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路127号

我的手指漆黑如炭，只剩下指缝儿间一抹若隐若现的白。蚯蚓白嫩的身体在上面缠绕着，阳光从叶隙间钻出来，照在我的手指上，也照在蚯蚓的身体上，它挣扎缠绕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无力。不时地垂直开来，似乎透支了体力想要休息的样子。然后再吃力地缠绕上去。我另一只手抹一把耷拉在我双唇上的黄鼻涕，并将黏稠的液体随手在我的裤子上擦一把。薛强这时候出现，他的声音像穿过叶隙的阳光，从我背后直射过来。“你放了它。”我没回头，再擦一把鼻涕。我的手在阳光里抖啊抖，蚯蚓垂直下去被我抖成一条白色的波浪线。

“求你，别这样，放了它。”

它终于停止了挣扎，耷拉成一条直线。我一扬手，它飞了出去。

这是2003年盛夏的绥芬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后院。穿过我身边这个硕大的花坛十几步，那排低矮的平房里，时不时地会传出各种版本的哭声。有唱歌一样的，这种哭往往有些演绎的成分，声音大都张扬：哎――我的亲妈哎！你咋就这么走了。你不要我们了！有撕心裂肺号叫的，比如昨日，有三个中年妇女撕心裂肺不停地叫：爸爸，爸爸，爸爸！没有更多的词汇，只这一句泣血的“爸爸！”听得人肝胆俱裂，骨髓都流出来。我见过最震撼人的哭恰恰是无声的哭泣。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从太平间被人搀出来，面色苍白、目光呆滞、空洞绝望。泪水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涌出来，却没有任何声音。

花坛的右手边有条小路，绕过一片绿色植被，是这家医院的院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被抬出来，身上盖着白布。

我的黑手指继续在花坛里挖掘着，顺便看了一眼那棵苹果苗。它在树荫里开心地抖着稚嫩的叶子。半尺高了，我似乎看见它已经高过了花坛里这棵红豆杉，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那样，我会随手摘一个，送给麻醉师小张叔叔，并且告诉他，瞧，这就是你给我的那个超级大苹果的孩子。

又一条更长更粗的蚯蚓绕在我的手指上。

“你怎么能这样？它要是死了它妈妈就找不到它了！”

我被这句话惊着了。蚯蚓也有妈妈？这是我想也没想过的事儿。我只知道院长喜欢钓鱼，而它们是他的鱼饵。我回头看他，白皙的脸蛋儿上一层细密的汗珠，眼睛不大，此刻装满了愤怒。他抬手胡乱抹一把额头的汗水，说：“求你，放了它。”

那一年他十二岁，我十岁。

我们的目光在那个下午纠缠在一起，很久。我刻意高扬的下巴在他的眼神儿里慢慢放低，再放低。最后，我败给了走一步都要吃力摇摆成鸭子模样的他。眼看着他从我的手里拿走蚯蚓，扭到花坛边重新送回土壤里去。

“它早晚会死，因为它是鱼饵，是办公室主任给院长准备的鱼饵。”他不理我。小心地把湿润的泥土细细地撒在蚯蚓的身上，那样子不像是撒土，倒像是给一个婴儿盖被子。

“你别动那棵苹果苗，那是我种的，我等它长出苹果送给小张叔叔吃，他是个好人。”我的小黑手指着我的苹果树对他说。他还是没有看我，盯着埋进蚯蚓的地方，笑了。我看见他有两颗小虎牙，长得很对称，一笑很好看。

他说：“谢谢你。”

我一震。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两个字，只有我说过，当菊子姨把一块肉夹给我的时候我会说谢谢姨，那样菊子姨会高兴，高兴了会再夹一块儿给我。

薛强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

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我只知道我自己营养不良。小张叔叔说的，他摸着我的头说的。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的个子还没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高。

“那是医生扯淡，我偷听过他们的谈话，世界都没有攻克的疑难杂症，这家医院能治？他们是骗子，吸血鬼，骗我妈的钱呢。我妈傻，我来住院就给我打什么蛋白，什么细胞的。根本治不了病。”他坐在花坛边水泥台上摇着向外翻的脚掌说。“我太姥姥跟我太姥爷私奔的时候，被她娘下了诅咒。她生的第一个男孩儿就是我这个样子。到十八周岁会完全瘫痪。我大舅也是这样，现在是我，我舅姥爷十五就全瘫，下炕摔倒，脖子窝进了裤裆，憋死了。我大舅十七岁那年发大水淹死了，那年水真大，我姥姥说大家都在跑，拉着耕牛赶着猪背着粮食扶着老人。等洪水退了他们才想起他，那时候他的肚子已经胀成快要生孩子的孕妇，天知道他喝了多少水。我太姥姥后来总是莫名地哭，她总是说耕牛有多重要？一家子的命呢，没有耕牛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全家吃什么？还有那头带崽子的母猪，洪水退了它一窝下了十一个猪崽儿。既然耕牛和猪都比我舅姥爷重要，你说我太姥姥还哭什么呢？”

我在他身边儿坐着，像听天书一样听他说这些。

“我爸是个孬种。”他说，“他在我刚发病时就带着别的娘们跑了。他是被我的病吓跑的，所以他是个孬种。”

“我爸也是个孬种。”我说。

他转头看我，满脸惊奇。

“是的，我爸也是个孬种，他家里有老婆，我妈就是他别的娘们儿。”

头顶上的树叶间忽然有蛐蛐儿在叫，很清脆。我们一起把脸仰起来，眯缝着眼睛躲避着阳光，我们想看到那只蛐蛐儿。但是我们的头顶上只有浓密的针叶。叫声不知道在哪一片叶子后面传来。有哭声从低矮的平房里传出来，歇斯底里，撕心裂肺。我知道，又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而且应该是个年轻人，哭的人一定是他的父母。只有父母哭孩子的时候才会肝肠寸断，儿女给老人送别的哭声里多少掺杂着些如释重负。

这家医院隔壁就是我菊子姨家，这个后院儿一直是我的乐园。菊子姨忙着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玩够了有时候会在花坛边儿上的椅子上睡一下。所以，我听过很多哭声。我妈不这样哭，她只会不错眼珠儿地盯着一个地方，眼泪像是决堤的河水，不停地涌上面颊。我只见过一次我妈流泪，或者她平时哭泣的时候是躲着我的，我只记住那一次。那天，我爸坐在我妈和那个女人中间，头裤裆里，一直到天黑也没抬起来。我妈走的时候对那个女人说，姐，记住你说过的话。那个女人说，你能做到我就能做到。

我妈就这样很决绝地从我的生命里走开了，她转身时只看了我一眼，我看见了她的泪，像一条无声的河流。我妈傻，那个女人答应我妈只要远离永远不出现，就给她儿子上户口并把她儿子养大。为了给我一个名分，她走了。走的时候告诉我以后管那个女人叫妈妈。

我靠。

我妈不知道，其实孩子不是“养”大的，只有猪狗牛羊才会单纯到用“养”字。当然，我是被“养”大的，而且是在不停更换环境的陌生人家寄养。

现在，我妈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成形状。我只依稀记得她的声音。她说：“你生在野儿盛开的日子，那是个收获的季节。”她接着说，“农历八月十六，那个季节，五花儿山都开始颓败，遍地衰竭，都枯了。野儿就在那时候绽放，漫山遍野，迎着渐渐凛冽的秋风，在太阳底下灿烂着。深紫色的、金黄的、雪白的……”说到这里她捋了捋凌乱在额前的头发。

“真是美。”

“怎么美？”

我扬起小脸儿问。

她想了想，“万花儿如绣。”

我想象不出万花儿如绣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妈见人就说我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收获的季节，而且那是个月圆日。后来我长大才知道，秋天，不仅仅是收获的日子，还是很多生命终结的日子。比如树叶离开树枝，对于树枝来说就像是掉了一根儿头发，春来可以复发。对于树叶来说，它的一生就结束了。比如庄稼，人们收获的季节难道不是它们与大地的生离死别？当它从一棵绿油油的嫩苗儿到成熟枯干，不是死亡又是什么？还有被采摘的苹果、秋霜打黄的小草儿、还有在夏季盛开的花儿……

所以，我觉得我妈是个傻到愚蠢的女人。她在不该相信我爸的时候相信了他，又接着相信了他的老婆。

还好我有苹果树，当我把苹果核吐进花坛盖上土之后我就有了一种叫做“希望”的情愫悄悄地在我的心底滋生。冬天的时候小张叔叔就帮我把苹果苗装进胶皮桶，藏在他办公室桌子底下。春天再挪出来。我问过小张叔叔，“它真的会结出大苹果？”

“当然。一定会。”小张叔叔说。

“那我就摘下来，送给你吃。”我说。

“好的，我等着。”小张叔叔笑了。

薛强说他家在离这里不远的镇上，幸福路127号。门前有条小河，河边就是看不到尽头的地栽黑木耳。

“你知道黑木耳有多漂亮么？”他问。

我摇头，我只知道黑木耳是菜。我吃它的时候只在意香不香哪里会看它漂亮不漂亮。

他说你将来一定要去那个镇，看看美丽的黑木耳。

转年，我开始迅速长高，我的喉结突出声带嘶哑，我的下身儿长出了让人恶心的毛发。开始讨厌和痛恨我爸，他欢愉后一粒不负责任的种子成了我尴尬并且不可逆转的人生。我甚至痛恨照顾我生活的菊子姨，恨她在麻将桌上输了或者赢了后两种不同版本的嘴脸。我也恨我妈，那个早就淡出我的生活和记忆的女人，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又丢下了我。

我一直在薛强看不见的地方挖蚯蚓，把它折磨死然后用我漆黑的长指甲把它斩成一段一段。看着它们生命结束我会有一丝。我掐死过一只猫，把它的身体装进塑料袋儿，然后掐断它的脖子。它锋利的爪子在塑料袋儿里无奈地打滑儿直到再也不动。还有鸽子，我把它的脖子扭成麻花儿的样子。我还把菊子姨家里花盆里的花儿贴着它们的根部用锋利的小刀切进去。切到三分之二处停下，这样，从外表看它还是一棵完好无损的花儿，但是它会慢慢枯萎死去。看着菊子姨心疼的样子我会快乐得吹出口哨来。

那个女人不允许我爸看我。她会在每年年底来送一些钱，她会和菊子姨聊上一会儿天，她说，“菊子姐姐，咱们都是女人你理解我么？”菊子姨会频频点头，眼角还会挂一点儿晶莹，那里面装满了同情和理解。“这个崽子是一把钝刀你知道么，每次看见他那双酷似他爸的眼睛我的心就疼，就会浮想联翩。会有他们俩不同版本的场景啃噬我。”

菊子姨再点头，并附上一声叹息。

不善良不可怕，可怕的是伪装善良。

我在她们每年一次的交谈中跌进十八层地狱，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尽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甚至什么时候犯下的罪。但我知道那个女人的眼泪和满脸痛苦都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有罪。

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但也没什么关系，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个。我每天按时背着书包去学校，黄昏回来，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包里背的是书本还是死猫的尸体。

我会在梦里见到我妈，她苍白如纸的面庞上有无声的泪水经年滑落，绵绵不绝。我会在她的泪水里醒来，醒来的黎明前的黑暗中想起那个屋子，没有窗子的小屋子。墙上的霉斑图画般的印在那里，有的像老鹰，有的像南瓜，还有一处像我的屁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妈搂着我笑了，笑声震落了她脸上的泪水。

我妈离开那一年我四岁。

第一次看见薛强用那么恶毒的语言攻击他妈的时候我震惊了。

“你真贱。”他说。

“这破医院能治什么，骗你的钱罢了。”

他妈妈在他的病床底下佝偻着腰打扫着，没有抬头。额前散乱的头发像是一幅屏障遮住了她的表情。

“看看你的手，看看你的衣服，看看你的头发，你是女人么？你还记得你是女人么？怪不得我爸跑路不要你，你不是女人！”

她忙碌的胳膊定格在这句话里。抬起头叫：“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不是个女人，你这么丑，没有男人会喜欢你！”薛强继续着他恶毒的语言。

她瞪视着他，猛然间高高地举起了笤帚。很久，又扔掉笤帚冲了出去。我倚着门框，看着她风一样地从我身边掠过，她的泪水飘落在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像深秋的雨水。

半躺在床上的薛强像是刚刚完成一场战争，疲惫不堪地慢慢将头平躺在枕头上。他瞪大了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不见任何表情。

那时候他已经不能下地走路了，我有时候会用轮椅推着他去医院的后院，看我们的苹果树，我们的苹果树越来越高越来越粗壮。我们会说着一些关于满树都是红苹果的时候怎么摘苹果怎么分配苹果的事。他坚持说送给我的小张叔叔最多不能超过三个，剩下的全给他妈妈，他说：“这个傻女人，几乎没吃过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