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扩大消费需求若干问题与政策建议

一、现状分析

1992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上每年上一个万亿台阶,2003年突破5万亿元,而后只用了5年时间就又攀升了5万亿元。2008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9年突破13万亿,再次实现了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参见表1)。

(一)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

1、消费率偏低并呈现下降的趋势

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上下,最低年份的2004年仅为53.6%,大大低于7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消费率全都处于60%以下,而且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消费率逐年走低的同时,投资率却连年攀升。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消费率一般为70―80%。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商品供求失衡(参见表2)。

2、消费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

从经济运行看,前一阶段启动消费需求的系列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消费者心理预期好转,缓解了消费品市场销售增幅下滑的压力,但消费品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商务部调查,多年来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近1/3,为28.7%;供过于求的商品约占2/3;基本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300种投资品中,基本平衡的占大多数,供不应求的仅占很少比重,并且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等上游资源型投资品上而不是一般的下游产品上。

3、收入政策效果不佳

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低收入户的收入与消费增长严重滞后,消费倾向偏低的状况依然存在。从消费增长看,最低收入户消费1997年人均为2333元,2002年仅增加到2388元,5年仅增长2.36%;低收入户消费从2859元增加到3260元,5年仅增长14%。同样,2002―2007年间城镇低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很少,最低收入户收入仅从2409元增加到4604元,5年期间仅增加1195元;从消费增长看,最低收入户消费2002年人均为2388元,2007年增加到4036元,5年平均增长11%;低收入户消费从3260元增加到5634元,5年平均增长11.6%,低收入户的收入和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

4、开拓农村市场效果不佳

扩大农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是我国刺激消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存在长期的“二元结构”,再加上农村居民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低速增长,农村居民低下的购买力,使农村市场的开拓尚未根本见效。农村整体偏低的消费结构与教育、医疗的高额支出形成鲜明对比,并对农村居民扩大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比重不仅高出城镇居民水平,也高于世界多数国家的水平。用现金支出衡量,1998―2001年,中国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及文化服务的支出比重(21%)是世界上最高的,比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和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日本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用现金支出衡量,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险和娱乐教育及文化服务的支出比重尽管比2006年下降了1.91%,但是仍然高达18.65%(参见表3)。

5、如何解决城乡消费失衡问题

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到30%,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在3倍之上。截止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人均纯收入4140元/年,消费支出3224元/年,很难带动农村的消费。

1979―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均为7.0%,比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7%)低2.7个百分点。

其中,199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为7.9%,比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0.2%)低了2.3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4.9%。据有关专家研究,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3元,城市居民每消费1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只有1.1元。

6、如何解决政府收入支出的合理性问题

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率多年都保持在20―25%的水平。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已从67%左右下降到目前的60%左右;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政府从不到9%上升到目前的20%多,企业从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8%。

其次,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摩擦,中央政府收入所占比在不断提高,而地方政府颇有微词。

最后,在政府支出的结构方面,就公共消费来说,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领域都属于民生投资。1978年,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为52.9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7%;到2006年,行政管理费猛增至7571.05亿元,是1978年的143.1倍,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另据有关学者统计,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如果加上干部公款出国,公款消费总额在1万亿元左右。

总结我国经济30年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而消费处于淡化的地位。如今,我国面临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即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转型(参见表4)。

二、政策建议

(一)明确扩大内需政策的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存在着政策的模糊地带,因为扩大内需既可以是扩大投资需求,也可以是扩大消费需求,从根本上而言,我国目前需要明确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内需,尽管投资内需很容易被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实现。

(二)强化广义消费政策的制定

近年来,尽管居民消费总量保持了较高的增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步增强,但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仍然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可以说,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扩大国内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的功力是有限的。只有推行广义的消费政策、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方面,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把握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的时机、力度及舆论导向,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人口,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性条件。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保障其生活安定,维护消费者现期正常的消费支出心态。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管理,消除居民对教育收费及其合理增长的不确定感,抑制这方面的储蓄增长因素,增加现期消费倾向。比如,政府要增加非投资性支出,尤其是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养老方面,政府投入只占GDP的3.5%。

收入政策方面,切实增加居民收入,阻止收入增幅下滑的局面,这是保障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基础。应当实施直接增加收入的政策,首要的是切实增加广大农民收入,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产业政策方面,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消费。积极开拓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消费种类和渠道。现阶段,多数已基本进入小康的居民,消费重点仍然主要集中于食物、衣着和用品上,对文化、教育、娱乐、旅游、体育、保健、通讯等有助于提高身心素质的劳务性消费的支出比例低,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落后不无关系。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高品位的各类娱乐、旅游、保健、通讯,以及个人投资理财咨询和家庭服务业等方面的消费,不仅是发展第三产业,缓解当前内需不足的需要,更是立足于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身心素质的需要。

(三)出台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

鉴于我国城乡居民面临新消费模式的转型,为了促进消费第三次升级,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促进消费升级换代,比如在许多大中城市,汽车消费应当成为带动当地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北京、上海等地汽车平均售价与当地人均GDP比值已经接近3,意味着汽车消费在这些城市已经进入一个消费高潮。所以,有必要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倡导汽车消费理念,促进汽车消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探索各种促销手段

比如,商业企业出台的各种合理打折的促销手段,积极营造消费气氛,有利于企业加快商品周转,促进现金流转,提高顾客的购买积极性。特别是,对于不同消费阶层、不同消费习惯,应当鼓励微观企业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挖掘市场潜力。对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需要政府通过“万村千乡”构建乡村销售网络,通过“家电下乡”等优惠政策带动农民消费。

(五)构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具体包括:降低商业企业的水费和电费标准,与工业企业一视同仁;降低刷卡的费率,促进刷卡消费;取消部分不应由商业企业承担的费用,即使要商业企业缴纳的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也应当公示,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且对相关收费的总量与用途予以定期公示。

(六)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城市进行基础设施投入中,充分考虑商业设施的规划与建设,避免出现配套商业设施残缺的现象。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构建农村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流通体系,建立信息技术应用公共服务体系,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关注农村市场的需求,随着大量农民工返乡,如何满足他们的新需求,如何在国家加大对农业投入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好我国农村地区的商品供应;如何更大范围地让更多的农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七)加快立法,构建“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从目前来看,消费者十分关注消费环境的建设与改善,尤其是国内在食品安全的立法滞后,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计民生。要加快立法,加大惩处的力度,“乱世用重典”,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消费信贷政策方面,加快推进消费信贷,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适当增加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信贷手段激励消费、促进消费品和劳务供给增长的重要的营销手段。可以适度增加贷款消费的范围。

(八)必须树立信心

这里说的信心,不仅包括政府的信心,企业的信心,也包括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首先,是政府的信心。必须重视研究国际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但是,不能过多地渲染。其次,是企业的信心。做商业难,历来如此,需要大家拓展思路,思考对策。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存在,不同的企业处理危机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最后,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尽管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当依靠各种途径,帮助我国的弱势群体,寻求出路,鼓励大学生先就业―再择业―最后创业。所以,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把握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的时机、力度及舆论导向,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

注:*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