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用文字记住一座城市的过往

【前言】陈丹燕:用文字记住一座城市的过往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陈丹燕4岁时随父母从北方来到上海，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是东北人，属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新移民，家族里也无上海亲戚。但几十年的上海生活，已经把她“打磨”成道地的、精致的上海女人。通过关于上海的写作，那些红颜往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又使她的身上带上了特殊的...

人物简介

陈丹燕：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4岁移居上海。1972年上中学时开始写作。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女中学生三部曲》等小说。1992年开始以上海往事为题材进行非虚构写作，著有《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公家花园》《外滩影像与传奇》《成为和平饭店》等作品，被称为最具“上海味”的作家。

印象：精致却不奢侈的上海女人

在8月底举办的上海书展上，陈丹燕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喜欢陈丹燕的作品，是因为城市与城市记忆写作一直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一直认为，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的生活史，陈丹燕是必读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她创造了一种关于城市记忆写作的独特方式。她从1992年开始写第一部与上海历史有关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成为和平饭店》，整整20年，她用6本书、近200万字的篇幅描摹上海的街道、公园、建筑和人。她像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查档案，像记者一样踏踏实实地做采访，追求真实的完整性，然后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敏感的文笔写作——她所爱的城市，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她说：“1992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在斯特拉斯堡看他们的房子怎么跟上海这么像？三层楼的洋房，梧桐树，小孩子也玩跳房子，跟我小时候玩的一模一样。回到上海，我慢慢找到答案。《上海的风花雪月》最早的四篇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他们说你可以接着写，然后就接着写了。这一写就写了20年。”在她笔下，她走进的每一幢建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变得有了生气，有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人间烟火。

陈丹燕4岁时随父母从北方来到上海，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是东北人，属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新移民，家族里也无上海亲戚。但几十年的上海生活，已经把她“打磨”成道地的、精致的上海女人。通过关于上海的写作，那些红颜往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又使她的身上带上了特殊的气质。这一点，从她在书展期间几次参加不同活动的打扮和佩戴的首饰都可以看出来——她经常换不同的项链坠，有一次是一朵绢花，有一次是那种大大的贝壳，它们有一种特殊的精致，但又不奢侈，没有物质化的痕迹。

陈丹燕喜欢行走。写作的间隙，南美到北极，东京到纽约，她到过世界的许多角落。在写完《成为和平饭店》之后，她向上海告别，去了斯里兰卡，回上海没多久，又动身去乌兹别克斯坦。

谈到写作的习惯，陈丹燕说她常常在厨房桌子上用笔记本写作，因为“要看着正在开锅的汤”。她很怕把写作这件事弄得太隆重了，让自己有负担。她也常常在咖啡馆里写作，“因为一本书写作时间很长，有时实在因为家里太安静，我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如果你正好去上海，正好喝一杯咖啡，也许你就正好能看到这样一位女性——她目光淡定，举止优雅，你可以走过去跟她说一说上海的往事，说一说你所理解的上海，她会很耐心地听完。她就是陈丹燕。

没有灵感的时候就去和平饭店

记者：您说过《成为和平饭店》是您最后一部写上海的书，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到此为止？

陈丹燕：我从1992年开始写《上海的风花雪月》，写我在小时候长大的地方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那时候上海好像要变了，大家怀念从前的时光，也想要回到那个商业时代，这种落差对我来讲是有诗意的。我30岁到50岁是给上海的，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写完《成为和平饭店》后，我只高兴了10分钟，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但之后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落，就像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跟你在一起8年，最后你发现这个人不是你的，他回家去了，你什么都没了。就像鲁迅写“拖着一杆枪茫然四顾”，我就是这样的感受。

记者：这个比喻很好，这种写作就像恋人关系。第一次去和平饭店是什么时候？

陈丹燕：其实上海人很少有机会进和平饭店，它很贵，并不欢迎本地人。它未必是要进去消费的，但会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存在。我第一次去和平饭店是为了听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刚刚出名，我慕名去看，大概是1992年。那个舞厅，对我来讲就像走进了一个耗子洞，特别黑，酒精的味道非常奇怪，脸是看得见的，但脸以外的身体是看不见的，我觉得爱丽丝掉进耗子洞就是这样的。特别奇异。

记者：听说您的这本书中的很多文字就是在和平饭店里写完的？

陈丹燕：写《成为和平饭店》的那段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去和平饭店，一个人沿着楼梯走到10楼，整个一层楼都没有人，但有一个大高背椅子，是过去英国人留下的，头可以靠上去那种。我想起有一次一个员工告诉我，他说他的父母就是和平饭店的员工，他小时候常来，最害怕的就是这把楼梯之间的椅子，他老觉得椅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我被他讲得很好奇，就坐过去试试看。这个情节也被写在书里，我坐在那里写笔记，感到后面有人过来，就想回过头去看一下。我发现是一个小伙子，他拿着一个大炮筒相机，他看见我之后一声惨叫，拿照相机的手直哆嗦。我也被他吓得不轻，我也大叫，两人对着大叫。和平饭店有一个“场”，你进了那个场就进了那个故事，你不知道它的人物情节是什么，但你可以感受到故事在发生，有什么东西围绕着你，这是非常适合创作的。还有顶楼的沙逊私寓，那种沉郁的光线带来的神秘感，在没有改造之前，连服务生都不敢单独在里面待着。里面的古老、华丽、宁静，充满了故事性。每次在那里，我都很想坐下来写作。所以当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就去和平饭店。

城市变幻模样，但我还是爱它

记者：您觉得此类城市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陈丹燕：我不是上海人，小时候跟随父母南下来到上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亲戚，所以我们这些小孩没有地方去，就有种我们并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感觉。从1992年开始，上海的城市大规模拆迁，政府期望能通过保护整片的成熟社区的生活环境，来保留在大规模城市改造过程中会消失的城市旧有生活方式，用这样的方法来保留上海的城市记忆。这不光是为了怀旧，也是为了安顿新人。一座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相同。保护自己居住的城市，就是保护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因而也没有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