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合同法的有效性解析

一、有效合同说

有效合同说在逐渐成为强势说。有效说又以是否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分成两种。

1.物权形式主义模式的有效合同说

该种学说以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为理论前提，以德国民法为其代表。按照本文第二部分对物权形式主义下“无权处分”含义的论述，合同法第51条所指的效力待定应是物权行为，即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而债权合同系负担行为，不以处分权为生效要件，依然有效。

2.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有效合同说

采纳债权形式主义，意味着首先不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将二者整合到同一个法律行为中，并且区分合同负担和合同的履行效果，即合同未履行并不必然使合同无效。下面分析该有效合同说的两种不同论证方式。第一，从合同效力和合同效果区分的角度论证。葛云松先生认为：债权合同不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生效要件，而应当将处分权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即基于债权行为的物权变动，至少需要具备三个要件：债权行为有效；交付或者登记；处分人有处分权。欠缺处分权则不发生物权变动，但并不会使合同无效[7]。物权变动作为合同的效果和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没有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此观点与瑞士民法极为相似。第二，对第51条意思层面进行限缩解释。韩世远先生主张不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合同法第130条对买卖合同的定义说明我国的买卖合同不再单纯是德国法上的债权合同，而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集合体”。尽管我国通说就此“集合体”不再细分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但鉴于意思表示内容的复杂性及法律行为解释的多种可能，对第51条的“合同”在解释上进一步细分是可能的[8]。他和崔建远一样，认为买卖等合同中的效果意思含有两个组成因素：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和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所谓第51条的限缩解释，即将效力待定限缩于上述“集合体”中的“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的部分，而“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部分依然有效。韩先生认为，尽管我国不采纳德国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但是仅仅把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作为分析范畴加以接受是可行的。

二、对国内学说的评价

2007年我国《物权法》出台，明确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采纳债权形式主义，同时尽管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但是对物权债权区分原则的确认却很明显。笔者认为在《物权法》出台之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通说已经不能与《物权法》相适应，因为正如笔者之前所分析的，效力待定说事实上采纳的都是债权意思主义。就最高院最近的文件看，2012年7月1日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也主张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一）两种学说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根据我国物权法债权与物权相区分的原则，债权合同的成立及生效并不必然导致物权的变动，所以对原权利人而言，两种学说并无差别。在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对善意取得没有影响。在无权处分场合，真正的所有权人通常可以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本无需过问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对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而言，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弊端显著。当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所有权，权利人拒绝追认且无权处分人事后也未获得处分权时，第三人不能向无权处分人基于有效的合同主张违约责任，只能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特别是，实务中有的善意第三人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无法取得所有权，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极为薄弱。同时这也是对无权处分人的纵容，实务中也多次出现无权处分人自己主张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况[9]。笔者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尽管使得恶意第三人也可基于有效的合同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但这与无效说对善意第三人的薄弱保护相比，选择前者更符合法律对利益的保护。

（二）两种学说对法律制度协调性的影响

除去上文所说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说更符合《物权法》物权变动模式之外，笔者还将从两种学说与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合同法第150条、151条和152条）、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2条）、可撤销合同（合同法第54条）之间的衔接来讨论哪种学说更能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

1.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与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协调

笔者认为采纳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说能使第51条和合同法第150条、第151条、第152条链接起来。合同法第150条和第151条是出卖人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按照合同效力待定说，当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时，这两个条文只是一纸空文。第152条规定，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该条的前提就是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否则就应该区分原权利人是否进行追认做出不同的规定。相对应的，合同有效说可以协调好这几个法条的关系。

2.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与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之间的协调

合同法第51条和第52条第1款、第54条第2款的协调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说显然不符合这些规定，合同效力待定的观点与之相近。但是笔者更赞同韩世远的看法，《合同法》第54条规定欺诈为合同可撤销的事由，第52条规定仅在特别情形（损害国家利益）下为合同无效事由。可撤销合同在被撤销前与有效合同相近（未决的生效），甚至很多人认为就是有效合同；而效力待定的合同在效力确定前实质上与无效相近（未决的不生效），从这一角度看，正好是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观点与上述规定相近。

作者：方琦 乐冰 曾俊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