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

摘要：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年龄 界限 突破

在中国，由于营养，社会发展等多种原因，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初步测算，人的发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3年。此外，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败、社会不良风气的危害甚至政府某些职能的减弱和法律制度的滞后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原因。据统计，九十年代以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七十年代提前了2—3岁，其中以14-16岁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根据儿童的心智成熟程度，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可能选择。

未成年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正在不断上升，所犯罪行也越来越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如何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一些专家提出，为了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是真的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吗？我的意见是持否定态度。理由如下：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界定以及法条分析

犯罪的处罚原则和特殊规定，我国刑法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 岁不满18 岁人即未成年人构成的犯罪。我国刑法以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为指导和依据，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了两条重要的处理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防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二、未成年人的可塑性要求不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是独立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司法理念、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内容等诸多方面与成年人司法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它倡导教育、保护、矫正等思想，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主张”少年宜教不宜罚”， 未成年人改造接受新思想的机会还很多，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少年司法制度对情感因素也有特殊需求，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并异常注重心灵与精神层面的剖析与沟通，其内容也比成人司法宽泛的多。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我国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按其罪责刑罚是必要的，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要求对未成年人处理，不应按所犯多大的罪就判多少刑，罪刑相当为标准。应该针对其可塑性、心理与心理特点，帮助教育，立足教育、感化、挽救，使其重新做人，尽量不定罪或定轻罪，判轻刑或不判刑。

三、未成年人的弱势群体地位要求不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毕竟， 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而言， 个人认为未成年犯罪人之中， 绝大多数人所犯之罪乃为财产型犯罪。而在此类财产犯罪之中， 主要罪种为普通盗窃罪； 其次是罪、抢夺型犯罪； 诈骗罪、抢劫罪则较成年犯罪人少很多。其中， 不少未成年人之犯罪成因还在于其本身文化程度低下， 容易偏听轻信， 甚至视与同伙们去从事盗窃、携带等违法犯罪行为为孩童间的恶搞、儿戏、有趣且为害不大。因而，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精神上、人格上招致的羞辱， 而且可避免青少年心理、生理发育上的不良影响。如果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一旦身陷囹圄， 其主观上就容易产生破罐破摔的心理； 客观上也容易在混合关押的监狱中从其他犯罪人那里， 交叉濡染到更多的恶习， 从而不利于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刑罚目的实现， 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

四、刑法作为其他一切法的保障法要求不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指出： “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 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这一思想， 被后学们普遍赞同和认可为“刑法是其他一切法律得以施行的保障法”。但是， 即便是保障法， 也并非单纯地为保障而保障， 从根本上讲， 国家设法立范的目的、设置各项法律之保障法的目的， 保障各项公共利益的目的， 都是为了令每一公民获享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安全。因此， 以国家“制裁的力量”来保障法治的施行就不是国家设法的目的， 而是手段。特别对青少年犯而言， 它绝非形式上的奴役， 而是实质上的拯救， 特别是对孩子的身心拯救。有鉴于此， 唯有实事求是地从未成年人既容易受惑犯罪、又易于矫治的立场出发，未成年人刑法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不能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