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法”关系再思考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日照276826）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观念、新思想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发生摩擦碰撞。而处在传统法律文化核心地位的“礼”与“法”同现代法律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协调性，一些落后的、同社会相背离的法律传统严重阻碍了现代法治的建构进程。因此，如何在现代法治建设中利用中国传统“礼”“法”中的积极因素，以消解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阻碍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礼；法；现代法治

一、中国传统“礼”“法”关系概述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史上有两大并存的文化现象：一为礼；一为法。从现存遗留和发现的史料来看，这一现象伴随儒学的兴起、发展、强大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难以割分的“礼”“法”关系。纵观整个“礼”“法”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归宿点始终是礼法融合。那么“礼”“法”关系最终是如何走向融合阶段呢？笔者认为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首先，夏商西周时期的“出礼入刑”阶段。最初的夏商西周三个朝代所能考证的典籍中用“刑”字囊括了表示“法”和刑罚的意义。如夏朝时期的《禹刑》和商朝时代的《汤刑》以及周朝时期的《九刑》、《吕刑》等。也就是说，作为夏商西周三代统治者治世的手段，除了“礼”之外，还有刑。两者相辅，互为表里。统治者把“礼”的教化功能和刑的强制作用，巧妙地结合起来，礼刑并举，出礼而入刑。“礼”强调道德教化，“刑”强调犯罪惩罚，礼主刑辅，先礼后刑。①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法胜礼衰”阶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变革时期，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都得到了飞速发展，这就促使在法律文化上出现了重大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倡导以法治取代礼治，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地方诸侯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逐渐产生取代周室的野心。由此，促使“法”兴盛起来。所以，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不难看出，“法”的地位的提高，并且大有超过礼治的态势，但是两者并未完全彻底地割裂。统治者们只是更倾向于法，而也正是由于道德礼治在这一时期受到的阻滞，才最终为其后期的礼法融合奠定了基础。

再次，战国末期之后的“礼法融合”阶段。所谓礼法融合就是以“礼”为核心统领封建立法、司法活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全面变革的时代，各个方面有百花齐放之势。法家思想学派同时也应运而生，成为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中国滋生的特有“土壤”——自给自足经济为主，家国同构的宗法家族政治，天人合一的观念最终促使礼法走向融合。所以，礼法融合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看，是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结果，为后世的法文化发展设计出一套融合礼法、德刑并用的制度框架。

总之，从“礼”与“法”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礼”与“法”同作为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它们的关系由对立而演变为统一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自战国末期之后，“礼”与“法”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为我们所研究探讨。

二、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历史影响

在剖析中国“礼”“法”关系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看到它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不仅有经国治民、崇尚和谐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存有义务本位、等级法的消极的阻碍作用。有比较就有鉴别，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比较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和谐因子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积极影响

首先，礼法结合，安邦理民。“礼，经国家，定社稷，利嗣后者也”。②从周公制礼后，“礼”又被冠以“国之干也”③的重要地位。古之统治者惯于以“礼”统治人民，治理国家，是治理人民和国家的最为重要的手段。而后依靠国家强力支持演变同“法”结合。“礼”和“法”虽然起源不同，但两者同是社会调控手段，以维护和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国家稳定为使命的。“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④礼是积极的规矩，刑是去恶的惩罚，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将礼的教化功能与法的强制作用结合在一起，刑为显露的礼，而礼为隐藏的刑，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古代中国治理人民、稳定社稷的核心标准。

其次，崇尚和谐，道德教化。中国传统“礼”“法”关系中所透视的和谐精神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尚书·多方》载：“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能和我们和睦共处，反而祸害作乱，那你们是自取灭亡。到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残酷的战争，人们渴望社会有序和谐。基于此，儒家以“仁”为核心，成为统领于封建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追求和谐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乃至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和主导思想。孔子曾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意思是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人民，使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⑥显而易见，道德教化所达到的社会治理效果要比刑罚高出许多。所以，以道德教化为目的，辅以刑罚，最终达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这种和谐因子为我们现代社会所借鉴。

（二）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消极影响

首先，礼法关系中义务本位禁锢了个人发展。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法制观点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权利为本体的价值取向，是逐步确立权利信念的时代。但权利这一概念，对于坚持义务本位的中国传统法来说，无疑是猛烈抨击。在中国古代，人民享有的权利是少之又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义务本位”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呢？第一，以义务为本体的基础是源于家族本位。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就是由家庭组成的“细胞体”，进而宗法家族规范与国家的法律毫无二致。损及家族利益即是违反了国法，个人无权利。第二，礼治秩序追求的是“差序合理的等级秩序”⑦，而不是“个人的平等”。统治者无视人们的权利意识并多以义务性、禁止性规范约束人们，个人的平等权全都笼罩在统治者的手中。因此，从上面表述中不难看出，传统上的义务本位观念抹杀了个人的权利意识，禁锢了个人的自由发展。

其次，法有等级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冲突。传统中国法律是一部等级法。这最早源于西周礼治它所秉承的亲亲、尊尊原则，是社会上各个方面有贵贱之分和贵族、平民在法律上适用两种不同法律的特权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与现代法治中所秉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差之甚远。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要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任何人不因任何的关系能凌驾法律之上，一切以遵循法律为根本。但根深蒂固的等级特权观念在古代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潜在的意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⑧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法律中法的等级性映射了古代法律的严重不平等。从现代法治角度看，中国古代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总之，中国传统“礼”“法”关系在经历了混合、分离、融合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互关联的契合点。我国民族智慧的积累和民族长期发展的“礼”“法”文化资源，并不排除其中仍然富含为现时代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传统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⑨所以，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同时，我们要切实地去挖掘其对我们当今社会有利的因子，使我们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其有益成份。

【参考文献】

（1）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背景的考察》，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2）《左传·隐公十一年》。

（3）《左传·僖公十一年》。

（4）《礼记·乐记》。

（5）《论语·为政》。

（6）吴雨芳：《孔子“有为”与老子“无为”思想的管理学意义》，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7）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8）《礼记·曲礼上》。

（9）莫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005年第20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