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集团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七大”解决途径

【摘 要】本文认为，在大型集团提供公共物品不足时，可以尝试以下“七大”途径――“分割大型集团规模”、“应用排他性的技术”、“公私物品‘捆绑’提供”、“应用成本抽回途径”、“使用成本分摊方法”、“实行可置信的惩罚”与“通过社会影响因素”来解决或缓解。

【关键词】大型集团；公共物品提供；解决途径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曾经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曾说过“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除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作一个搭便车者” [2]

在大型集团提供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时，当所有人都选择搭便车时，就不会有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当有一部分选择贡献，而另一部分人选择搭便车时，公共物品的提供就有可能不足。也就是说，当存在“搭便车”的条件下，公共物品的提供就可能出现不足。那么，如何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提供不足问题呢？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认为可以尝试以下7种途径或方法：

1、分割大型集团规模

集团规模影响着集团成员对公共物品的提供。

对此曼瑟尔・奥尔森曾论述道“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的利益。”[3]

“除非集团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而采取行动。”[4]

按照集团成员人数的多寡与成员间的差异化程度，奥尔森将集团分为三类：小集团或特权集团、中间集团与大集团（或潜在集团）。

奥尔森认为小集团因其内部成员差异化程度比较大，成员人数又比较少，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从集团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到足以使它单独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全部成本，因此，小集团能够自发地供给公共物品。

小集团之所以可以自发地提供集体物品是因为：

（1）当集团规模小时，每个集团成员能够从他对集体物品的贡献中获得的收益份额大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成本），有时，即使他全部承担提供集体物品所需的成本，他仍可从集体物品中获益，就同是他购买私人物品一样，他感觉值（或划算）；如果集体物品没有被生产出来每个成员遭受的损失也会相对于大集团来说较为惨重；

（2）当集团规模小时，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成员间的协商、沟通、讨价还价成本）小，只需要花费很小的交易成本，成员便可被组织起来；

（3）当集团规模小时，成员间的相互监督变得容易，监督成本降低，没有对集体作贡献的成员易于被发现，也易于遭到集体的惩罚；

（4）成员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平等，对集体物品的兴趣不同或各成员的实力不等。

在中间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到足以使他独立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全部成本，然而集团成员的人数又不是多到像潜在集团那样相互之间不知对方是否贡献信息的程度。奥尔森认为中间集团是否会自发地提供公共物品这点不确定。

在潜在集团中也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到足以使他独立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全部成本，且，成员人数多到相互之间不知对方信息的程度。一个成员帮助或不帮助提供集体物品对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影响微弱。

大集团中的成员之所以不会自发地采取行动去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主要原因：

（1）当集团成员人数众多，每个成员从集体物品中所获得的收益很少，有时甚至还不足以弥补他为此而付出的成本；

（2）当成员人数众多，每个成员发现自己得不偿失时，他们便没有动力去为集体物品的提供主动贡献，他们便会选择作“搭便车”者，而且，由于成员数量众多，致使相互之间的监督，监督彼此为集体物品的提供是否做出了贡献的监督成本很高昂，监督变得很不容易，当监督困难或匮乏之时，成员“搭便车”的动机又会进一步强化，最终使得潜在集团的提供集体物品的集体行动因为“搭便车”问题的泛滥而难以进行。

针对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自发地采取行动去增进集团的利益，奥尔森提出可以给予成员有区别的、独享的“选择性激励”来解决。

这种“选择性激励”可分为正的奖励与负的惩罚（或强制）；也可分为物质的（或经济的金钱）与精神的（社会的尊重、声誉、认可、友谊等）。

通过以上的对奥尔森对集团规模与集体物品提供的关系的分析及解决大集团或潜在集团集体物品提供不足的方法的介绍，我们不难受到启示：

（1）可以通过分割或缩小集团规模来缓解集体物品（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

（2）可以通过在人数众多的大集团中实行有区别的、仅为各个个体成员所独享的“选择性激励”来缓解集体物品（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由于“选择性激励”与下面将要论述的“应用排他性的技术”（“选择性排他”）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故，我们将其归入下面的“排他性技术”一小节中予以详细论述。并且，在后面的“公私物品‘捆绑’提供”一小节中，我们还将再次提及且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因此，在本小节中，我们仅附带提到为止，不作为重点探讨。

2、应用排他性的技术

市场主体之所以愿意提供公共物品是冲着利益来的，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他们在提供公共物品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否获利或有利可图。而他们要获利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而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除了与个人因素（每个人道德品质、个人修养）、制度、排他性技术、经济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公共物品自身的非排他性有关。

公共物品自身的非排他性使得众多的“搭便车”者的免费使用使得私人供给者无利可图。如果能够解决公共物品自身的非排他性问题，进而解决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私人供给者的收益便可有所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问题便可有望得到缓解。

而要解决公共物品的排他性问题，又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1）技术途径；（2）制度途径。

（1）技术途径

通过技术来解决公共物品非排他性，主要是通过排他性技术。

所谓排他性技术是指把产品每一单位的消费区别开来或把消费产品的个个消费者区别开来的技术。

关于私人可以通过排他性技术来实现对某些公共物品供给的思想，戈尔丁和德姆塞茨早就有过论述。

戈尔丁认为是物品的供给方式决定着物品的公共性与否，而且物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物品的排他性技术与人们偏好的多样性；一个物品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且不能由市场来提供，那是因为排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在技术上不经济。

德姆塞茨认为若存在着排他性技术，某些公共物品是可以由私人来提供的，并且他还认为通过对同一公共物品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费用，即差别收费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物品的不同的消费偏好，而这是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的。

在实践中，电视信号加密技术的出现使得电视节目也能像私人物品一样出售，只有付费才能收看节目，从而将不付费者排斥在电视节目的享用之外，使电视节目不再像以前一样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实现了电视节目的排他性消费。

经济实用的水表的出现使得城市自来水的供给能够像供给私人物品一样实现收费，从而在自来水的使用上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而这在将城市自来水当作公共物品使用的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高速公路上通过IC电子卡收费的方式（当然也有人工收费的），排除不付费而使用者，保留付费者，就是通过电子技术来实现的。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排他技术的不断出现，将会有更多的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

（2）制度途径

所谓制度途径就是运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将免费“搭便车”者排除在外，保留付费者，保证收益。

正式制度，如：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一种正式的由国家暴力机器强制实施的制度安排。产权的强制权使得产权中的收益权（产权是一个包含有多种可分解的权利的权利束）能够为产权持有者所排他性的独享。当私人通过产权的界定或流转等方式获得这种产权后，他就相应地获得了产权中的部分权利（或全部权利），这其中收益权是必含其中的，否则产权便没有多大价值，也便没有人愿意去接受这种产权了。在产权收益权的激励下，私人便有了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以便使产权的收益得以兑现，转化为现实的收益。政府通常采用的公共物品特许经营权竞标、国有资产的拍卖等方式其实就是将产权中的部分权利或全部转让给私人，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产权中的收益权。

我们知道：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总是被局限在一定的水平上。

任何一种物品都包含着多种属性，不同的物品所含的属性数目不同，这些不同的属性对技能各异、认知能力各异的人们便构成了不同的用途。

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不同的理性经济人，通常会根据具有多个属性，具有多种用途的同一个物品中的一个或几个属性或用途给自身所带来预期的净价值或净收益，来判断整个物品的价值，进而决定是否将其界定为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由于物品属性或用途的多样性，加之不同的人的认知能力不同，使得不同的人对物品的同一个属性或用途或几个属性或用途给他们所带来的净价值的判断的结果是不同的，从而也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物品是否是私人或公共物品的争议，进而决定着对该物品的产权是私人或公共的不同界定。这种对同一个物品由于物品自身属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人们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与各异所出现的对其不同的产权界定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从而使得对同一物品产权性质的界定（公共产权或私人产权）呈现出因人各异的相对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作为被某些人，甚至是多数人认定为公共物品的物品，某个人或某些人若是依据自身对该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几个属性或用途的净收益或净价值的认知将其判定为私人物品，那么它就会通过以取得该物品的全部或部分产权的形式（即公共或私人产权）来实现该公共物品的某用途所潜藏的价值或收益。当然这种私有产权的取得与运用需要国家的认可与保护，从而实现公共物品在产权制度上的转化，进而实现“搭便车”者在制度上的排他。

改革开放初期，某些具有公共产权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就是从制度上实现排他的极好例子，排除那些在大锅饭中滥竽充数者（人或企业）。

另外，经济学上的哈丁的“公地悲剧”就完全可以走产权私有化的道路，将公共草场的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了产权中的收益权的最大化，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会想方设法排除对草场的免费使用者或“搭便车”者。这样通过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来限制人们对公共草场的过度使用，从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通过将以上两个解决公共物品的排他性问题的途径截然分开来讨论，但是，在实际生活的运用中，这两个途径是混合、交融在一起的，我们分开也只是为理论上的分析提供方便。不管怎样，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应用实践举例，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应用排他性的技术来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提供不足是一种思路或途径或方法。

3、公私物品“捆绑”提供

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或搭配在一起提供，使公共物品以促进私人物品价值实现的形式来完成自身的生产或提供活动。关于以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或搭配的形式来实现公共物品的生产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奥尔森曾有过论证。

奥尔森的副产品理论认为将享用某种公共物品的副产品与享用这种公共物品搭配在一起，只有在购买了这种公共物品之后，才能够享用与这种公共物品搭配在一起的副产品，通过副产品的排他性享用来促进与之相关的公共物品的生产或提供。这里的“副产品”其实质是具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

奥尔森在解决潜在集团提供集体物品（或公共物品）困境时，提出通过选择实施“选择性激励”来促进集团成员为集团做贡献，促进集团（体）物品的提供。这里的“选择性激励”就是对集团成员区别对待，给予集团成员具有排他性的独享的利益，从而激励每个集团成员为集体物品的提供做贡献。这里的“选择性激励”其实就是具有排他性的、独享的私人物品。通过给集团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来促进集团（体）物品的提供，其实就是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私人物品的提供搭配在一起来实现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目的。

在实践中，通过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搭配来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的例子并不鲜见。

德姆塞茨曾举了一个电视或广播节目与广告相搭配提供的例子。电视台或广播台通过将给公众提供电视或广播的节目与给厂商做广告相搭配，从而解决电视或广播节目的公共收费问题。

不仅可以将电视节目与厂商做广告搭配在一起，我们还可以将电视节目与电视机搭配提供来促进电视节目的提供。因为，只有当作为私人物品的电视机与作为公共物品的电视节目相结合时，实际的消费行为才能发生。

基于这样的启示，一些大的商超通过为顾客提供免费的公共物品，如：停车场，来吸引顾客，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一些房地产商通过在小区设置小型公园、美化环境来吸引住户。这些都是通过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混搭，在促进私人物品价值实现与提升的同时，从而促进公共物品提供的典型例子。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与实践举例，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通过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捆绑”提供，来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是可以尝试的。

4、应用成本抽回途径

当在大型集团提供公共物品时，若公共物品的供给未达到一定的标准（数量）时，可以允许供给者抽回其供给或供给成本。通过这种途径或机制设计可以使供给者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达到某一标准时可以从中获益，即使是未达到一定标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从而减少搭便车者，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

5、使用成本分摊方法

当在大型集团提供公共物品时，通过对从公共物品中获得了收益，但却未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地分摊一定的成本，从而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

6、实行可置信的惩罚

博弈论中的“可置信性威胁”告诉我们，由于“可置信性威胁”的存在，被实施者很有可能会出现或采取实施者所期望的行动（为）。但博弈论也告诉我们，要想使这种威胁具有“可置信性”就必须为这种威胁付出成本，有时甚至是很大的成本。

受以上理论观点的启示，笔者认为，在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提供公共物品不足时，可以尝试通过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来迫使“搭便车”者为他所享用的公共物品进行买单。即便是实行这种惩罚的成本很高昂，且，并不能给实施惩罚者带来任何眼前的物质回报，也要实施这种惩罚，并且使这种惩罚具有“可置信性”，其结果是“搭便车”者由于惩罚的存在且实施惩罚的“可置信性”很高，慑于这种惩罚的威胁与规避这种惩罚的心理，“搭便车”者很可能会选择实施惩罚者所期望的行为，为自己的享用付费。

7、通过社会影响因素

社会学和心理学认为，利他主义和社会规范的存在能够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的问题。

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是有学习能力的，人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调整自身的行为，但同时也承认：这种学习能力在不同的人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或有差异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存在着多次重复博弈的人群中，人们可能会根据以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给自身所带来的损害或根据自身或别人没有对集体的公共物品做贡献从而受到大家给予的在经济或精神上的制裁的经验教训，可能会调整自身在现在或以后的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行为，由原来的不贡献转为贡献或由原来的少贡献变为多贡献，也就是说，人的学习能力会使人们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态度与行为发生转变。

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人群中各个成员之间，相互熟悉与否会影响各个成员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当人群中各个成员之间相互熟悉时，社群成员会倾向于多贡献；当人群中各个成员之间彼此相互陌生时，社群成员会倾向于少贡献，从而使得社群的公共物品的提供，随着其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程度的强弱或高低而呈现出很大的波动性。

以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大型集团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解决或缓解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大型集团可以通过对其成员利他精神的培养、良好奉献行为的学习与塑造、成员彼此之间增加熟识度的相互的沟通交流等途径，来解决或缓解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问题。

谈到通过社会影响因素来解决或缓解大型集团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有以下两个效应――“社会从众效应”与“社会声誉效应”，不可避之不提。

（1）社会从众效应

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群（社会群体）中，社群中其他人的行为会对每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而现实中每个人的行为又极易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从而出现所谓的“从众效应”。

这种社会从众效应有利也有弊。就社会成员自愿供给公共物品而言，当一个社群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贡献，而少数原本不愿贡献者也可能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影响而选择贡献。当然这种从众并不全是纯粹的盲目行为，也有一定的理性选择包含其中，因为少数不愿贡献者如果选择不贡献，那么他们会因为声誉受损而失去未来潜在的合作机会从而损失更大，同时，还会因为别人的道德谴责或无形的鄙视而使自身担负起重大的心理成本，特别是在社会成员彼此间熟悉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上是一个社群中大多数人选择贡献时，少数人可能的行为，相反的情况是，当一个社群中大多数人选择不贡献时，那么少数不愿贡献者就更可能没有动机去选择贡献了。

社会从众效应的利弊也给了我们以启示：政府或社会应因势利导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奉献文化，从而使更多的人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选择遵从大众贡献的选择。对于大型集团而言，也应如此行事，以便提高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缓解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2）社会声誉效应

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表现在人们对自身声誉（或荣誉）的或明或暗的关切，在乎别人对自身的评价，在乎自身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人们会通过一定的行动来树立自身在一个社群中的良好形象以博得（或赢得）一个良好的声誉。有时这种行为是刻意或有意为之的。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声誉效应。

人们关切自身的社会声誉或名声的现象也为我们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果一个社群能够给自愿提供公共物品者以明显的大的声誉收益，那么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将因其社群自愿供给的可能性加大而提高，如：社群可能以张榜、立碑等形式来表彰与宣扬人们的贡献，以此来刺激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对于大型集团而言，也不妨一试。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郭小聪主编.政府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2.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8.

[3，4]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昕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等，1995：34，2.

作者简介：杜晓普（1985―），男，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孙钰（1965―），女，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魏胤亭（1950―），男，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