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的阳光之路

中央给的是面粉，温州要的是包子。

――知名财经作家 吴晓波

地下钱庄这个名词几乎所有人都不陌生，因为这几年出了一系列大事。从让百姓们倾家荡产的“跑路事件”到国务院批复同意温州市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话题无不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填满人们茶余饭后的嘴巴。关于温州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地下钱庄”仅见光一日

1984年9月29日，32岁的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29号的自家门前，大胆挂出了“钱库钱庄”的醒目招牌。仅仅见光一日，却由此开创了一段争论不休的历史。

在此之前，方培林是一名会计。当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报道，中央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即承认股息收入合法，那么利息收入也应该是合法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年的发展，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已经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镇内店铺林立，个体工商业发达，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而当时个体工商户从国有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相当困难，因此钱库镇的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方培林开始谋划停薪留职开办一家钱庄，终于在1984年9月获得批准，钱庄的名号敲定为“钱库钱庄”。钱库钱庄自诞生之日开始就历经波折，获悉钱库钱庄开业的消息后，当地几家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立即上门交涉，并要求立即停业。恰好在这时，温州市政府也下达了“先不试办”的传真电报。方培林无奈，开业的第二天就把牌子摘掉了。钱库钱庄在见过一天阳光之后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温州众多地下钱庄当中的一员。

1984年12月，人行温州市分行同意钱库钱庄试办，工商部门也颁发了营业执照，方培林将钱库钱庄更名为“方兴钱庄”重新挂牌营业。1986年初，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温州开始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行动，方兴钱庄的营业执照被没收，不得不关门停业。

“本来一切都好”

这半年，张阿姨又将自己积蓄的3万元钱交给了邻居，邻居则将这笔钱同自己的十几万元一起交给了另一个亲戚，然后将钱存入地下钱庄。3万元存进去，每个月固定有六七百元的利息交给张阿姨，这笔比银行利息高得多。可是钱做什么用了，张阿姨一点也不知道，只寻思着只要每个月固定有几百元的利息，就一直存在里面。

做生意的陈女士所在的公司需要经常从香港购买少量芯片，而通过正规进出口渠道的话，时间和报批成本都划不来。但通过地下钱庄，她们可以将人民币货款交给钱庄，再由钱庄将相应的港币打入香港供应商账户，供应商则派人定期将芯片带到公司，每个月就一小包，很方便。几年了，她一直是这样。

企业主小赵也是如此，他从事的是包装类的业务，在接到订单后，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由于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向地下钱庄支付的利息就相对低，于是，他和地下钱庄打交道已经数年了。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供给总是对需求的反应，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这是无法迅速从银行贷到款的温州企业愿意向地下钱庄借钱的重要原因。

本来一切都好，张阿姨这样的小家庭能获得比银行更高的利息，陈女士和小赵这样的小企业主能在钱庄的支持下大赚一把，所有的人都看着滚滚而来的财富笑开了花。看着钱庄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很多发了财的实业老板也做起了钱庄的生意，一张大网越织越大，滋生着财富，也滋生着腐败。偶尔有几个老板以外汇洗钱的名义被判了刑，但是很快就会被其他的钱庄替代。

有人跑了，他们都跑了

可是这些年，浙江信泰集团的董事长胡福林欠债达20亿元离境出走、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等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他们跑了，钱庄被挤兑，资金链断裂，地下钱庄倒塌。地下钱庄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银行的“抽血机”，娘胎里带出来的本质也就意味着，如果它没有见光的那一天，没有有力的法律保护和监管措施，它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永远大于收益，再高的利息也会在衰退的大浪中血本无归，再大的智慧都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再诚信的牌子也注定要背上卷款而逃的骂名。

如果经济还是像现在这样运行，地下钱庄的生意就会继续火热下去。但是中国出口型经济的盈利空间在逐渐萎缩。现在薪酬的年增长率达到20%以上，原材料的价格也越来越贵，而人民币正在迅速升值。这一切都导致中国的出口商品变得越来越贵。虽然地下钱庄很长时间之内都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但是债务的漩涡却旋转得越来越快，还债的期限迟早会到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无法支付债务的现实暴露之后，企业破产潮出现了，地下钱庄的财源也开始萎缩。 缩水了的财富谁来补偿――没有人，因为没有政策阳光的普照，需要钱的人在黑暗中不得不将手伸向老百姓的口袋，经济大浪中，无论是万般不舍还是骑虎难下，他们又在黑暗中悄悄溜走。

等面粉做成包子

无论是谁的错，经济要发展，需求总是没有错。地下钱庄作为一种地下汇兑的形式，它弥补了目前中国金融或者是汇率市场之间的不足，提供了官方所不能够提供的服务。金融服务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在慢慢化解，外汇体制管理的无奈也在受到重视。2012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省温州市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国务院批复温州的12条主要任务非常庞大，几乎涵盖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很多方面，而很多都属于一些原则性意见，如加快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等。这些任务在之前的各类中央文件和部委文件中大多都已经出现了，甚至12条里面大概有半数以上的条目现在看来很难在温州一带进行率先尝试。

在中央批复了温州综合试验区的12条任务之前，温州市政府已经起草过《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提出了8个具体的子方案，其中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运营中心以及创建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等。它非常具体，涉及创建哪些公司，改组哪些银行等，这8条意见和中央相对比较宽泛的12条就存在着很多交叉点和差异性，有3条意见是有交叉的，5条没有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具体批复。这说明中央给的是面粉，温州要的是包子。这个差异性体现了当一个重大改革以一个地区来进行突破的时候会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央和地方在认知上和政策安排上的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因此，把地下钱庄作为资金的去处的投资者还需少安毋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