知情权”，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中国青年报》文章的观点是：“任何人都有权保留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选择，自然也包括了对其可能的相应后果的责任和担当。别人无法分享其快乐，亦无法分担其痛苦。既然无法分担，也就无由指责。”而《北京新报》发表的《假如高枫真的与AIDS握手》一文中认为：“一个公众人物，当你从社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时，你就应该想到自己同时赋予的责任。”该文在“如果高枫真的与AIDS有关”的前提下，对公众的知情权进行了支持，“在我们大谈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时候，有谁替那个请高枫做广告的服装企业想过？假如真如推测，高枫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身患艾滋病，那他有没有告知对方的责任？那个企业有没有知道高枫病情的权利？”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近十几年来，国内大众媒体因被公民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而提讼，已成为寻常事。在诸多名誉权纠纷案子中，越来越多是隐私权侵权。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个人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私生活与他人隔离开，对个人隐私权日趋重视。而另外一方面，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又对他人（特别是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产生好奇，大众媒介便成为满足这一好奇的工具，为此，有的甚至以恶意传播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权来抢夺读者。如何既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又满足社会公众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欲望，这是个难题。但有一条原则是可以确定的，即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知情权和隐私权概述

1945年由美国记者肯特・库柏提出“知情权”，就是：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国家应保障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196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情报自由法》明确了知情权，1974年的美国《隐私法》也对知情权作了规定。在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学者对其有不同阐述，笔者比较认同郭卫华先生对知情权的诠释，他认为知情权是指公民对国家事务及社会信息得以知悉的权利，主要包括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①在本文和个人隐私权相对照的，则是社会知情权。所谓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不具有个人秘密色彩的具有社会性质的各种现象或信息进行了解的权利。个人为了满足合理又合法的兴趣，有权利知道发生于自己之外的事情，如体育比赛、歌星轶事等。

知情权保障权利人对其他的信息空间进行介入。而隐私权则防止他人侵入自己的私人领域。19世纪下半叶，美国刊登隐私、丑闻的报刊流行，针对大众传媒肆无忌惮地暴露私生活，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虽隐私权侵权和名誉权侵权有交叠的地方，但总体上，美国的隐私权仍具有独立的内涵，1974年美国通过的《隐私权法》第2条规定，“隐私权是受合众国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

在我国，近十多年来，才逐步重视公民的隐私权，不少学者对隐私权进行了定义，张新宝先生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③顾理平先生认为，所谓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向他人公开或被知悉的秘密，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生理缺陷和残疾、婚恋经历、财产状况、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等，而隐私权就是指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的人格权利。④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隐私权保护主要从名誉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中得到体现。

可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知情权和隐私权相克相生，各自受到重视。但现实生活中，公众知情权被滥用，公民隐私权受侵害的事情经常发生。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模糊地带”

从司法实践看，下列是知情权和隐私权较容易产生冲突的区域，也是对隐私权认识上比较模糊、容易有争议的地方：

一、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北京新报》上的文章称，若高枫真的与AIDS有关，公众应有知情权，因为高枫作为公众人物应肩负相应责任。公众人物的概念在我国还比较模糊，但我国法律界、学术界对弱化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言论时见报刊。魏永征先生在2000年5月31日《检察日报》谈到周而复诉某刊物侵犯名誉权案时认为弱化公众人物名誉权（在周案中，可视为隐私权，因该刊物文中有关周的政治错误的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保护，是因为公众人物出名很大程度靠媒体报道，那就不能只报道好事不报道坏事。而且，公众人物的抗侵害能力一般大于普通人。媒体跟踪高枫病情，透露高枫家庭情况、从艺轶事，这些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密切联系，对这些事实予以披露，笔者认为不构成侵害隐私权。但是，弱化名人隐私权保护不等于剥夺其隐私权。在对高枫的报道中，有对他得艾滋病的猜测；写到其私生活时，以暧昧语言指向他是同性恋者。这些报道有损高枫人格尊严，有侵权之嫌。

公众人物的隐私并非是无限透明的，黛安娜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除了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外，连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日益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据2002年4月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因英国《镜报》编发的一篇文章称“内奥米曾频频参加瘾君子的聚会”，侵犯了英国超级名模内奥米・坎贝尔的个人隐私，损害了她的个人名誉，故判决该报向内奥米赔偿3500英镑。英媒体纷纷刊文认为这是英国涉及名人隐私权的“里程碑”式判决，它将向英国媒体敲响警钟，不能再捕风捉影、大肆炒作名人的隐私以牟取暴利了。英国媒体律师罗德里克・达达克告诉路透社说，“这项判决强调，每个人，包括行为不良的名人，在涉及到某种与健康、个人关系或者金钱方面的信息时都有隐私权和保密权。”

虽然国外的判例并不适用于我国，但这判例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媒体对名人隐私恶意炒作现象可以休矣。

二、涉及死者的隐私权

《中国青年报》“高枫事件中的集体偷窥”一文从道德和人文关照的层面，对高枫之死的媒体炒作进行了反思。其实在法律层面上，对死者的隐私权保护也是值得探讨的。《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第65条（1）的规定：“隐私权侵犯诉讼，只能被侵犯人生存时主张。”那么是否死者不能申诉隐私权，可被人肆意“偷窥”？其实不然。我国学者张新宝先生的观点是，死者的民事权利能力已经不存在，不能享有任何权利，自然包括隐私权。但隐私权保护内容是隐私，是一种利益，是死者近亲属的感情和名誉利益。揭露死者隐私，很可能使生存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这样对死者隐私保护，就是保护死者生存的近亲属的名誉。⑤下面的例子支持了张先生的论点。

日本某周刊曾将因艾滋病死亡的一名女患者姓名公布，并将偷拍的她的遗照配其经历一同发表。死者家属要求这家杂志社赔偿。对此大阪地方法院认为，既然是死者，难以说其人格权受侵犯，但其遗属人格权受侵犯可予以承认。这里的遗属人格权特指遗属对故人追慕之情。该周刊行为侵犯了死者双亲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理应赔偿。

高枫去世后，媒体对他生前私密信息恶意挖掘。笔者认为，有关传媒的这一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人的尊重程度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侵害了死者遗属的权利和感情。

三、涉及未成年人隐私

在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与监护人或其他监护职责的人的知情权有冲突时，有的记者的态度比较模糊。有媒体曾报道，上海某小学发卡给学生，学生在校的消费情况和行踪都记录在卡，父母刷一下卡就一目了然。一些学生认为，学校的这一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记者采访了专家，但对此的讨论没有明确答案。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隐私应当受到最大限度保护，这样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这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工作者所认识。但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范围哪些受监护权限制，哪些不受监护权限制，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监护人或其他有监护职责的人只能对未成年人的日常行为、受教育的情况、有关财产性活动等有关情况进行监管……”⑥所以，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来说，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有权知道他们在校的消费和行踪，上述刷卡事件，不算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行为。

但是，监护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凌驾于未成年人隐私权之上。据《南方都市报》2002年9月21日报道，重庆某中学的一位班主任撕走学生早恋日记并曝光，致使该学生精神受到损害，并导致其离家出走的严重后果。重庆市一中院终审判决：老师行为已侵害学生名誉权，被判向学生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庭审中，该班主任表达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她履行教师之责，检查学生笔记，从而知晓该生早恋违反校规的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隐私的过错。隐私内容是早恋，严重违反了《中学生守则》，这种隐私内容受公共利益的限制，是不诚实的表现，看学生笔记也是教师知情权的一部分。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师未经学生同意，撕看其日记并给他人传阅，还在学生中讲有损学生名誉的话，其行为已损害了他的名誉和隐私权。

可见，监护人或负有管教职责的人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督、保护时，虽有权对未成年人的私人信息加以收集和阅览，但这种权利须受到法律限制。

如何规避新闻侵犯隐私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隐私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而是通常被纳入名誉权进行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但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为司法解释留下了较大空间。一般认为，隐私权应当属于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中再次强调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围，使得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显得先天不足。在报业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媒体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同时，如何规避新闻侵犯隐私权？除了新闻工作者具备相关法律素养，国外媒体较具操作性的内部规定，也值得借鉴。

日本各报内部大多有如下关于隐私报道的原则：

第一，着力准确报道与嫌疑、怀疑及社会关心的事实有关的内容，省略相关性较小的事件；第二，关于一般人前科，不论是否使用真名都不披露。但是，如果与嫌疑、怀疑有密切关系而需要报道，作例外处理；第三，对公共性人物及有影响人物，其前科如需作为背景资料报道，可以披露；第四，对于嫌疑者、被告的前科及逮捕经历，不作背景介绍；第五，传染病、艾滋病患者的报道原则匿名；第六，对于死者报道也适用上述原则。⑦

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实施的新闻界行为准则中，在保护公众知情权前提下，维护被报道者隐私权的规定如下：

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允许侵入和探究私人生活，包括使用长镜头拍摄私有设施处的人物。这种做法只有符合公众利益时才能证明是正当的。

除非与公众的知情权相悖，新闻报道一般应避免涉及判定犯罪或指控犯罪的人的亲友姓名、身份。

对年龄16岁以下者，没有家长或监护人在场，或未经家长、监护人同意，一般不应就儿童个人福利问题进行新闻采访问话或摄像；对在校学习的少年儿童，未经学校同意不应接触或摄像。

涉及犯案件的16岁以下少年，不论是受害者、目击者还是被告，新闻报道不应披露其姓名身份，即使法律未禁止也不应该这样做；并且应使用“对少年儿童严重侵害”之类的词语来叙述这种侵犯行为；报道中应注意不得暗含受指控的人与少年儿童本人关系的内容。

有关性袭击的新闻报道不应披露受害者姓名身份，也不得发表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材料。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披露者除外。

对当事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障碍，也应予回避。⑧

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立法都很重视隐私权保护的今天，国外的传媒业仍在行业规范里花了不少篇章，着力于公众的隐私权保护，这值得我们深思。其实，隐私权受保护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及文明程度。如今用“隐私热”来形容某些媒体对个人隐私的关注程度并不过分，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时候，要以法律精神、法制原则及自己的良知把握好“揭秘”的尺度，不要侵害别人隐私权。

注释：

①⑥郭卫华主编：《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第123、106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②转引自（美）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⑤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21页、第23～2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④顾理平：《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第225页和第23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⑦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第143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⑧《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节选自第194页至197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