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内部分化的趋势与对策研究

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正在改变着我国微观经济的构成和性质。但是，由于经济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仍然有很多理由为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忧。本文着重分析正在发生于民营经济内部的剧烈分化趋势，考察引起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可能的后果、潜在风险及其应当采取的对策。

一、民营经济内部分化的趋势

所谓民营经济的内部变化主要指其近年来出现的明显的分化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营大企业快速扩张与中小企业遭遇成长瓶颈

在民营经济分化的基本态势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系统性分化最为突出。

第一，大型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部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至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由463家增加到2267家，年均增长37.4％；而全部民营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1％，前者比后者高出17.3个百分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正从浩如烟海的中小民营企业中脱颖而出。

第二，大型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大大快于全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2001至2003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5.6％，而同期全部民营企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7.4％，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从平均的角度看，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快于全部民营企业平均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前者不仅绝对量大大高于后者，而且前者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5％，而后者则有缩减的趋势。

第三，大企业的扩张以自身规模扩大为主。从民营大企业的成长机制看，有大量案例显示，近年来大企业的扩容主要有：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通过其自身的产权关联式裂变，以及对外并购，而由中小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成大型企业的并不普遍。英国学者大卫・斯托里曾研究发现，由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业的比例为5％。尽管我们没有中国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相关数据，但从民营企业平均仅有3.5年的寿命来粗略估算，我们很难达到英国的那个水平。当然，在一些新经济领域如IT行业中，也不乏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由小变大的案例，如网易、盛大、百度等网络概念公司的传奇式成长。但在广大的传统竞争性产业领域，由于融资、人才、技术和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正遭遇着成长的瓶颈。

（二）民营企业的股份化与根深蒂固的家族控制

多数民营企业在诞生初期采用家族制模式，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企业在组织的制度形式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方面，股份制企业大幅增加，而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缩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1992年为1.76万户，仅占全部私营企业总户数的12.6％，到了2004年，就增加到275.64万户，占全部私营企业户数的75.5％，已经成为私营企业的主流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私营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相对状况则双双下降，独资企业的绝对户数虽然由1992年的7.72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76.96万户，但所占比重却由55.34％下降到21.08％；合伙制企业由1992年的4.47万户增加到2002年的12.48万户，但其所占份额却由32.01％大幅度下降到5.12％。

另一方面，多数民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质依然为家族企业。尽管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数量上已占很高比重，但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仍然属于家族控制式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制度形式，其比重占到样本企业总数的77.99％，股份有限公司占13.59％，合伙制占1.49％。然而，这些企业中有455家，占总数61.82％的企业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家族企业。其中仅有27.4％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以下，29.7％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接近100％之间，42.9％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为100％，也就是说有72.6％的企业其企业主及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在企业股权中的比重在90％至100％，是低于90％者的2.6倍。可见，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股份化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仅存在于很小一部分大型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仍然难以摆脱家族控制的模式。

（三）民营经济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分野加速

第一，从事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民营企业。近二十年来，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营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仍在上升，形成明显的“剪刀”状态。

第二，大型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充分、比较优势突出的第二产业显示出竞争优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资料，2003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行业，占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32.49％，机械行业占18.71％，纺织行业占14.74％，建材行业占8.36％，石化行业占7.8％，烟草和电力等垄断性行业在1％以下。另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4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资料，500强企业中，纺织业的企业位居第一（58家），占500家企业总数的11.6％；其次是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57家）、电气机械制造业（42家）、批发零售业（42家）、综合（37家）和服装制造业（26家）。显然，这些产业绝大多数属于第二产业。这就形成一个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众多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第三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又集中于若干第二产业。

（四）东部日益成为民营经济的利润中心，中、西部则成为成本中心

首先，与中、西部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总量和竞争能力继续快速壮大。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结果，非国有经济主要聚集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等东南沿海省市。2004年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排在前八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13095.4亿元）、江苏（9253.1亿元）、浙江（8341.7亿元）、山东（5287.7亿元）、上海（4189.9亿元）、福建（2680.9亿元）、天津（2110.2亿元）、河北（1887.8亿元）。上述八省非国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80％，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就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达到52.3％。之所以会出现民营经济在东、西部加速分化的趋势，直接原因可能是，东部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而且日益成为民营大企业的聚集地。根据全国工商联从2002年到2004年对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的连续调查显示，排在前500家的民营大企业的地区分布变化情况是：东部所占比重不仅远远高于中西部，而且仍有上升趋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民营大企业则逐年减少，从而加速了东部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的深度分化。

其次，民营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凸现于东部一些特大型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些科研院所比较多、高科技企业也比较集中的城市，民营高科技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民营企业科技含量小，多数企业仍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研究结果，截止到2002年，民营高科技企业总数达到109384家，总收入25946.7亿元。其中东部的企业数占65.37％，总收入占72.6％；中西部合计的民营企业数占比为34.63％，总收入仅有27.4％。地处东部的上海和北京两市合计的企业数比例达到26.8％，相当于中部和西部总和的77.4%；总收入的比例为19.34％，相当于中西部合计的70.8％。

二、民营经济内部分化的原因探析

民营经济在企业规模、制度、产业和地域分布上的分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分化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小企业运营效率的差异

大型民营企业的效率状况是：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报告的资料，2001年至2003年，入围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3.1％、12.8％和14％，呈逐年上升态势。而全部私营企业经营效率的状况由于缺乏可得资料，这里用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作为其净资产，并与私营企业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作比较（可叫作注册资本收入率或净资产收入率），尽管这一指标并不十分科学，但可大致观察其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分析的结果表明，全部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收入率是以每年7.1％的速度在递减。大企业的运营效率上升，而中小企业的运营效率下降的两种相反趋势，是造成民营大、小企业间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仍然是短缺经济，最突出的是各种物品的供给短缺，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显然不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不足的前提下，产品就不愁市场，甚至还可获取一定的垄断收益。当时民营企业大量涌入第二产业，正是由于这种短缺经济的产业效应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制造业的竞争在加剧，暴利时代随之结束。一方面，只有那些产品质量能够保障，产品价格合理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必然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实力。另一方面，过剩经济势必为服务业提供日益广阔的市场空间，加之短缺经济时期第三产业的普遍落后，大量民营企业进入广大第三产业领域就是过剩经济背景下合情合理的事。因此，短缺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就成为目前民营经济出现产业分化的根本原因。

（三）不同地区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

第一，东部地区综合商务成本较低。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信息和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等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其成长的重要因素。商务成本低的地区，民营经济具有竞争优势，而商务成本高的地区，则直接影响民营经济的成长。

从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来看，我国东部民营企业并不比中西部民营企业具有优势。根据浙江省2004年上半年的统计资料，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但我们同时发现，浙江外迁企业中，原在浙江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有1477家，占总数的89.5%。可见，中小规模企业是外迁的主流。浙江民营企业外迁，与土地供给不足和土地价格过高，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高商务成本直接相关。

从信息成本角度看，由于东部经济发展快，市场繁荣，信息服务也比较发达，使这里的民营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对于中西部的民营企业成本更低。此外，从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来看，中西部也高于东部，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构成。

第二，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陶冶，不仅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更重要的是积累了雄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资本变得越来越不太稀缺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支撑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比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者已经更讲诚信和遵纪守法，通过不同的产业集群（Cluster）或块状经济形成企业家网络和共同默认的行为规则等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地区某些商务成本的上升，促成了这些地区民营大企业的崛起。

由于地区间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盈利能力高的大型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民营经济的利润中心；而中西部由于具有土地和劳动成本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来的中小民营企业，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民营经济的成本中心。两类性质不同的中心的分化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现金流的“隧道”，并由此实现了中西部的土地、劳力乃至市场的部分准租金向东部的转移，从而形成加速民营经济在区域间分化的助推机制。

（四）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不同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直接影响着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沿海经济发展快的省份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一项关于对全国各省市区市场化进程的研究，2002年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评分为9.74 分，排位全国第一；浙江为9.10分，排位第二；而中西部的四川排位13、湖北排位17、吉林排位20。

影响一个地区市场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投融资的市场化程度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尤其重要。根据我们对浙江、湖北、吉林和四川四省的调研资料，我国东部多数省市较好地解决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保证了民营经济较快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的省、区、市则相反，其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困难。

此外，地方政策的差异是造成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的各级政府在政策方面不断进行创新，而中西部的省、市、区则明显落后于东部。

三、结论与对策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民营经济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分化有其必然性。但是，这种趋势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与小企业成长失去联系的大企业的自我扩大，无法不断地吸纳中小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和新鲜血液，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第二，民营企业如果长期囿于家族控制，无法导入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源，同样是不可持续的；第三，民营经济更多地涌向第三产业，会造成第二产业的过度“失血”而发展乏力；第四，民营经济在地域上的分化则会加速区域经济的失衡。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对策。

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民营大企业崛起的时代，促成规模更大、更有效率的企业诞生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也需要通过为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切实解决它们的融资难和缺人才、缺技术等问题，通过促进产业成熟度的提升，逐步形成大、中、小企业有机共生的理想局面。

其次，要为民营企业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改造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摆脱家族控制模式创造条件。特别对那些已经有了股份化雏形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其尽快推向公开资本市场；对那些尚未采取股份制的企业，则要鼓励并促使其实行内部人的股权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三，要通过政策引导，使那些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从事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使其能够获得与从事其他产业大致相当的利润；对进入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要不断提升其产业层次，向高价值增殖的领域扩展。

第四，此外也要关注日益显著的东、中西部民营经济之间的现金流“隧道”效应。在鼓励东部民间资本进入中西部的同时，中西部地方政府要积极扶持当地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和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以避免可能由此引发的区域经济的更大失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