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收入差距:变化机理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微观角度讨论了市场经济内生的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若干特点,考察了“倒U型曲线”假说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内涵和局限性,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转型社会;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机理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6―0005―06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转型,非市场化的各种制度性扭曲的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渐减少,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会愈来愈成为决定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本原因或主导力量｡因此,无论是要对处理目前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有益政策性建议,还是要对中国未来收入分配差距变化模式进行科学的解释或预测,我们都应重视对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规律的研究｡目前已有大量关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文献[1]―[6],但真正试图对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进行规律性概括的理论只有两种:倒U型曲线假说[1][2]和比较优势理论[3]｡但二者都只是建立在宏观数据实证结果上的推论,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微观逻辑基础｡任何宏观经济现象都具有微观基础[7][8]｡为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规律,还应该研究它的微观机理｡本文力图从转型社会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微观机理出发,揭示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若干特点,据此对倒U型曲线假说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内涵与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微观机理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在生产率或经济赢利能力上的差异都是无限多样的｡但为了分析的方便,突出问题的本质,又不失一般性,设一转型社会有高技能和低技能的两类劳动者,分别用LH､LD表示｡任何生产都必须同时雇佣这两类劳动者才能进行,高技能岗位无法由低技能劳动者来顶替,生产函数是可分的,用f(LH， LD)表示｡

f(LH， LD)=(1+P)f1(LH)+(1-P)f2(LD)(1)

其中f1(LH)､f2(LD)分别表示两类不同劳动者的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同等投入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具有比低技能劳动者更高的产量和边际生产率,所以,f1(L)>f2(L),f1′(L)>f2′(L)｡为把注意力集中于要分析的问题,生产函数中省略了资本项｡P在这里是一个关键变量｡

P=P(U,C),P≥0,PU>0, PC

U表示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在此特指由于市场化而引起的经济不确定性;C 表示体制的规范性程度｡P是由这两种力量共同决定的参数｡我们用P表示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对现实生产贡献度的变化程度｡P=0时,企业按部就班,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对现实生产贡献度依据事先安排是不变的｡P>0,则P表示高技能劳动者对企业的利润和生产发展的贡献度相对提高的程度,也是低技能劳动者贡献度相对下降的程度｡P=0时,(1)式表示计划经济时代或在没有任何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中经营的企业的生产函数;P>0时,(1)式则表示在市场化后的生产函数｡

关于P(U,C)的函数形式,若其为形如 aU-bC的线性函数,其中a>0､b>0,它确实满足(2)所描述的性质｡但这种函数的经济含义不符合我们现实直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b如何小,人们总能够通过将C提高到一定程度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恒大于零的U所表示的不确定性,使P=0｡而现实是,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经济不确定性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所以,我们认为,P更可能是U､C的非线性函数,比如P=U/(C+U)｡它尽管高度简化,但却符合我们的经济直觉:仅当U=0时,实行计划经济,才有P=0,而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即U>0,则只有当C∞时,才会有P=0｡显然,除非我们把C∞理解为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否则,在市场化条件下,C∞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C也不可能是无穷大的,而只可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样,在任何社会里,也不可能出现C=0的情况｡这意味着恒有∞>C>0｡这样,在U>0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恒有0

在生产函数中构造参数P的依据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企业的自由度与机会增加,创新竞争加剧,技术的生命周期缩短,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并通过货币得到自由表达,这使得任何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都充满风险｡于是,整个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U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更加重视软硬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必须善于正确识别不断变化的环境,并据此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和发展战略｡这样,企业的利润和发展就更加依赖企业家､专业人员等高技能劳动者的努力｡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高技能劳动者对生产的相对贡献度或重要性将提高,在此设其为P,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贡献度相应下降P｡规范性力量用C表示｡在转型期,C较小,被U扩大的P又会增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体制的完善､法律的健全､价格信号功能效度的增强､人们市场理性程度的提高等,这一切都有利于规范性力量C的成长｡这种力量的成长有利于减小P,有利于抑制低技能劳动者在生产中相对贡献度的下降｡但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C不可能完全消除U对P的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P恒大于0｡

假设工资由雇主与劳动者谈判决定｡对于同样的投入,雇主将给高技能劳动者更高的工资,而且还认为高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努力也具有更高的价值｡W1(LH)､W2(LD)分别表示雇主对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生产价值的评价函数即工资函数｡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转型社会的经济运行首先转化为求雇主利润最优化问题,即:

Max ∏(LH，LD)=(1+P)f1(LH)+(1-P)f2(LD)-W1(LH)-W2(LD) (3)

当P=0时,一阶条件为:

f1′(L0H)=W1′(L0H)(4)

f2′(L0D)=W2′(L0D)(5)

当P>0时,一阶条件为:

(1+P)f1′(L*H)=W1′(L*H)(6)

(1-P)f2′(L*D)=W2′(L*D)(7)

由P=0时期进入P>0的转型期,在短期内, f1､f2是难以改变的,要保证效率,就要保证(6)､(7)成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主原则上可能面临四种情况,采取四种措施,但可以证明只有―f1″(L0H)―>―W1″(L0H)―,―f2″(L0D)―>―W2″(L0D)―所表示的情况存在｡这意味着只有一种措施,即增加LH 减少LD,见图1｡这就意味着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增加,低技能劳动者供给的过剩与失业｡使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加而使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失业,是市场经济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个机理｡

对于转型社会来说,要随时增加LH并不都是可能的,随时减少LD亦可能存在政治上的压力｡即使对于成熟市场化社会,要随时变化LH､LD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假设在短期内, f1､f2无法改变,并须维持L*D=L0D,由于高技能劳动者稀缺,无法增加,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的竞争,要维持L*H=L0H即保证他们不流失,厂商就必须保证(6)､(7)式的成立｡这样就必然会改变对二者劳动价值的评价函数即工资函数｡这就意味着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函数斜率的增大,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函数斜率的减小,如图2所示｡设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曲线上扬至W1(LH)′,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曲线下伏至W2(LD)′｡这就扩大了两者的工资差距｡这是厂商可能采取的第二种措施｡使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而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水平下降,是市场经济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机理｡

从长期看,f1､f2是可变的｡为揭示它们二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变化特点,设在t0有两个同行业的企业A和B｡A主要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B为具有技术管理优势的企业｡其生产函数分别为:

fA (LH， LD)=f1A(LH)+f2A(LD),f1A(LH)

fB (LH， LD)=f1B(LH)+f2B(LD),f1B(LH)>f2B(LD);

在t0时处于竞争均衡状态,它们都只有零利润｡故:

∏t0A =f1A(LH)+f2A(LD)-W1A(LH)-W2A(LD)=0

∏t0B =f1B(LH)+f2B(LD)-W1B(LH)-W2B(LD)=0

但到t1时,企业经历了没有预期到的激烈创新浪潮和市场波动的冲击｡设雇佣的人员和工资都无法及时改变,高技术人员能从中为企业赢得的额外好处是他们原有产值的P倍,而低技术人员则会使企业损失他们原有产值的P倍｡经简单计算可知:

∏t1A=(1+P)f1A(LH)+(1-P)f2A(LD)-W1A(LH)-W2A(LD)

∏t1B=(1+P)f1B(LH)+(1-P)f2B(LD)-W1B(LH)-W2B(LD)>0

两个企业的不同命运表明,为在剧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取得技术与管理的优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就有动力不断吸纳高技术人才,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扩大高技术部门f1投资,而低技术部门f2则会不断萎缩｡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发达地区或国家不断将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企业部门转移到落后地区或国家,就是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其结果是, f1代表的部门会不断扩张,高技术人才需求会不断增加,f2代表的部门会不断缩小,低技术人员失业增加｡而且根据供求规律,前者的工资水平会相对上升,后者会相对下降｡使企业高技术部门不断升级､拓展而低技术部门不断萎缩,是市场经济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机理｡

如果我们用f1､f2 ､W1､ W2分别表示一个地区中经济赢利能力不同的两个部门､产业或一国内经济发展优势不同的两个地区的生产函数和工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同样的或类似的机理,这些部门或地区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上述模型也适用于中观部门和宏观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分析｡当然,所有中观部门和宏观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最终又会导致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微观个体之间的收入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所以,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宏观机理,但很显然,它的基础是前面的三个微观机理｡

二､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若干特点

根据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微观机理,我们可以得出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若干特点:

第一，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机理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因此,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必然性｡市场机制的引进,使U扩大, P>0,同时,效率与竞争又迫使企业或厂商必须保证(6)､(7)式的成立,这样就有第一和第二个机理的存在与作用｡为免遭在长期竞争中被淘汰,又产生第三个机理的作用｡若不实行市场机制,P=0,企业不必为效率与竞争所迫去保证(6)､(7)式的成立,三个机理就没存在的根据,这样自然就不会起作用,能力的差别就不会转化为收入差距的拉大｡

第二,使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基础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自生经济能力和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在个人､产业部门和地区之分配的不平衡或差异｡这相当于(3)中的f1与f2､LH与LD的差异｡没有这些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机理就缺乏起作用的基础｡由(6)､(7)式可知:不平衡程度越低,差距扩大程度就会越小｡不平衡程度越高,差距扩大就会越严重｡

第三，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与市场体制的健全程度负相关,而与市场不确定性和竞争激烈程度正相关｡转型期体制不健全,C会越低,从而会扩大P,增加三个机理的作用强度,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市场波动大于竞争加剧,会增加U,也会扩大P,产生同样效果｡

第四,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低技能劳动者或者说弱势成员的失业或工资的下降导致的｡因此,如果这些成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学习能力,或社会存在有某种体制性安排,使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技能的更新,实现在不同技术层次部门的就业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流动,那么,这个社会的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就会较小｡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社会,如果其他情况相似,差距程度必然较大｡

第五,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因素的不平衡程度会互相强化｡收入越高,越有能力提高在未来的收入分配中的优势｡收入越低,越穷困,越没能力改变在未来的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因此,在经济力量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会累积性地持续扩大,而且这种扩大是自我维持的｡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文章开头提到的两种观点所包含科学性及其局限性｡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初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又会缩小｡[1]165它所包含的科学性在于指出,转向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初期会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其缺陷在于没有指明:收入差距的最终缩小,是否也象初期收入差距扩大一样,是市场力量作用下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结果,那么,它要成立,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不受任何程度的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和阻碍｡否则,经济若因此而出现动荡､停滞,不能继续发展,那么,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也就没有自动缩小的可能,推论自然就不成立｡很多事实表明,中国若不对当前严重的贫富悬殊局面进行控制,经济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和阻碍｡可此时并没有迹象显示,仅凭市场的力量,收入分配差距会出现自我调节,以适应经济继续发展｡这说明,被视为自然结果的“倒U型曲线”假说不可能适用于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印证了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自我维持､累积性地扩大的特征｡库兹涅茨之所以能得出“倒U型曲线”,并不是因为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些国家发达了之后自然缩小了,而是因为这些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再分配措施｡怪不得有人称“倒U型曲线”只是再分配曲线｡所以,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倒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完全可以是市场力量自然作用的结果,是规律,而下降部分只可能是人们对这种力量进行控制的结果｡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违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其正面论点是,在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走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则可以避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3]182-18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科学性在于指出,高技能劳动者本来就稀缺,而低技能劳动者充裕甚至过剩,所以,如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太强,走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就会人为扩大了第三个机理的作用,从而加剧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但它没有意识到,正面论点要成立,就要求在任何国家内部,经济能力和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在个人､部门和地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程度较小而且容易调整｡只有这样,收入分配差距才不容易拉大｡被其作为例证的瑞典､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二战以后,发展水平大多都比较高,在各方面的不平衡比较小,国家小又使之比较容易调整,所以,较容易满足论点成立的条件｡因此,用这些国家的数据分析结果来检验正面论点,并不能达到证明它的普适性的目的｡因为,用作为某种特殊国情结果的数据来检验正好依赖于这种特殊国情才可能成立的论点,已使这种检验失去了证明该论点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效力｡根据我们对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规律的认识,比较优势论的正面论点不可能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都很大的国家｡

三､政策建议

根据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变化机理和特点,其政策含义是明显的:

第一,由于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自我维持累积性地持续扩大的特征,所以,需要政府的力量,来防止中国当前严重的贫富悬殊局面的继续扩大｡

第二,应该适当地通过征税,直接对市场分配结果进行调节,实行再分配政策,保障和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应该设立起征点较高但累进程度较大的所得税､遗产税,降低市场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累积性效应｡

第三,根据(6)､(7)式,政府应采取政策,尽量减少体制性因素对P的影响｡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尤为重要｡这要求政府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完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增强规范性力量C,减少转型期特有的体制性因素对P的分配效应的扭曲性影响｡

第四,应设法控制自生经济能力和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在个人和地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程度,并提高社会自动抑制这种不平衡程度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不但要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即f2′(L*D),缩小它与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f1′(L*H)的差距,而且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劳动者为适应新需要或在不同部门间､不同地区间流动所需的劳动技能更新和再学习的能力｡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政策,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文化素质､生产技能,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利用市场经济机会的能力;加大对落后地区医疗科技教育的投入,提高落后地区吸纳人才的能力,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提高经济自生能力｡消除不利于社会垂直流动的各种体制｡由(3)､(6)､(7)式可知,这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根本措施｡

总之,市场化收入差距变化机理与特点表明:在社会越来越市场化的条件下,需要有政府的力量和科学的政策,才可能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国家可持续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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