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对荒野呼告作出热烈的回应。

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鼓吹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一时呈摧枯拉朽之势。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缺少本土的精神资源，相反运动全面反传统，是文化反抗运动，“打倒孔家店”就是当时著名的口号。

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外铄”的产物。西方的现代价值观被介绍到了中国，苏醒了一代青年的心。他们破坏偶像，重估一切价值，大胆实验，大胆创造；他们赞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劳工神圣；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到民间去”，开展平民教育，推动社会运动。在新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开启之下，无声的中国一时众声喧哗。

这样的时代风尚，在当时即被称作“五四精神”。为这种精神所培育的新文学，从诞生之日始，便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大视野，显示了它的启蒙性、个体性、激进性、平民性、实验性，一种鲜明的现代特征。

作为白话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不但尝试新诗，也尝试话剧。郭沫若的《女神》是狂飙式的，充满革新精神。刘半农、刘大白有意走平民化道路；徐志摩却是西洋风的；闻一多点燃红烛，爱国且唯美。在散文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样式，《新青年》的随感录是尼采式的，评论也不同于士大夫的策论，还出现了“娓语体”。

周氏兄弟、郁达夫、冰心、朱自清，都是名重一时的作家。郁达夫写“多余人”，自我暴露，惊世骇俗；卢隐、淦女士、丁玲写现代女性，或激越，或感伤，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种新型的小说――乡土小说，很快聚集了它的作者群，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都是有名的“地之子”。像叶圣陶一类作家，即使描写知识者的人生，也混合着泥土的气息。

五四文学致力于建造“人的文学”，新的主题，新的形象，新的文体观念完全颠覆了传统形式。这群诗人和作家自觉地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却又毫无顾忌地书写自己。

从风格学的角度看，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独创性，但是，彼此又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是时代风格的一部分。

单就文学语言来说，我们便可强烈地感受到，五四的作品，哪怕是最单薄的短篇，甚至完全谈不上艺术质量，仍然可以从那文字的字面上闻到一种浓烈而又优雅的气息。凭着这股气息，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把五四作品同现今的作品区别开来。

鲁迅是开风气的人物，在小说、散文、杂感、评论、诗等多个方面都有所创作。他的两部小说和一部《野草》，放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也都是峰巅之作。

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自己标榜为艺术的保护之神，却公开告白，文学是为人生而且为改造这人生的。有趣的是，他也曾把文学比作灯，一方面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又说“同时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以精神疗救精神，这就是五四精神中的启蒙性。

对鲁迅来说，启蒙性也就是批判性；因为所有现代价值观念的输入，都无不遭到传统主义者的阻拒。鲁迅的批判对象，首先指向中国的家族制度，以及与此制度同构的大帝国的政治文化社会。

《狂人日记》为鲁迅的全部作品定下了一个批判的基调。他毕生的努力在于揭示社会的“吃人”，以最冠冕堂皇的名义吃掉个人，其中，每个人固然有被吃的危险，但又确实有过吃的履历，他是在民族古久的历史中发现这项“原罪”的。然而，他不仅仅止于描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而且深入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精神暗夜，洞察其中的意识与无意识活动，把社会的不义暴露无遗。他在作品中开出多个不同的主题，都是时代的重大主题，集中叙说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这些构成现代中国命运的主要角色，把精神性从历史记忆和日常经验中凸现出来。

在写作中，他流露了深广的忧愤与悲悯，此外，还时时解剖自己，担受精神的裂痛，把身上的血肉和伤口暴露给人看。突出的如《野草》，在绝望中反抗，显示了健全的理性和灵魂的渊深。

1924年前后，五四的大潮开始消退，激进的知识界出现分化，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作为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已经沦为“古战场”了。这时，虽然启蒙运动转为社会运动，但是由于启蒙精神的惯性推动，新文学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至三十年代，鲁迅有一个总结，从成绩看，认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头一个十年。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说的：“五四失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由精神、反抗精神、战斗精神。失去了五四精神，就失去了新文学的生命。

（选自林贤治《中国文学精神》，2009年，有删节）

心灵物语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在五四精神的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以笔为戎投入这场浩浩荡荡的启蒙运动，除旧迎新被文学创作者们引以为己任，于是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理论方面的扛鼎之作，而他的兄弟鲁迅则更是这些作家中的执牛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