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理论基础

摘 要：政治文明是司法主体性理念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基础；法律的正义观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法理学渊源；西方社会中的主体性原则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哲学根基。

关键词：司法主体性理念；正义观； 主体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144-04

司法主体性理念是一种旨在承认、保障和尊重公民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使得他们的主体性在诉讼领域得以尽可能充分发展和实现的立法和司法价值观念，即司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应当有利于激发、保障、实现和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学者认为，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它是司法改革的指导性理念。那为什么司法主体性理念应当作为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指导性理念？它存在的理论根基又是什么呢？本文从政治文明、法律的正义观以及西方社会中的主体性原则等三个方面对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

一、政治文明是司法主体性理念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基础

政治文明就是指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及其这些关系的内容和形式的进步水平和发展成果，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发展状态。它是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并制约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及其所能达到的程度。现代政治文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而逐步产生的，它是以社会化大产生和商品经济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人的解放等为基本理念，以普选制、代议制、政党制为主要支柱的一种文明形态，因而不同于古代政治文明。它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1）政治生活的民意性。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与核心内容，没有民主，就无所谓政治文明。民主政治说到底是民意政治，它是以在民原则、平等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以及法治原则为根基的政治制度。它就要求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决策与执行都必须以公民的利益为价值取向，没有他们的许可，权力的行使就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2）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性。虽然作为个体的人是千差万别的，但他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正是由于平等性带来的公民个体的自主性、主体性，才使人具有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的解放才有可能。（3）公共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体现了该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平。

发展和实现政治文明是我国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因而也应当具有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定性。

通过以上对政治文明内涵和特征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全面发展和实现公民的主体性，实际是建设和实现社会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内涵之一。首先，政治文明的本质和核心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又是以在民原则、法治原则、平等原则和分权原则为主要支撑的一种民意政治。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必定是一种“众人统治”的政府（包括司法机构），政府（包括司法机构）是民众权利的者，因而其任何决策都应当而且必须体现公民的意志。换言之，政府（包括司法机构）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是该政府是否以“服务于民”并最终实现公民之主体性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应的公民与政府（包括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公民才是最终的权力拥有者，而政府（包括司法机构）只不过是其代言人而已。由此观之，所谓的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求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一切活动、一切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的运行和调整都应当以实现公民之主体性为核心，体现“人民本位”、“公民本位”和“权利本位”的观念。否则，就不是“民主”的政治，更无所谓政治的“文明”。其次，从民主政治理念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不管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洛克、卢梭、霍布斯等，还是近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罗尔斯、庞德等，都毫无例外地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虽然他们对前国家社会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人类在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时候，都应当是理性的、自由的、平等的主体，他们建立国家的唯一理由就是更好实现自己的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换言之，在人类建立国家的初衷就是要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建立的一个专制蛮横的、将其公民视为奴仆和客体的政治实体。由此可见，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为了保障人之基本人权、发展和实现人类的主体性而产生、存在和发展起来的。

二、法律的正义观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法理学渊源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原则体系，是为实现一定的价值而产生和存在。法律所实现的价值（目的价值）以及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形式价值）就是所谓的“法律价值”。法的价值既是表征关系的范畴，又是一个表征意义的范畴，它主要反映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法律对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可满足主体什么样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应当注意，由于主体本身多种利益的需求，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活动也必然是多样的。如在西方，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认为法的价值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而博登海默则认为“较为重要的法律价值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法的价值的研究并提出颇有见地的观点，如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在刑事诉讼法领域，陈光中先生提出了“秩序、公正和效益”说，但也有人认为“公正、效率、效益”是当代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价值目标等等。笔者以为，法的价值既然是一个关系范畴，必然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因而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甚至同一客体对同一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法的价值必定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因此，正义、自由、秩序、安全、效益、社会福利、善德等等都可能是法的价值。但在诸多价值之中，有一种价值是处最上位的，是一种最基础的价值，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法的“正义”价值。原因有三：其一，任何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的扭曲，那要矫正这种扭曲就必须要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其二，任何冲突主体都会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而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判定，不能没有真正公正的标准。法哲学家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进程中具有更高价值；其三，除了正义、公正之外，其他法的价值只是处于次阶层或为了实现“正义”的价值而存在的。如，在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设置表面上看是为了实现诉讼效率，其实不然，它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简化诉讼程序，快速结案，最终使简单小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毕竟“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从这个角度看，有时提高效率最终是为实现“诉讼公正”服务的。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律的制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都应当以实现“正义”为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那“法律的正义”又是什么呢？法律的正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程序正义；其二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如果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那么程序正义就是法律所固有的，又是检验司法活动和判决是否公正的标准。美国法学家戈尔丁将法的程序正义标准概括为九个方面：任何人不应是自己案件的审判员；纠纷的解决者应当是对案件的结果没有私人利害关系；纠纷的解决者不应对一方当事人持有好或恶的偏见；每个当事人都应得到有关程序的公平通告；纠纷的解决者只应在另一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听审另一方当事人；纠纷的解决者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和证据；每个当事人都应有公平的机会去回答另一当事人的辩论和证据；裁决的内容应有理由支持；这些理由应与当事人提的证据和辩论有关。戈尔丁指出，这九条就是英国法学家所说的“自然正义”的基本内容。从历史实践来看，它们被英国人视为法律正义之根本。法律的实体正义就是社会正义。它的目标是创造既能保证社会存在、又使个人能够自由的一种秩序。因此，立法者既要把一般的正义原则（如伸张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具体化为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又要对不太具体的正义要求（每个公民都可能有自己的特殊的正义要求）予以重视，并加以归纳、整理，并上升为具体的普遍性规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法律的“实体正义”还是法律的“程序正义”，它们的基本内涵和要求与司法之主体性理念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交叉性和叠合性。法律的正义观本身就充分体现着司法之主体性理念。首先，所谓“法律的程序正义”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一种所谓正当程序，而这一程序的核心要求就是让那些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结果影响的人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结果的制作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为此，在诉讼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和自由，并充分保证当事人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全面赋予或恢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平等基础的辩论与对抗，并且裁决的内容应与当事人的辩论和对抗内容相关，从而使当事人能够对裁决结果施加富有意义的影响。而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应当恪守中立性和亲和性原则，而不应对某一方当事人持有偏见和好恶。可见，程序正义的内涵和要求与司法主体性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基本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在保障当事人自主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当事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障和实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性。其次，法律的实体主义观更是直接体现了法律对公民和当事人主体性的承认、尊重和保障。根据法律实体正义观，法律最终目标就是既要保证社会存在，又要使个人自由、人权、平等等得以实现。可以讲，法律的这两个目标都是为最终实现公民和当事人的主体性为服务的。第一，如果法律不能保证社会之存在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公民和当事人就无法实现所谓主体性。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如果社会都不存在了，人只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存主体与客体问题了。第二，法律的实体正义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不但要把一般的正义原则（如自由、平等、人权等）具体化为法律规范，又要对每个人的具体正义要求予以重视（通过归纳、整理上升为法律规范）。这就表明，法律不但要保证每个公民的一般正义要求即平等、自由和人权（这些都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和特征的核心内容）得以实现，而且还要对每个人具体的正义要求给予重视（如被告人请求法院提供法律援助；要求不公开审理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等等）。可见，法律的实体正义始终是以确认、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现公民和当事人主体性为基本内容和依归的，而司法制度则是依法建立起来的在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提供司法救济的一种制度。因此，司法制度之构建与运行也应当始终以尊重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现法律的实体正义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换言之，公民和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公民始终是第一位的主体、核心的主体，而司法制度只是在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司法救济的工具或手段而已，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恢复公民和当事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最终为实现公民和当事人之主体。

三、西方社会中的主体性原则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哲学根基

司法主体性理念，是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在司法和立法领域的体现和落实。因而人的主体性之确立过程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定过程，而人的主体性确立过程也是与哲学领域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相伴而生的。

在蒙昧时代，人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主客体区分的意识，因而那时既没有主体性的概念，也没有发展和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到了中世纪，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价值，否认现世生活的意义，提倡禁欲主义的思想达到了极致。

相对于中世纪以前对人之主体性的否定，文艺复兴时期提高人的地位，肯定了人的现实价值，可以肯定地说，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就是从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的。从马丁•路德的宗教运动到启蒙思想家们思想启蒙，使人的权利和主体性在制度上、实践上得到了确立和保障。相应的，在法律领域罗马法开始复兴，法律体系全面建立，封建专断的司法制度被逐渐摧毁，而代之以文明的和开明的审判制度。因此，毋庸置疑，司法主体性理念最终能得以确立与文复复兴时期对人的主体性之弘扬与实践是分不开的。

在哲学领域，首先提出人是主体的哲学家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第一次将自我作为理性的主体，开启了主体性问题研究与实践的大门。从此以后，人之主体性问题便逐渐成为哲学领域中一个热点问题，从而进入了许多伟大哲学家之视野。

继笛卡尔之后，康德是历史上最早地全面阐述人之主体性问题的思想家，他第一次对人之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目的同时也是对外的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唯一状态。”在他这里，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就是大自然的目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进一步指出，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条件的。这就是说，最后的目的只能是它事物的目的，而不再以其他事物为目的，即不再作为其他事物的手段。那么，在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中，什么才是最终的最后的目的呢？是人。康德至少从三个方面论证他的这一观点。首先，只有人才能成为大自然的最后目的，是因为只有人才有理性，才能形成目的的概念。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界上的唯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其次，人是大自然的最后目的，是因为人是唯一适用道德律的存在。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没有人，一连串的一个从属一个的目的就没有其完全的根据。而只有在人那里，只有在作为道德律所适用的个体存在者这个人里面，我们才碰见关于目的的无条件的立法，所以唯有这种无条件的立法行为才使人有资格来做了整个自然在目的论上所从属的最后目的。再次，只有人才能成为最后目的，是因为只有人才有自由的能力。“人乃是唯一的自然物，其特别的客观性质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叫我们在他里面认识到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自由）。”总之，在康德那里，只有人才是最后目的。换言之，只有人才是唯一之主体，而其他任何事物，只是实现，作为“大自然”目的的人之主体性的工具或手段而已。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主体性理念仍然是哲学家大力弘扬的观念之一。如麦克塔格格认为，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才有价值可言，如赋予国家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其后，柏林、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哈贝斯等思想家都在各自的论著中，从不同角度和以不同的形式对主体性理念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呼吁尊重和发展人之主体性。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以德里达、福柯、拉康、罗蒂以及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站在后现代的视角，从对二元论的解构、反人类中心论、倡导主体间性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思想家的“人为主体”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是总的来看，后现代或是由于指出现代性的诸多缺点，诱使直面现实的现代性学者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或者是为在现代性中找不到根茎的理论提供依据，诱使一些现代性学者倾心相向。因此，就他们对主体性的看法而言，综合来看，无外乎批评现代社会并没有真的使人占据主置，因此应使人真正成为主体。他们实际上与现代思想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不是不提倡人的主体性。其中，后现代的建构派实际上扩展了传统的主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