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摘 要]本文通过对功利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契合点做比较，力图分析在市场经济义利博弈状态之下，能确实做到对功利主义的扬弃，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为努力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功利主义 扬弃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种理论引起学者讨论毫无疑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功利主义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绝对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我们要确实对其做到扬弃。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以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功利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后果论的经济形态，强调收获、利益，它是围绕利益的生产、分配的经济活动。“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建设方面向美丽中国前进。而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它直接根源于人们对“后果、效用、收获、事实”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对快乐、幸福的追求与道德联系起来，有鲜明的利益倾向。

（二）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关系

自然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归社会共同体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从人伦上下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的从属关系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支配自己财产和独立自由、自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市场经济是蕴含利己性、为他性、服务性的双重属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体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而与市场上的其他个体合作，并且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总是谋求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调动了人们人性深处的欲望，使义利关系常常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义利关系平衡时，获利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当“只要有钱可赚，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毒豆芽”、“地沟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药养黄鳝”、“毒生姜”等见利忘义的违法行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促使我们反思：应当怎样理性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义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坚持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将义与利统一，认为个体不是仅仅以合法的手段获利就是义，在合法取得的同时，还要合道德，不仅要取之合法，还要取之有道。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陷入当下社会过分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内容应包含理性原则，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诉我们要义利并重、以利进义、以义促利。

（三）功利主义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并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必须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进行，如果主体违规和失范，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轨道，造成市场的混乱。

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手段做到合理调控。边沁也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隐晦地提出市场失灵的观点，因此边沁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看得见的手”――政府活动的合理性。

市场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失灵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但有时政府进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个体的积极性。前段时间针对微信是否要收费引发的争议，涉及3亿多用户，包括4000万海外用户的利益。三大运营商主张收费，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语音、短信业务，占据信令资源，影响了收入；腾讯方面则强调微信增加了运营商的流量，否认将要收费传闻；而工信部则抛出“有可能收费”的说法。“微信收费”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博弈。对微信用户来说，运营商已经收取流量费，凭什么重复收费？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虽三分天下，但仍处于垄断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国移动最为积极，其余两家态度暧昧，这是竞争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费之争是单纯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新经济浪潮下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成本分摊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在中国国情之下，又涉及垄断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企图进行宏观调控，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会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求，但严禁利用垄断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务，微信不会大幅收费。监管者变成了决策者，竞争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调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垄断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电信行业的自由竞争与创新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肯定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某些契合点是必要的。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为人们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强调效果论，要求人们合理追求利义，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将功利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则统一，利与义协调好，使之与我们追求集体主义的主导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使市场经济公平、合理、高效率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 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著，刘富胜译.功利主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