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帝国

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而在一个部级的宏大粮食战略体系建设中，不仅包括了产粮，还有运粮和囤粮。对于帝国统治者，粮食的产量除了农民的努力，更多的要靠天气决定。但运粮和囤粮，则可以通过强大的运河体系来实现。

一条运河，连接着帝国的命脉。

自隋唐运河修筑完成后，对于帝国最重要战略物资――粮食的运输就放弃了艰辛辗转的陆上交通，开始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

被誉为隋唐时期“天下第一仓”的洛阳含嘉仓里的谷子想必就是经过运河，最终汇集到这里。但是这些谷子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囤积在含嘉仓呢？

在洛阳博物馆，我们找到了一块含嘉仓出土的最为完整的铭砖，这上面清晰记录了粮食的来源是苏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铭砖记录了粮食分别来自于邢州、德州、沧州等地。南北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仅仅含嘉仓的一个窖中就有50万斤谷子。那么，这个被称为隋唐天下第一粮仓的含嘉仓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就在距离含嘉仓5公里的洛阳郊外，还有一处同时期的粮仓――回洛仓，它的大小、规模与含嘉仓非常接近。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粮仓来领略一下当年含嘉仓的风采。整个回洛仓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一共有700多座仓窖。这些规模惊人的古代粮仓，或许是隋唐大运河沿线最为珍贵的历史遗存。除此之外，仅在洛阳、商丘、西安一带，已经发现的古代粮仓还有七八处。这些规模宏大、形制整齐划一的粮仓告诉人们，大运河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条简单的运输通道，而是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帝国统治的工具。

当运河水不再流淌，这些守候千年、但再也不会被填满的粮仓，忠实记录了运河曾经的繁忙。

二

1000多年前，河北清河古贝州城曾是大唐帝国最重要的布匹仓库。满载着军用布匹的漕船正是从这里驶过，继续北上，为守卫边疆的唐朝将士准备越冬的寒衣。

684年，农历十一月，湿冷的南方已经不适宜再做手工活。一户姓祝的人家，正在赶制用于上缴官府的租布。祝家或许是最早的一批被允许用租布代替粮食的百姓。越来越多的布匹将取代粮食，成为运河上由南方运往北方的主要物资。

在大唐帝国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隋唐大运河无疑是最重要的补给线。而当国家动荡、政局不稳的时候，大运河立刻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因为谁都明白，只要控制住运河，就控制住了帝国的命脉。

安史之乱后，各方势力对汴水的争夺，为人们生动呈现了运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此时，河北地区已落入藩镇之手，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赋，永济渠段的运河形同断流。政府的税收来源只剩下江南八道，连接江南与北方的汴水也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命脉所在。然而，奉命把守运河沿线各重要关口的军事将领并不安分。拥兵自重的地方将领，常常摇身一变，又成为一股新的叛军势力。被扼住经济命脉的大唐帝国，正一步步走向它命运的终点。与此同时，运河上的汴州城越来越热闹。对真正的野心家来说，这里才是值得注目的焦点，而不是遥远的长安城。

三

960年，一个叫赵匡胤的军官在这里称帝，国号“宋”。

在王朝的更替下，围绕着战争与抢夺，布匹的使用和运输的方式也都发生了改变。但古老的织布法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它通过那些各式各样的梭子流传了下来，并成为运河给帝国提供军事支持的一个佐证。

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开封这样的幸运。

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为世代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北宋都城――开封。但是，北宋开封城的活力来自哪里呢？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人们不难发现，汴河才是这幅画的主体。它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所在。张择端刻意安排的情节高潮，是画中的“虹桥抢险”，惊恐紧张的气氛，险象环生的场景，令人拍案叫绝。

但是，熙攘繁华的《清明上河图》已随烽烟岁月远去，当年的汴河，如今还有迹可循吗？

开封唐宋时期的州桥遗址往下4.3米，就是被黄河泥沙淹没的州桥。

1984年，开封市政公司在施工时发现了这处遗址。被发现时，这座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保存基本完好。受当时环境和时间的限制，考古人员在初步清理完州桥之后，又重新将它填埋起来。而州桥再往下，就是大运河汴河段故道，也就是张择端笔下的“上河”。

正因为有了运河，来自中国各地的物产，才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开封城。这里店铺林立：商店、旅馆、酒楼、茶社，还有香药铺和绸缎店鳞次栉比。

北宋时期，政府积极鼓励商业贸易。开封城里，仅较大规模的店铺就有6400多家，另外还有小商小贩八九千名。在一贯重农轻商的中国古代，实属难得。这也让运河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而到了夜晚，宋代开封城的街上华灯璀璨、人声喧哗。连宋徽宗本人也抵御不住这夜晚的诱惑，跑出宫来，和李师师约会。大运河不仅成就了开封城的繁华，更提振了整个北宋帝国的活力。

四

在淮北濉溪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的柳孜镇上，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素恬静。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淮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战略要塞，1999年的一次考古挖掘，让这个小镇一跃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这次发掘出土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十几个窑口的大批瓷器，还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3艘，清理出一座完整的宋代石构建筑。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1999年的那次考古挖掘后建立的。在柳孜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收藏在这个馆内。

这些唐代木船，在历经千年的叠压之后，浮出水面。专家推测，这可能就是当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漕运的主打船型。比沉船更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船上装载的货物，从柳孜出土的瓷器，几乎涵盖了唐宋时期的数十个窑口。既有精美绝伦的唐三彩、生趣盎然的摆件，也有造型、材质都很一般的酒馆定制的餐具。如此众多的瓷器为什么汇集到柳孜这样一个小镇？这些瓷器本来应该运往何处呢？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试图理清脉络。

这些瓷器是随着运输的漕船出现在大运河上，然后，又随着漕船的撞毁而停留在运河底。其中，一些粗糙的瓷器，佐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早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外销瓷”。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最初的航程，很多是从运河上开始的。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印象。他们甚至开始用瓷器来给那个国度命名：China。

China并不是世界第一次给中国命名。在秦汉时期，西方人把中国称为“丝国”，那是因为中国最早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绸。而到了唐宋时期，世界开始用瓷器来为中国命名。

7世纪初，隋唐大运河贯通。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向外输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秦汉时期，丝绸的国际贸易主要依赖陆上丝绸之路。但如果要依赖这条通道运输瓷器，是不可想象的。与丝绸相比，瓷器要沉得多。而且最致命的问题是，瓷器极易破碎，根本无法克服陆路运输的颠簸。即使通过海上贸易通道，瓷器在国内的运输问题也无法解决。显然，水路运输更适合瓷器。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使得中国南北各地生产的瓷器都可以通过水路运送到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出海。那么，瓷器贸易又是如何开始的？

瓷器作为压舱的货物开始了最早的贸易，虽然只是学术界的一种推断，但是这样的推断也不全无道理。至少在唐宋时期，瓷器在国内的大量运输是离不开隋唐大运河的。而这些瓷器的外销不仅仅为帝国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也让西方社会对于东方帝国有了新的认识。

五

隋唐大运河的缔造者杨广或许未曾料到，在大运河建成后的600多年间，这条帝国大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帝国的兴衰隆替。如今，唐宋帝国的辉煌早已渐行渐远，隋唐大运河的风采也不复往日。但无论这些运河故道是通畅、还是干涸、甚至深埋地下，它们都曾永久地改变了一个国家，深刻地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并最终嵌入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册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