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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了7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已由1982年的100个削减为25个。其中，水利部始终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的表现，从另一个方面也凸显了水利对于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当然，不唯新中国高度重视水利，之前中国历代也极其重视水利，纷纷设置水利机构及其长官，对水利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服务。
历代水利机构设置，大体来说既有工部、水部之类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有都水监之类的工程修建机构；水官设置，既有中央水官系统，也有地方水官系统既有中央水利部门的官吏被派到地方管水利，起初为临时差遣，后逐渐成为常职，如明清之总理河道、河道总督等，也有中央非水利部门的官吏被派往地方管水利，但往往为临时差遣。其中，不仅包括兵、刑、交通运输部门的派遣人员，还包括以监察身份过问水利的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既有专司水利的官员，也有兼职水利的官员，前者如清代道员中专责河务的官员，后者如宋、金治黄官吏均带管河头衔，亦负实际责任；既有文职系统的官员，也有武职系统的官员，如长江、黄河等大规模工程需军队维持秩序或参与建设，则设武官负责。事实上，明清漕运及河道就有专业军队及武官系统。
官吏之下施工、维修的劳力有徒隶、兵卒、征丁、募夫等。维修管理则有一定名额的常设夫，常设夫在明清因其职守不同而有种种名目，如堤有堤夫，坝有坝夫，泉有泉夫，过洪过溜有溜夫，司闸启闭有闸夫，冬日打冰有冰夫，运河上导航捞浅有浅夫等。
总而言之，中国历代水利机构设置及其长官世易时移，没有定制，交互错综，极为复杂。这里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司空是中国古代早期中央政权主管水土等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尚书》记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西周时，中央主要行政官有“三有司”，即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和司空（金文作“司工”）。其中，司徒主管民众和土地，司马主管军事，司空则主管水土。《荀子・王制》记载：“修堤渠，通渠浍，行水涝，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艾，司空之事也。”也就是说修渠、疏浚渠沟、防洪、排涝、蓄水和灌溉等是司空的职责。其他先秦文献还有类似记载。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设有司空或是相应官吏。
西汉末年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并将其禄秩提高到丞相的标准，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为“三公”。大司空作为最高政务长官，虽掌管水利事务，但并非专官。隋代以后设工部尚书管理六部中的工部，亦通称为司空，明朝之前为宰相下属，掌握水利行政管理之权等。历代往往又设将作监或都水监等负责水利工程建设实施，与工部各司其职、互为补充。明清废都水监等，工程建设实施任务则划归流域机构或各省，中央只保留工部继续行使其原有职权。
工部以下具体负责水利的机构有水部。三国曹魏时设水部郎为尚书郎之一，主管水政。隋、唐、两宋都在工部下设水部，主管官员为水部郎中，其助手为员外郎和主事。元代不设水部，农田水利归大司农，河防等则属都水监。明清工部下设都水清吏司，简称都水司，主管官员为郎中，助手为员外郎及主事。民国往往于农林或经济部下设水利局（处），民国三年（1914年）曾在中央设水利局，但事权并未统一。据《北洋时期经济部门档案》记载，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水利行政向称庞杂，北京政府时期水利业务最早分属内务部的土木司及农商部的农林司，民国二年（1913年）张謇督办导淮事宜，成立导淮总局，为民国以后中央主管淮河流域的最早机构。次年，导淮总局扩大为全国水利局，其职权分配如下：“关于水利事项，本系内务、农商二部之责，现既特设专局，除海河特派专员遇事分咨接洽外，其余均在该局职权之内，应由各该部咨会全国水利局，遇事协商，以资匡助而免隔阂。”可见全国水利局虽名为民国初期主管水利之最高单位，但遇事仍需与内务部、农商部协商调解。之后几经更迭，直至民国35年（1946年）始设水利委员会，第二年即改为水利部。
都水监是古代中央政权中主管水利工程规划、施工和管理的专职机构，往往和后来的工部平行，它们在行政上有关联，工作上有区别。秦汉时各地山、泽、苑等之内的水资源，各设都水长、丞管理，具体负责陂池灌溉以及保护守卫河渠等事项，这些官员多隶属于中央的太常、大司农、少府、水衡都尉等。汉武帝时设左右都水使者，总领水官。西汉末哀帝废都水使者。西晋始设都水台，掌管舟船及水运事务，长官为都水使者。隋、唐、金、元时都水台改称都水监，掌河渠、津梁、堤堰等事项。其中，隋、唐都水监长官仍称为都水使者；金、元则改称为监，副手称少监。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就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都水监官阶略有不同，一般为三品、四品或五品，以金代的都水监而言，其官阶为正四品。都水监派驻地方或河道上的机构，宋代称外监或外都水丞，金代称分治监，元代称行都水监。明清时期都水监并入工部，农田水利划归地方管理，黄河、运河等大流域则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管理。
历代由中央派往地方主持河工的官吏还有河堤谒者等。西汉临时派出的官吏或皇帝侍从，多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大规模工程，称之为河堤谒者或河堤使者。东汉河堤谒者成为中央主持水利行政的官员，晋至唐为都水使者的属官，五代之后废而不设，但亦有与之类似的官员，如元代的总治河防使和明代早期的总督河道就与西汉的河堤谒者相仿，而金代的巡河官、元代的河道或河防提举司、明代管黄河、运河的郎中、主事则类似于晋至唐的河堤谒者。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特别是清代的河道总督，当时作为全国管水的最高机构，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均于明代开始设置，明代称它们为总督漕运和总督（理）河道，后世又分别称其为总漕和总河，其中漕运总督设置较早。景泰二年（1451年），因漕运不济，明政府任命副都御使王总督漕运，驻扎淮安，标志着明廷设置漕运总督一职的开始。当时，其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其主要职能除督促涉漕各省经运河输送粮食至京师外，还有巡抚地方并兼管河道维护治理职能。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鉴于河道淤塞，漕运时有受阻，需有专员统筹河务，朝廷便命刑部左侍郎王恕总理河道，驻扎山东济宁，专门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这是明代中央设置治河专官的开始，也是京杭运河事务管理中漕运、河道分开署理的标志。不过，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只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外出督漕或治河，属临时差遣性质，并非固定官职。同时，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在职能上也时有分合，机构上则废置无定。
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各一名，分别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从而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阶均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使衔者为从一品，与其他地方总督地位平等。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史、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并设文职、武职两系统。文职中如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淮徐道、淮扬道等专管河务，开归陈许道、彰卫怀道、通永道、天津道、清河道、太广顺道和山东兖沂曹济道等则兼理河道。武职有河标副将、参将等。其中，厅与地方府、州同级，官为同治、通判等，汛为县级，官为县丞、主簿等。河道总督所辖军队称“河标”。值得注意的是，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二十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
由于涉及运河的分段治理，清代河道总督的设置情况要比漕运总督复杂得多。顺治元年（1644年）只设河道总督一人，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务，治所在山东济宁。之后一方面随着江南河工兴举日多、修守事务渐趋繁巨，另一方面考虑到淮安是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治河工程最重要的地方，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衙门由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淮安市）。但是这样一来，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若有险情，驻扎淮安的河道总督往往鞭长莫及，清廷便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副总河一职，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东河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大河段河道事务。遇有两处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处置。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简称北河总督），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事务。至此，清代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就河工任务及对漕运的影响来看，三督中地位最紧要的是南河总督。乾隆十四年（1749年），直隶河务渐趋正轨，北河总督一职遂被裁撤，其职能由直隶总督兼任。
【关键词】白沟；永济渠；御河；卫河；南运河
南运河原为古老河道，后经人工开凿，为京杭运河的北段。南运河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开挖白沟基础上开始形成的，隋唐时期称永济渠，宋金演变成御河，明清时期称卫河。今称南运河实则是山东临清到天津段，也就是卫河的下游的一段，基本上指的都是河北地区的一段运河，只是称谓不同而已。通过了解南运河的历史对我们今天运河文化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三国时期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
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为了运输军粮下令“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1]由于白沟运河南通黄河，北通滹沱河，因此它开通以后很快成为通向河北地区的重要通道。曹操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命董昭在河北一带开凿运河“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指曹操）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水，名平虏渠。” [1]白沟运河与平虏渠的相接，其古道大致为今天的南运河中的的一段。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水以通河漕，名曰漕渠。利漕渠的开通沟通了漳水与白沟，引漳河水入白沟以后增加了白沟运河的水量，更利于漕运，同时也促进了邺城经济的繁荣。清代的顾祖禹说：“史起凿渠以富国，曹公凿渠导流以通漕，皆漳河也。” [1]
三国时期的开通的白沟、平虏渠、漕利渠，使河北地区原本并不相通的自然河流沟通起来，成为沟通河北南北地区的水运干线，为以后海河水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因为北朝时期战乱，缺少管理，河道淤积，黄河倒灌致使通航遭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隋代，虽然可以局部通航，但是能将各条河流联系起来的航运已经不复存在。
二、隋唐时期的永济渠
隋炀帝为了收复辽东被侵占的土地，遏制高丽势力的发展，决定对高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在涿郡地区建立大本营，用来进行军事物资储备，以供前线作战需要。再者河北一带自北魏以来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为国家所仰仗。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2]该段运河自今河南武陟西北沁水北岸开渠，引沁水北向经淇（今淇县），利用曹操所开白沟，至陶馆，以下另开新渠经临清（今河北临西）、德州（今山东德州）、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又经永清与漯水，达于涿郡（蓟县，今属天津市）。永济渠南边是引沁水达于河，北则通涿郡，其实永济渠只有白沟到天津段是利用曹操开挖的白沟―清河―平虏渠这条古道。永济渠不但利用曹操开白沟时期的清水和淇水作为水源，更增加了沁水作为水源，大大增加了水运通道的流量。
“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3]隋代开通的永济渠为唐代提供了交通便利，唐代对于运河的建设重点放在对现成的运河网的改建和管理上。永济渠在唐代是以清水、淇水共同作为渠首水源的。唐代为了防止和减少洪水对永济渠的冲击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保证了永济渠的畅通。除了开挖减河、修筑提防、蓄水滞洪这些防御措施外，还对永济渠进行扩建，增开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支渠有的用来通漕，有的用来灌溉。如开魏州西渠、张甲河、长丰渠、沣水渠、通科渠、平虏渠等。唐朝以永济渠为主干线和这些支线运河组成了华北平原的水运网，但是因受安史之乱的战争破坏，直到北宋时期才重新焕发生机。
三、宋金元时期的御河
北宋时期的永济渠在局部地区仍在使用，但是总的名称改称御河。“御河源于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 [4]可以看出御河以百门泉为水源，不再以清水和沁水为水源。北宋只是管理御河中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到巨马河、界河的一段运河。北宋时期开始设管运河水运的官员，称河北转运使，欧阳修就曾担任过此职。北宋一代对御河进行了多次疏浚，有的局部改道但总的来说断断续续维持着通航直到北宋的灭亡。从南宋初年黄河向南迁徙，御河就免受黄河干扰，直到元代还可以通航。金代时两件事对御河有极大的影响。一是黄河南迁，夺淮河河道入海，使御河摆脱了黄河的干扰；二是金朝迁都，从上京迁都到燕京，御河成为自南而北的重要运道，便加强了对御河的管理。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规定凡漕河经过之地，设置专门人员营护堤岸。还在沿河的地方设置仓储“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储傍郡之税”。[5]这个水运系统以御河为主干线，将河北地区联系起来。这个水运系统在金朝都城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城市内日常生活用水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元代的运河在有的地带被称为永济渠，“御河自大名路魏县界，经元城县泉源乡于村渡，南北约十里，东北流至宝家渡，下接馆陶县界三口，御河上至交河县下入清池县界又永济河，自南皮县入清州，今呼为御河也。”但元代的御河并不是从魏县开始而是从今天河南省新乡市北面的卫辉市开始。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将整个的中国的大运河由“人”字形改走直线形。随着会通河的开挖，水运交通的便利，大量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京城。
四、明清时期的卫河
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为运河治理的主要目标。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需要长期依靠京杭运河进行漕运。明代的卫河包括临清到天津这一段运河，“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河也。”[6]明代多次对运河进行疏浚，如明英宗初年永平县丞李提出“疏卫河以通舟”。清代为了增加卫河的水源，对卫河干流及各支流进行治理拓展了上游诸多水源。清代还在卫河设置官闸和民闸，来保障运河航运所需要的水，如“乾隆三年，河督白钟山言：卫河水势，惟在相机启闭，嗣雨水调匀，白泉各渠闸照，旧官民分用。倘值水浅涩，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或河水充畅漕艘早过，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田”。这一记载表明清代对卫河水源的分配和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以保障运河的正常通行。
从曹操开通的白沟运河和平虏渠，到隋朝时期的永济渠，到宋元时期的御河，明清时期的卫河，这条运河河道位置在各个时期也或多或少有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尽管经历了河道迁徙、含沙量高造成的淤积断流、黄河的困扰、降水量不稳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条运河仍旧延续了1800年。直到近代海运和铁路运输兴起，到清朝末年废除漕运，运河的交通运输的作用也日趋下降。但是南运河并未因之衰落，卫河作为豫北及河北平原南部与京津地区的的重要交通通道，还继续承载着重要的运输任务。
【参考文献】
[1]（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炀帝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4]周魁一等注释.宋史河渠志[M].北京：中国书店，1990.
[5]周魁一等注释.金史河渠志漕渠[M].北京：中国书店，1990.
明初黄河承元末之旧，呈现河道混乱、多支并流、变迁频繁、河患严重的局面。明初黄河一般为向南经淮河流入黄海，其入淮河道较大的有贾鲁故道、涡水、颍水，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支流。除南流外，明初黄河还时常北决，冲入山东运河。这些支流此决彼淤，迭为主次，黄河不断作南北摆动，变迁极为混乱。因而明初黄河河患也极为频繁，并呈上升趋势。明初黄河河患的发生地集中在河南境内，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极为频繁。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之后，供应宫廷、百官俸禄和军饷的东南漕粮由运河“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保证运河的安全畅通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明代运河既要用黄河之水，又要避黄河冲决之害，“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王?《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明经世文编》卷184。）黄河的修治对运河的畅通关系甚大。明初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多次引黄河之水济运，如宣德六年浚金龙口，引黄河水达徐州以便漕运；（《明史》卷85，《河渠三》。）正统十三年疏浚太黄寺巴河分水处，分黄水接济徐州、吕梁二洪；次年又浚黑洋山西湾，引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天顺七年疏浚金龙口以接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这种人为的往北分水，常常造成主溜夺枝，北面和南面都频繁遭受水灾，尤其是经常向北决口，冲毁张秋运道，使漕运时时处于黄河洪水威胁之下，漕运安全畅通难以保证。继正统十三年黄河决于新乡八柳树向北冲入张秋运河后，弘治二年黄河又决于开封黄沙岗，五年黄河决于开封金龙口，溃黄陵岗，都向北冲入张秋运河，造成漕运中断。朝廷先后命白昂、刘大夏治理黄河，这是明前期两次重大的治河活动，他们改变了原先向北分流的治河方略，开始实行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这种治河方略的改变，也影响了黄河的形势和河患发生的情况。这种治河方略一直实行到嘉靖时期，才改为令黄避运、束水攻沙。因此弘治一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其前后治河方略、黄河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弘治朝在明代黄河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一、 弘治年间黄河水灾概况
弘治18年中黄河共发生水灾54次，占明代黄河全部水灾（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决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详31次。
（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十五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历朝黄河年均水灾次数分别为洪武1.35次、永乐2.45次、宣德2.9次、正统5.64次、景泰2.71次、天顺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庆8.5次、万历3.46次、天启3次、崇祯4.06次，可见明代黄河水灾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黄河水灾较多的时期，其次数也高于整个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建文、洪熙、泰昌三朝无统计。）下面简略叙述弘治朝几次较大的黄河水灾情况。
1、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决于开封黄沙岗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岗、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冲入沁河，所经郡县多遭水灾，开封尤为严重。《明孝宗实录》卷26。）据前往治河的户部左侍郎白昂奏报，当时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决者自中牟县杨桥等处，至于祥符县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于淮河；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于淮河；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于淮河。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诸县，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等处，冲入张秋运河，弘治二年冬水消沙积，决口淤塞，因而并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等处，下于徐州。（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弘治三年正月辛巳。）黄河河道形成多支并流的局面，更为混乱。由于灾害较重，明政府几次下令免征河南赋税，弘治二年九月因黄河水灾暂停征河南开封等府亏欠种马驹并备用马匹，（《明孝宗实录》卷30。）十二月又以水旱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麦213 340石，丝119 960余两，宣武、彰德等八卫所麦20900有奇。（《明孝宗实录》卷33。）弘治三年二月又因水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弘治二年分秋粮375 008石，草482 270余束，及怀庆等八卫屯粮6 030石。（《明孝宗实录》卷35。）由于这次水灾较为严重，当时甚至有人建议迁开封城以避河患。
弘治二年五月明孝宗命巡抚督所司征发五万人修筑决口，九月又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至三年十一月完工。
2、弘治四年十月，黄河溢水，命有司赈济开封、怀庆二府及归德、宣武、睢阳三卫被灾之家。（《明孝宗实录》卷56。）
3、弘治五年八月，因黄河“迁徙不常，为患久矣，近者颇甚。盖旧自开封东南入淮，今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往治河，总领疏浚修筑。（《明孝宗实录》卷66。）据陈政疏报，黄河故道原俱在荥泽县之孙家渡口和归德州之饮马池经入淮河，由于此二口淤塞，致使上流冲激，黄河水势北趋，自祥符县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县铜瓦厢决为数道，全部冲入运河，以致张秋一带形势非常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有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明孝宗实录》卷72。）这次决口使原先白昂修筑的河道工程完全废坏。不久陈政去世，次年正月又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督治张秋决河。
由于这次黄河水灾，弘治五年九月免开封、卫辉、彰德、怀庆四府州县正官明年朝觐，并停解河南、南北直隶州县军丁，并免山东秋班官军暂于本处操守。（《明孝宗实录》卷67。）
4、弘治六年夏霖雨大溢，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南北运道中断，漕舟因而无法北上。（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六年六月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麦4670余石，丝2640余两，秋粮11640余石，草15700余束。（《明孝宗实录》卷77。）
这次黄河大水到弘治八年才堵塞决口，修完各项工程，黄河恢复南流故道。
5、弘治九年十月，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民田淹没，明朝廷下令夏税秋粮尽令折布，每匹折麦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征银三钱。（《明孝宗实录》卷118。）
6、弘治十一年七月，黄河上流自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等处通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造成河道浅阻。朝廷下令于归德冲决处所加以筑塞疏浚，阻遏黄河之水使流入徐州以济漕运，并命河南管河官员时常挑浚沁水，修筑堤防，务使流入徐州以济徐州、吕梁二洪，不致为黄河牵引别流，使水利深广，漕运通利。（《明孝宗实录》卷139。）又据弘治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张鼐说，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堤防尽决，而祥符侯家潭口决啮弥深，比旧广宽数倍，工费浩大，卒难成功。他于上源武陟县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贾鲁旧河，倘此后黄河南迁，就引沁水入渠，可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使粮运不致艰阻。（《明孝宗实录》卷143、《明孝宗实录》卷147。）
7、弘治十三年三月，兖州知府龚弘奏报，黄河从王牌口等处东行，不由丁家口向南，经黄陵岗入曹、单、虞城诸县。另据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奏，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二处，共宽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镇（即张秋镇）可虞；下流散溢则萧县、砀山被患，而漕流有阻。（《明孝宗实录》卷160。）十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玉又奏，因贾鲁河、丁家道口冲决散漫东注，不归故道，徐州并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河患。（《明孝宗实录》卷167。）
8、弘治十五年九月，因黄河河水为患，免河南开封府及直隶归德卫夏粮子粒有差。（《明孝宗实录》卷191。）
9、弘治十五年，河南商丘县城“圮于河”。（其“旧治在南”，弘治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明史》卷42，《地理三》。）
10、弘治十七年五月，因曹县黄河冲决，上流淤浅，导致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明孝宗实录》卷212。）
11、弘治十八年，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
二、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山东曹州冲入张秋运河，“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疏浚，应改图者从便别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人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东一带“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势”后，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为合颍、涡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间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游金龙等口虽幸暂淤，久将复决，宜于北流所近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同时因为朝廷赐给他的敕书中只包括山东、河南、北直隶河道，他认为“南直隶徐、淮境内实河所经要地，议拟未及，其事尚无所统”，经朝廷批准，“于是，并以命昂”，亦归入白昂的治河范围。（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又推荐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协助治河，征发人夫二十五万，修筑了以下工程：
（1） 因当时金龙口已经淤塞，于是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运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黄水。一是引中牟决河出阳桥以达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黄河水进入泗水，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在宿州北）至宿迁以会漕河；
（3）沿河筑堤七百里，下修减水坝；
（4）因河势多曲，截弯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条，约一万余丈，以分杀河势；
（5）塞决口三十六处；
（6）又以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并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纳黄河水流，又于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长堤，以捍水势。（以上见《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原计划还要自东平北至兴济（今青县东南）中凿小河十二道，进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但未能实行。明末《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一文的文中夹注，见《明经世文编》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后，“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明史》卷83，《河渠一》；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弘治三年十一月白昂又对管河官员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令扬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总管闸坝，不许回府营干他事；南北直隶、山东府州县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兖州府通判则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专管捞浅并提调各闸；山东布政司劝农参政则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实录》卷45。）这些规定有利于河道经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志一》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况为“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而按照李东阳的说法，“白公既从塞议，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实际上是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白昂开始了明代前期“重点防北”的治河方针。
2、刘大夏治河
白昂治河后仅两年，黄河又决于金龙口，溃黄陵岗，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擦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等处水道。朝廷在赐陈政的敕书上说：黄河“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廷臣屡请修浚，且言事连四省，不相统摄，须得大臣总理，庶克济事”，因而特命陈政带同工部员外郎陶嵩、署员外郎主事张谟前往治河，会同各地官员“自河南上流及山东、直隶一带直抵运河，躬亲踏勘”，加以疏浚修筑，“务使民患消弭，运道通，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66。）陈政赴任后巡历山东、河南一带，与当地官员视察河道及水灾形势，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筑堤岸，增广闸座”，并征集河南丁夫八万人，山东丁夫五万人，凤阳、大名二府丁夫二万人，随地兴工，分官督役。但陈政的方案奏上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决河。朝廷在赐刘大夏的敕书中说：“近年汴城东南旧道淤浅，河流北徙，合于沁水，势益奔放，河南之兰阳、考城，山东之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逼近张秋，有妨运道”，因而特命刘大夏前往治河。这封敕书中还提出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明确规定了黄河治理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成为明清两代黄河治理的的指导方针，使四百多年来黄河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一方面要求刘大夏到任后会同各地官员踏勘河南上流及山东、两直隶河患情况，“从长计议”，分别情况予以治理，“何处应疏浚以杀其势，何处应修筑以防其决”，“必须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另一方面又说“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春暮运船将至，敕至尔即移文总督漕运、巡河、管河等官，约会至济宁循会通河一带至于临清，相视见今河水漫散，其于运河有无妨碍，今年运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即要求刘大夏先使漕运粮船通过，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见书，他指出：黄河之患“或决而南则其患在河南，或决而北则其患在山东”，“然汉、宋都关中，或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害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实际上强调了以保漕为先的治河方针。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一曰疏浚，他认为“夫长河西东一泻千里，非杀其势而利道之，其冲突有不可御者”，如果“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溢北决”，提出在上流东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杀水势于东南，又须筑堤岸于西北”，将黄陵岗等处旧堤“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以入于海，则张秋等处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他这两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着眼点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荐河南按擦司佥事张鼐，“治河之务请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请对都御史刘大夏“久任专信，使之展布四体，竭尽才猷，庶几久远之功可就”。涂升的这四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明孝宗实录》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刘大夏所采纳。
刘大夏受命后，经过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的考察，提出了他对黄河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河南、山东、两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但“虽该上源分杀，终是势力浩大，较之漕渠数十余倍，纵有堤防，岂能容受”，而“河南所决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势若建瓴，皆无筑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冈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贾鲁旧河尚未泄水，必须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他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涂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黄陵冈古堤，导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于保障漕运。刘大夏另外建议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俱长三四十丈，中砌石块一条，长十四五里，“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倘或夏秋水涨之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来，则于贾鲁河或双河口，径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为利便”。（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明经世文编》卷79。）
但刘大夏刚刚兴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黄河又决于黄陵冈，张秋东堤复决九十余丈，大水夺汶水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当时许多人对治水没有信心，“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宜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 而“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掉失度，人船没”，（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大水造成漕船无法北上，朝廷更为焦急，于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都御史刘大夏治张秋河决，在赐给李兴、陈锐的敕书上仍然强调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们务使粮船通行：“虽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河既中决，运渠干浅，京储不继，事莫急焉。尔等必须多方设法，使粮运通行，不致过期以亏岁额，斯尔之能。”（《孝宗实录》卷88。）
为了筹措修河经费，除原先工部运送都御史刘大夏用于修河的抽分银两万两外，弘治七年五月又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役夫每月口粮四斗五升则于附近州县预备仓粮支给，另外又因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奏请，凡河南、山东在官钱粮除送运外，其存留者悉听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芜湖二抽分厂税银之半接济。山东、河南京班人匠亦听存留应役，修理闸座石坝堤岸，所用砖石以粮船、民船带运城砖量留备用。（《孝宗实录》卷88。）
出于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刘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认为“治河之道，通漕为急”，（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他又根据水势，认为“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一》。）于是在上流决口西岸开月河一道，长约三里，连接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过，“于是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
漕船通过后，刘大夏等开始治理黄河决口。陈锐等认为，“不治上流，则决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杀其势”，（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于是疏浚荥泽孙家渡口，另凿新河七十余里，道水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于淮河；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梁进口出徐州运河。
经过这些疏浚工程，实际上把下游河道分为四支，“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趁势组织力量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由于决口时间较长，决口较宽，塞决和整治工程十分艰巨紧张，据记载，当时在“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网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舰沉，压以大埽，合且复决，随决随筑，吏戒丁励，畚?H缭疲??缫共幌ⅲ??擞稍潞右员薄薄＞隹谥??螅?帧扮砸允?蹋??蝗绾纾桓ㄒ?曛???蝗缧恰薄＃ㄍ貊恕栋财秸蛑嗡?ν曛??罚?睹骶?牢谋唷肪?20。）弘治七年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赍羊酒前往慰劳，并因太监李兴等奏请，改张秋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各神，赐额曰“显惠”。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后患，而黄陵岗决口难以一时筑塞，弘治帝批准工部的建议，命李兴、陈锐、刘大夏先将安平镇等处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设法疏筑修浚，培筑张秋决口及新旧河岸，务令坚厚，东昌、临清、德州一带河道逐一经理，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再加疏筑，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明孝宗实录》卷95。）于是刘大夏等对兖州、东昌一带的漕河作了进一步的修治，并疏浚了南旺湖及诸处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后，漕运运道已经基本整治完毕，刘大夏认为“必筑黄陵岗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孝宗实录》卷97。）开始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决口。黄陵冈居安平镇上流，决口广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上流，决口广四百三十余丈。诸口筑塞工程从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动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黄陵冈以上凡地属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筑塞，以河南当地官员负责，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负责荆隆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负责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博采群议，昼夜计画，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其中黄陵冈屡合屡决，最为难塞，特筑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严加防护。（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黄陵冈、荆隆口等处均为黄河之“喉襟要地”，诸口筑塞后，黄河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恢复了黄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
为了防止黄河以后再向北决，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等又于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大名府长堤起于河南胙城，历滑县、长恒、东明等处，又经山东曹州曹县，直抵河南虞城县界，长三百六十里；荆隆等口新堤起自于家店及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县东），长一百六十里，其石坝均特为培筑坚厚。这一黄河北岸大堤后来称为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的屏障，“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灾害因而大为减少。
黄陵冈等处决口及北岸长堤工程均于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监李兴奏请，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实录》卷98。）
太行堤建成后，刘大夏等认为两堤绵亘甚远，黄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将冲击张秋，威胁运河，又在旧决口以南建减水坝，“植木为?p，中实砖石，上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铁以键之，液糯以埴之”，坝均宽十五丈，“又其上?石为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缆，窦可通水，俾水溢则稍杀冲啮，水涸则漕河获存，庶几役不重费，而功可保”。减水坝工程始于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一万六千人，巨石一万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铁一万一千斤，由山东左参政张缙、按察司佥事廖中、都指挥佥事丁全等人负责。（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回京。至此，这次黄河大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有关官员均予以升赏奖励。
十月，李兴、陈锐、刘大夏又提出了关于河防和漕运的六条建议。一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诸泉接济漕船粮运，要求按照先年旧例禁止豪强军民将南旺等湖决堤泄水用来种载庄稼，或阻遏泉源以资灌溉；二因南北运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济，必须藉各闸积水按时启闭，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圣诏旨，严格禁止官员随到随开，以致粮运阻滞，确保漕运粮船顺利通过；第三认为管河官员责任太轻，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大名府带管堤防参政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政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军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政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三、 小结
从永乐时期开始，保护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就成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的目的和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对明清时期黄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的两次治黄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不但明孝宗几次明确指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当时大臣们和白昂、刘大夏的治河方略、治河措施也都显示治理黄河已变成为保证漕运畅通服务的手段，“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正是这一原则的产物。这种治河方略对黄河的影响比明初的治黄更为严重，它不顾自然规律，明知黄河在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却逆水之性，堵绝黄河北流，迫使黄河河水全部南流。同时由于当时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知道分流可以减杀水势，提高各支流行洪能力，而一味向南多支分流泄洪，既没有考虑到黄河多沙的特点，分流也没有节制设施，向南分流实际处于没有控制的状态。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降低了大水刷沙冲沙的能力，必然导致泥沙沉积，南流各支时间稍久，即纷纷淤塞。弘治十三年黄河在丁家道口（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上下黄河溢决堤岸十二处，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孝宗实录》卷160。）造成徐州及萧、沛、单、丰诸县多被河患。（《孝宗实录》卷167。）弘治十七年五月又因曹县黄河决口，上流淤浅，造成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孝宗实录》卷212。）由于当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黄河不得不仍然向北冲决，在刘大夏治河的以后几年中，黄河就数次北决，弘治十八年黄河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这三次北徙“俱入漕河”，仍然影响运河的安全和漕运的畅通。（《明史》卷83，《河渠一》。）刘大夏筑北岸太行堤后，对开封一带黄河形成屏障作用，开封以下的“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容易决溢，黄河善决地段自河南境内下移至河南、山东、南直隶交界处的曹县、单县、丰县等地，“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余里”，正德、嘉靖间黄河屡决于曹、单、丰、沛等地，“曹、单间被害日甚”。（《明史》卷83，《河渠一》。）嘉靖以前明政府在这一带不断进行北堵南分，却总是随浚随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黄河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尤其是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徐州、砀山一带更是糜烂不堪，而且黄河河道更加恶化，实际上也不能确保运河安全、漕运畅通。
京杭运河，举世闻名，规模浩大，它发轫于春秋战国，元代形成鼎盛时期，明清早期继续发展，是一条南北运输的通道，也称漕河，一直以来都被誉称为“黄金水道”。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大运河的开凿使中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为之一变。
俗话说“两浙七闽数十州，往采南北两京者”，这就是指的常州段的京杭运河。古时，大运河由城西经朝经门外广济桥，经西水门出东水门，穿城而过。便捷的交通使常州城在两宋时期就成为会四方商贾，输八方之货，名扬海内的著名城市。它也给常州的经济带来了福址。当时，常州出产的细宣、绵布、纸张被列为贡品，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兴起，如：造船、冶铁、制绳、木材加工以及纺织业的工场、作坊等，当时已星罗棋布，城中商业区就主要分布在城西北运河沿线。
人们都说运河是龙城常州的“龙脉”所在。当年有人站在西瀛里一带城墙上俯看常州，发现其城池建制颇具龙形，尤其是城墙下一条古运河水，绕城而过，使这条龙有了生机，有了灵性。于是毗陵驿建在了运河畔，西水关建在了运河畔，大码头建在了运河畔，米市街建在了运河畔，花市街、篦箕巷全都聚到了这里。所以说，做好了运河规划也就理清了城市的脉络。
古往今来，古运河为龙城的经济、交通、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伴随着常州一直走到了现在，龙城人也和这条生命之河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情感。如今，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古运河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现如今， 怀德桥往东便是久负盛名的篦箕巷。巷内有大码头、毗陵驿碑、梳篦楼，“篦梁灯火”大牌坊、近水阁、穿月楼、文亨桥等古迹。沿巷商店鳞次栉比，满街建筑古色古香、精巧玲珑。临巷运河景色迷人，是集古迹、风光、都市风情于一处的城市休闲观光佳处。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条由祖先传承下来的龙脉，政府决定向整治运河并向南拓展。运河整治中，人们按照标美化要求拆除了沿河而建的吊机、小码头。重新规划选址、在五星桥畔 建造的常州西港，于1997年7月28日全面投入使用，总投资900余万元，占地62亩，年吞吐量达百万吨。西港的投入使用使常州港口的设置布局更趋合理，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城西无港口的不平衡局面。
大运河整治后，过水断面骤运输能力成倍增长，更为常州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常州炼焦制气厂在选址时就看好整治后大运河的运输能力。焦炉放射性煤气工程于1994年建成投产后，生产的煤气可供10万户居民使用外，还可满足部分工厂用气需要。生产的焦炭一半以上利用运河外运，较公路运输全年可节约运费50万元左右。不仅如此，常州市18个重点推进利用外资项目及24个重点推进招商引资项目中，大部分分布在运河两岸 。运河水运以其运量大、吨位大、成本低的优势，也为促进中外合资合作提供了水路运输保证。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成功，在给运河两岸人民带来极大福祉的同时，也还产生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运河文化，它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国，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可是，随着运河漕运功能慢慢衰退的同时，运河文化也随之被埋没。然而，弘扬运河文化，不能仅仅沉湎于对于过往繁荣的追忆，首先还要从保护运河古遗迹做起。其实，抢救、修复运河沿线遗迹是当前搞好运河文化最为紧迫、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常州河段的运河和其他许多河段一样，正在面临着消亡与变质的危险，所以必须处理好“旅游开发”与“遗迹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能将盲目开发取代有序使用。其实，保护也是为了发展，保护好历史，关系到城镇建设形象的展示、文化建设品位的提升以及经济建设和转型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运河古迹的保护还应纳入“寻访古迹”的内容，不应仅仅将保护局限在于对已知古迹的修复上。有人建议，我们应当效仿英国，将民间力量也吸收到古迹保护过程当中，使弘扬运河文化成为当地百姓的一种“文化自觉”。
当然，发扬运河文化离不开遗迹保护，而保护好历史遗迹又需要维护运河生态环境。可是——“水是漆黑的，”常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就说：“里面寸草不生。如果你住在河边，就必须天天和恶臭为伴。” 的确，人人都看得见，运河水变得越来越污浊，排放污水，乱扔垃圾，在两岸乱搭乱建、乱晾衣被等情况还比比皆是。京杭运河作为水利航运工程的物质实体，想要借以存续附着其上的精神财富，生态的保护与治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运河清理是使运河文化“焕发青春”的物质载体，对于维护运河及其运河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长远影响。
漕运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运送的粮食主要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漕运愈发显得重要，明清时期漕运更是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生命线。
隋代初成 唐朝现盛世
大运河的历史要追溯到2400多年以前，也就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需要运兵运粮，于是征调大批民夫，在现在的扬州（当时叫邗城）附近，开凿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这就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苏境内的一段。隋统一中国后，基于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巡游的目的，隋炀帝征发了数百万民工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5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时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唐、宋、元各代均极为重视漕运，在整治运河河道的同时，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唐代统治者对运河又进行了整修，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开凿一条渠道，名曰天宝河。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朝的大运河开始用于漕运，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朝是真正发挥大运河作用的王朝。
元代改建 明清成为大动脉
到了13世纪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跟着转移。在洛阳拐了一个大弯子的隋代大运河，就显得不是很顺畅。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会通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在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北京直下杭州，就可以不绕道洛阳。隋朝开掘的运河，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元朝开凿的运河较隋朝大运河大幅度东移，采取“弃弓走弦”的线路连通北京和杭州。如此走势，全长只有1794公里，比隋大运河缩短近800公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运河。
运河的通航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促进沿河城市的经济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漕粮运输来说，通过水道比旱路来得经济，而且运输量大，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畜力。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明初，每年从东南运粮米最高达到500万石，兴建北京城使用的建材就是依靠运河运输的，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大运河几乎成为唯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从元代到清朝光绪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城以河兴，大运河沿线分布着诸多“因河而生”的城市，如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杭州，都是当时全国富庶的郡县。伴随着大运河南北漕运的兴起，大运河沿岸兴起了22座繁华的都市。有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大运河对于北京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清代弊端重重 漕运终受阻
晚晴运河漕运的衰败与当时各种政治、社会弊端分不开。海运改变了原先漕运完全依靠运河河运的历史。自明朝建立以后，关于漕粮运输的方式就一直存在着河运和海运的争议。起初，海运为临时措施，是为了应对漕运中无法解决的突发事件，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漕运的重任以及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出现时，海运遂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取代漕运的作用。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至此，漕运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
漕运官员的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晚清时期漕运贪渎现象严重，远超过其他的政府机构。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几年前，有一部名为《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讲述的就是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故事，而这些都对漕运走向衰败起到了催化作用。
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兴起对给漕运造成了沉重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火车的高效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是导致晚清京杭运河漕运衰落的重要原因，首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晚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一带是太平天国主要根据地，而这些地区过去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这就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在长达14年的战乱中，清政府在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太平天国运动与1864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虽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但他们纵横驰骋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乱了清政府的漕运秩序。
大运河在经历了500多年的辉煌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在长期与黄河水患的斗争中，历朝历代涌现了不少杰出的治河人物，他们因时制宜地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治河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治河业绩，得到了各方赞誉。清初治河名臣朱之锡，就是这样一位治河先贤。
朱之锡（1623～1666），字孟九，号梅麓，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曾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右侍郎等职。顺治十四年（1657年）升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河道，提督军务。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严重，决溢不断，漕运深受影响。朱之锡主持治河10年间，夜以继日，塞决修堤，疏浚河道，并屡次上疏对黄河治理方略提出建议，多数经朝廷批准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河患。
二
朱之锡之所以能取得治河的成功，有个人能力与品质的因素，更是善于审时度势，充分汲取前人治河经验的结果。
首先，朱之锡忠诚勤勉，深得朝廷信任，治河主张和措施也就能够顺利实施。朱之锡24岁中进士，父亲教育他食禄于朝，要谨慎从事，不要居功自傲。朱之锡把父亲的教导铭记于心，尽心朝廷，忠贞不贰。因朱之锡才学过人，顺治皇帝经常向他请教学问，外出巡视时，让他负责奏章办理和圣旨诏书起草。凡是顺治御览之书，也要经过朱之锡点校整理。顺治十四年，朱之锡被朝廷擢升为河道总督。因当时母亲病入膏肓，朱之锡屡辞重任。顺治皇帝颁旨曰：“总河事务重大，必得奇人方能胜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锡，气度端醇，才品勤敏，着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朱之锡尽管有所不愿，也只得前往就任。赴任之际，朱之锡向母亲解释。不料母亲听后却反问朱之锡：“皇上对你如此恩宠，你该怎么报答？”朱之锡就这样背负着重托，踏上了治河之路。
其次，朱之锡继承并发展了明朝潘季驯等人的治河思想，这是他治河有成的理论基础。朱之锡认为，筑堤束水在明代经过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成效明显，所以应坚筑堤防，固定河槽，以免泛滥。而明末清初水患不绝是由于战争等原因，明朝所修堤防遭到严重破坏，难以发挥效能。
再次是遍阅河工，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和财政状况，兴办工程。作为一位较为年轻的河官，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治河工作，熟悉河情非常必要。所以朱之锡上任之初，对黄淮运进行了深入查勘，并区别黄淮运三河的具体情况，筹划实行不同的治理措施。但是与清初黄河决溢严重、亟须治理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是：国家政局不稳，民生凋敝，财政拮据，根本无法修建大规模的河防工程。朱之锡量力而行，修建了一些紧要的治河工程，发挥了减轻黄河泛滥的作用。
三
针对当时国情、河情，朱之锡提出的主要治河思想与措施是：
保持治河机构的连续性和队伍稳定
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清政府曾想将河道总督衙门下辖的北河、中河、南河等河务部门裁撤，把相应的河务事宜就近划归地方政府办理。康熙四年（1665年）8月，朱之锡上疏指出：黄运两河，治理事务纷繁复杂，如果把它归并到地方事务中去，势必会削弱治河工作。应仿照明朝旧例，保留南河、中河、北河等河务部门，保持治河机构的连续性。这一建议得到朝廷采纳。
清初，河务官员曾有一年一轮换之例，经河务部门奏请，改为三年一更替。康熙之初，朝议又有将河务官员改为一年一轮换之意。朱之锡上疏指出，若河官一年一换，初则不谙河务，手足无措，及至理出头绪，又到了任职交接之期，长此以往，难免贻误河工，酿成大患。因此，治河官员不应频繁变动，宜继续实行三年一更替的办法。对于部分省份裁减修治黄河的夫役数额的做法，朱之锡也予以制止，认为黄河泛滥不可避免，防护工作不能松懈，各地河工夫役，应予足额配置，不得核减。这些措施，保持了治河队伍的稳定。
完善堤防，建设河工料物基地
完善的堤防是防御黄河泛滥的首要条件，所以朱之锡提出要强化堤防的岁修制度，责令官员加强堤防的修缮和管理。由于国库空虚，修堤又要以满足黄河治理的现实需要为目标，对于大规模的治河工程，暂缓办理，以待国家财政丰腴之时再实施。
为了节省经费，满足护堤、抢险的需要，朱之锡大力加强河工料物基地建设。他认为：御险塞决，非埽无工。伏秋汛期，河势瞬息万变，如果不准备充足的柳料，抢险堵口极为困难。因此要求在黄河紧邻州县多建柳园基地，派专人负责管理养护，并对沿河地方政府的此项事务进行考核，定期奖惩。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漕运通畅
明清政府衡量河道总督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既看黄河安澜情况，更看漕运是否通畅。所谓国家之大事在于漕运，漕运之要务在于河道。而要保持漕运顺畅，黄河要束水归槽，不侵运道，运河也要清水长流，不能浅涸。而运河水闸的启闭是否得时，直接关系到河水的深浅程度与漕运能不能畅通无阻。因此，朱之锡对于运河闸门的启闭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禁止公差等官船随意启闭闸门，保证了漕运的顺利进行。漕运的畅通，对于朱之锡争取朝廷支持，顺利开展治河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朝潘季驯等治河名臣，就曾有过治河有功，而漕运梗阻，最终被罢免河道总督，治河壮志难酬的先例。
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共负黄河修守之责
清初，黄河治理的任务繁重、紧迫，又值国家经济困顿之时，所以朱之锡治河之时，一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堤防培修，尽量控制工程的数量与规模，同时又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明确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堤防建设，中央出资筑修；对于太行堤等一些堤防，仍交由地方进行管理与培筑。这些堤防交由地方管理后，调动了地方政府与民众修堤防洪的积极性，对于减轻中央政府财政负担，集中力量开展紧要的工程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上述措施的实行，扭转了清初黄河频繁决口的局面。在朱之锡主持治河期间，堤防得到较好修缮，河槽相对稳定，漕运大体顺畅，黄河未发生重大决溢，黄淮运沿河居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可以说，朱之锡为清初治河事业的发展，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实现社会安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朱之锡深受各方赞誉，一方面由于他尽心河务，业绩显著，另一方面也和他体恤民生、清正廉洁分不开。
朱之锡勤政爱民，总督任上，10天只有1天在住所处理案牍，其余9天都在外巡视督察，酷暑不张伞盖，严冬不着皮袍，与军民同甘共苦。由于经年奔走在河务第一线，他曾手、足、口生疮溃烂，但仍然坚守工地。母亲病逝于河道总督衙门，生前屡次要求回归故里，但朱之锡因忙于河务，就连母亲的灵柩，也是在朱母仙逝两年后才归葬故里。朱之锡对于河道沿岸民众及治河员工，时时记挂于心，针对沿岸民众工役沉重、河工生活艰难的状况，他专门上疏朝廷，请求酌减徭役，改善河工生活，稳定了治河队伍。
朱之锡清正廉洁，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任河督期间，惩治贪渎官员的奏章就有15批次之多。对于治河有功的廉能河官，朱之锡大力保举。在朱之锡的努力下，河务衙门涌现了一批恪尽职守的清廉官员。由于经营有方，在朱之锡任河督期间，河库存银由10万两增加到46万两。按朝廷规定，可将其中的5万两作为盈余赏赐给朱之锡，但他却分文未取。
关键词:运河文化 美学 研讨
大运河是一部历史,一部文化史,更是一部美学史诗,涵盖人文历史、名胜古迹、地理概貌、江河水文、特色物产等自然、社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大运河开凿以来,自然、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各种文化与审美价值伴生其中,在历史长河里诞生、演化、融合、沉淀,经无数代人的创造,构成今天运河文化的美学价值。本文结合京杭大运河的考察,对运河美学特性、自然美、社会美等的形态等进行了研讨。
大运河具有一种历尽艰辛、纪念碑式的庄严美感,以及时光流转、不断开拓、前仆后继的沧桑美感,她穿越时空,风雨春秋,几经兴衰,在中国南北大地上顽强地流淌着、延伸着。她沟通南北,促进文化交流,予百姓舟楫之便,是一种史诗般的抒情展示,运河是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水文、军事、人文相互渗透的恢弘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空间积淀,因具备美学、科学和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自然与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然审美和社会审美的重要对象。
一、运河文化的美学特性
大运河文化的美学特性是一种经过人类生产实践改造、直接加工的自然的美,这种自然美直接体现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内容,保留了人类生产实践的痕迹,如蜿蜒千里的河道,破浪前进的船队,以及桥梁、码头、闸坝、仓库、沿河的城镇等。大运河还有另一种没有经过人类生产实践改造加工的自然的美,如与运河连接的天然河道(如古泗水、古淮水、古黄河等),还有运河借湖营行的众多湖泊(如微山湖、昭阳湖等)。
大运河上美的事物都以具体的感性形象出现,以运河上的桥为例,有环如半月的,也有垂如彩虹的,虽历经千年,扶栏柱上精美的雕刻仍触手可及,具体可感。被喻为长虹卧波的苏州运河宝带桥,每逢中秋,桥孔会与月影重叠对接,出现“串月”的奇观,令人赞叹不已。
大运河上的美具有愉悦的感染性,如运河船队衔尾而行,波光帆影,人语桨声,高亢的船工号子等,风情别致而独特。人们在欣赏这一流动着的美丽风景线时常常感到身心愉悦,产生感染和联想,深深陶醉其中。
二、运河自然美的形态:
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的色彩、线条、形状、声音,以及节奏、比例等,它是大自然与人类生活赏心悦目的形象展示。如运河中的舳舻千里,河畔的小桥野渡,掩映于水杉翠竹荫下的农舍,无不是农垦文明田园牧歌式的美,成为运河自然美的集中体现。又如大运河江苏丹阳段的万善塔,形状修长挺拔,线条优美,与运河、古城墙呈黄金分割构图,拱桥、林木顶端舒展的弧线突破了直线的呆板,使景观组合比例适宜,突出了古运河畔名塔的美感,可谓匠心独运。
运河美的形态包括美的“存在形态”,是美所表现的范围,侧重于从审美客体的存在领域角度对美进行分类。具体有体现运河壮丽、奇险、幽静、秀丽等美的形态分类:
1.壮丽美。大运河水滔滔不息,漕船万艘,舳舻相续,成年累月地行驶在运河上,伴随着皇朝更迭,斗转星移,运河犹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歌,以壮怀激烈的感觉,从而产生运河的壮丽美。
2.奇险美。大运河济水工程戴村坝建于明代,系解决山东段运河水源不足而修建的拦河壅水建筑物,被称为中国的“第二个都江堰”。夏季时,汶河上流洪水犹如高崖飞瀑,漫坝而泄,产生惊心动魄的感觉,称得上运河的奇险美。
3.幽静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的意境,瓜洲古渡的月明星稀,镇江金山的幽谷溪流,淮安清江闸下的月下孤舟等景色,令人觉得运河似在“世外桃源”之中,不知不觉进入诗意般的“幽静美”之中。
4.秀丽美。“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锦绣江南,堤岸上花红柳绿,河中帆影点点,蚕娘采桑、牧童短笛等生活的情趣处处可见,运河此时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秀丽美。
三、运河社会美的形态
社会美指“现实生活中社会事物的美”,即人与家庭、社会、国家、民族、人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各种制度、各种活动方式等综合的美。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南北文化交融,还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吴泰伯开伯渎、吴王夫差开邗沟、隋炀帝开大运河、郭守敬都水监、清帝南巡等故事、佳话,如史诗般展开一幅幅壮丽宏伟的画面,熠熠生辉。大运河的人文光辉璀璨,有刘邦击筑高唱“大风歌”的慷慨激昂之美,有历朝河臣殚精竭力的治河运筹之美,更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凄美,都是运河各类社会美的历史见证。
综上如述,研究运河审美,彰显其美学价值,使人们在欣赏运河文化中获得美感及精神上的享受,在潜移默化的形式中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对于引导运河美的欣赏,发现其美学价值及人文价值、旅游价值、文物价值,是十分有益的,对激发爱国热情,传承文明,服务运河“申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景泰年间山东频繁的黄河水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明代沙湾河患并非自景泰年间（1450―1457年）开始，其源于正统时期。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口决口，造成黄河历史上第20次较大的改道。黄河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现淮阳）、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明英宗先命工部尚书石璞治理，未有成绩，改由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山东治理水患。王永和修沙湾堤大半，不敢尽塞，在东昌置分水闸泄水，黄河入大清河归于海。然而，王永和对于沙湾的治理只是暂时堵住沙湾决口，未能完全治理好沙湾河患，使沙湾河患遗祸景泰年间。
首先，频繁的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黄河泛滥，淹没农田、村舍，致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山东兖州府奏：“雨水泛涨，禾稼淹没，人民缺食，粮草无征。”御史罗澄亦奏：“徐州抵济宁一带，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皆坍塌。老稚妻孥，流寓道路。”可见黄河泛滥对沿岸百姓危害之大。
其次，频繁的水患给山东地区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景泰三年，负责治理沙湾决口的工部尚书石璞上奏中就提及“两畿、山东、河南被灾穷民多事剽掠”，请求皇帝免除被灾百姓的赋税，以稳定社会秩序。水灾之年，农田被淹，百姓缺衣少食，为求生存，部分身强力壮者则转而为盗，使山东灾后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景泰四年（1453年），太仆寺少卿黄仕y上奏“见黄河一派自荥泽县南流入项城县界，一派自新乡县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两派河流皆经六七州县，有二千余里俱系民间耕植之地。民皆荡析离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为盗”。
最后，黄河与运河在山东境内交汇，黄河泛滥，水量暴涨，往往会冲决运河河道，致使运河水随黄河东去，致运道淤塞，对漕运航行造成严重阻碍。正德年间曾任山东左布政使王■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明景帝即位后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景帝在继位之初，就着力于山东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尤其关注黄河冲决所带来的漕运淤塞问题，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以期保障百姓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景泰元年（1450年）因也先（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入侵，山东水利建设仅监察御史陈全修筑了沙湾2个缺口。是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全上言，当年王永和修沙湾堤，留西岸2个缺口未堵，“近者东阿县以西大洪口鲤连，河水落河身渐露，与缺口相去甚近。恐将会通河水落掣入东去，不便漕运。乞筑其二缺口为便”。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朝廷又命山东左参政王骢、按察司佥事王琬督导沙湾运河的疏浚。同年六月，命山东巡抚都御史洪英与河南巡抚都御使王暹共同治理黄河，务必“令水归漕河，军民攒运商旅往来无阻”。景泰三年，工部尚书石璞受命治理沙湾“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朝廷又派中官黎贤、阮洛及御史彭谊协治沙湾“筑石堤于沙湾，以御决河”，当年五月沙湾堤成。十二月遣内官黎质、武良及侍郎赵荣往治沙湾。次年一月“河复决沙湾新口”。工部左侍郎赵荣指出：“黄河之趋运河，势甚峻急。而沙湾抵张秋旧岸低薄，故此方筑完，彼复决溢。”提出于新决口处建石质减水坝以缓水势，加高加厚沿岸堤防，堵塞决口。四月决口堵住，五月山东大雨，又决。纵观以上历次对沙湾决口的治理，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河决即塞，漕淤即浚，缺乏对黄河治理的整体规划和长远考量，故常决口方堵，遇大雨便复决。
景泰四年冬，明代宗以沙湾决口久治无功，要求百官荐举可治水者，于是徐有贞受命治水。《明史》载，徐有贞“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可见徐有贞确实是治河的最佳人选，徐有贞也不负众望，成功地治理了沙湾河患。明代后期治河名臣万恭在其著作《治水筌蹄》中写道：“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冲张秋，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王文相^塞之弗绩。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贞役丁夫五万八千作九堰八闸以制水势，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起自正统十三年的沙湾决口在历经正统、景泰两朝近9年的时间后，在徐有贞的治理下，终于在景泰七年（1456年）“塞沙堤之缺而张秋运道复完”，大功告成。
徐有贞治理黄河水患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1）事前详细考察。徐有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负责沙湾河患的治理。到任后，徐有贞并没有急于组织人员堵塞决口，而是“乘轻航究河源，遂逾济、汶至卫b，循大河道濮、范还”，认真考察黄河沿岸的地理水文状况及各支流的流域状况。提出“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时地利人事而已”，认为治水须顺水性，“夫水之为性可顺焉以导不可逆焉以堙”。这表明徐有贞治河的基调是以疏导为主，反对单纯通过堵塞决口来治理河患。并且通过观察，徐有贞从地势和土质的角度指出沙湾易决原因为：“河自雍而豫，出险固而之夷斥，水势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适当其冲，于是决焉，而夺济、汶入海之路以去。”“盖沙湾地土皆沙易致坍决。”正是通过事前详细的考察，使得徐有贞能够准确地了解到沙湾决口的原因，从而正确治理沙湾决口。
（2）爱惜民力。治水的成败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河大臣的治河才能高低，然而治河丁夫作为治河的主体，数量庞大，活动在治河的一线，如何调配和使用治河丁夫，也是影响治河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徐有贞无疑是成功的。《明史纪事本末》载，“河以决故涸，而有贞至，方冬月，水暴涨，公私之艘毕达，治河卒逾数万人，悉与之期而遣之”，徐有贞刚受命治理沙湾，到任后就恰逢河水暴涨，在这种情况下，河防建设根本无法进行。徐有贞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与数万治河卒订立归期，全部遣回，使其可以回家从事生产，足见徐有贞爱惜民力。治河卒感其恩德也悉数依期而还，在此后的河防建设中也更加尽力。此外，工部尚书江渊等人曾请求皇帝“遣中书偕文武大臣督京军五万人往助役”，遭到徐有贞反对，并乘机提出“蠲濒河州县之民马牧庸役而专事河防以省军费，纾民力”。这一建议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开支，而且可以使百姓安心治水，无后顾之忧，提高治水效率。《行水金鉴》载，“景泰中徐有贞张秋之役发丁夫五万八千而无怨言者，以蠲濒河民牧马庸也”。
（3）疏、塞、浚并举。明景泰五年（1454年）总督漕运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f上言“运河胶浅，南北军民粮船蚁聚临清闸上下者不下万数。盖因黄河上源水塞，亦以沙湾缺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提出“请敕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将阙口趁今水小急督工筑塞”，遭到徐有贞的拒绝。在徐有贞看来趁秋冬堵塞决口，以保障漕运畅通是一种短视且徒劳无功的做法，“秋冬虽仅能闭，明年春夏亦必复决，劳费徒施而无用”。秋冬时节黄河水量较小可塞决口，然而春夏时节河水上涨必然再次决口，想要单纯依靠堵塞决口来解决沙湾河患是不可行的。徐有贞认为治理沙湾河患应“先疏其水，水势平乃治其决，决止乃浚其淤”。在这一治水思想的指导下，徐有贞“于是设渠以疏之，起张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阳泺，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寿张之沙河……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逾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数百里，经澶渊以接河、沁，筑九堰以御河流旁出者，长各万丈，实之石而键以铁”。徐有贞设渠以疏水，筑堰以御旁出，疏塞结合。此外“乃浚漕渠，由沙湾北至临清，南抵济宁，复建八闸于东昌，用王景制水门法以平水道”。徐有贞治河采取疏、塞、浚并举，综合治理沙湾河患。“自此河水北出济漕，而阿、鄄、曹、郓间田出沮洳者，百数十万顷。……而山东河患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