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难以根本改变美国消费模式

受金融危机导致的去杠杆化、去债务化、财富效应缩水等因素影响,近期美国消费需求出现明显萎缩,有看法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将被迫调整低储蓄高消费模式,增加国内储蓄,倡导理性消费,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未来美国消费增速将低于GDP,贸易赤字减少甚至转为顺差。我们认为,对这种观点需要审慎分析,观察美国消费模式的变化,既要看到周期因素影响,又要正确把握长期变化趋势,要科学认识金融危机后我国外需环境变化,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

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的形成

消费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习惯、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已有100多年历史。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和美元本位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层面看,美国消费模式是发达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工业革命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商品市场不发达,在人类基本物质需要还没满足前,通过发展金融刺激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到19世纪末,经过100多年的工业革命,生产技术日趋成熟,社会产品供给极大丰富,产能开始出现过剩,客观上需要刺激消费,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消费信贷应运而生。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消费驱动转型,大致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有关资料显示,1850年,美国家庭只有2%左右的收入用于耐用消费品。随着分期付款模式的推广,到 1880年,已有11%的家庭收入用于耐用品消费。1910年,全美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经上升到70亿美元。1930年,消费市场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在美国消费文化中,借贷消费模式也曾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但3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提出“消费也是生产”等理论,信贷消费在美国社会开始扎根。50年代后,随着信用卡的出现,美国信贷消费得到了空前发展,直到金融危机前,美国通用信用卡的发卡总量接近6.5亿张,交易总额达到了1.53万亿美元。

从宏观层面看,国内储蓄不足决定了美国消费模式必须以经常账户大幅赤字为前提。战后美国个人储蓄率基本保持稳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态势。在1947到1984年长达37年时间里,美国个人储蓄率基本维持在6%到11%左右水平。从1984年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开始缓慢下降。1984年到2001年,个人储蓄率从11%降至1%,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储蓄。2001年以来,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数时期保持在0-1%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又反弹至4%左右水平。在开放经济中,储蓄不足意味着存在投资缺口,国内消费超过产出,宏观意义上必然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美国储蓄率下降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基本是同步的。1980年以来,除1981和1991年外,其余26年都处于逆差状态,且呈不断扩大态势。特别是2002年以来,逆差进入加速增长阶段,至2007年,经常账户逆差达7312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29%(2008年降至4.7%),这意味着美国吸收了全球75%的经常项目顺差。从全球格局看,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把“亚洲生产”和“美国消费”联系起来,亚洲主要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先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然后是70、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再到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这种产品和资金循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货币层面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超前消费提供了内在保障。发达国家一般都拥有较低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消费率,重要区别在于美国可以依靠美元基础地位,通过资本回流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保持宏观意义上的储蓄(投资)、消费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虽然免除了兑换黄金的义务,但仍然维持了国际计价、支付和储备货币地位,并取代黄金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世界进入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对美国消费模式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铸币税方式换取实物和资源。在经济学中,铸币税原指金属货币制度下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币值之差,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由于发行纸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铸币税几乎相当于基础货币发行额。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赋予美国用纸币换取实物资源的特权,使美国可以维持超前消费能力。二是在美元本位制下,客观上会形成“金融中心国家”和“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并不断强化两者的依赖关系。由于美元可以直接换取实物资源,美国经济结构逐渐向高科技部门和金融领域升级,亚洲国家经济资源则流向一般制造部门。对美国和东亚来说,一方面通过产品市场交易(支付美元购买货物)实现实际产出转移(制造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交易(出卖债券借入储蓄)实现实际购买力转移(亚洲超额储蓄转化为美国现实消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消费能力实际上是美国固有消费和亚洲未来消费的加总。三是在微观层面上,全球资本流入提高了美国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收益率,助长金融投机,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促使美国家庭降低储蓄扩大消费。据麦肯锡测算,从2003年到2008年第3季度,美国家庭从住宅资产中提取2.3万亿美元,其中8900亿美元用于个人消费。

二、金融危机不会根本改变美国消费模式

近期内,受金融危机挤压经济泡沫影响,美国需求出现明显萎缩,消费率、储蓄率将出现向长期平均水平回归趋势。从财富效应角度看,构成2002年以来美国财富增量的主要是房市和股市。目前美国房价比2006年峰值下降30%,股市比2007年高点缩水45%,美国家庭账面财富蒸发近16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从2007年高点的64.4万亿美元,降至2008年末的51.5万亿美元,降低20%,资产净额已经回归2004年水平。目前美国家庭债务与收入比率为130%,而10年前仅为90%。假设收入不变,债务与收入比率每下降5%,消费将减少约5000亿美元,即使只回落至100%,消费也将减少约3万亿美元。从消费支出看,出于对就业和经济前景的担忧,可支配收入中消费支出减少,美国家庭储蓄倾向上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个人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仅为0.5%,2009年4月份上升至4.2%。如果储蓄率回归至7―10%的长期水平,以2007年收入水平计算,消费支出将减少约1万亿美元。内需萎缩直接反映在进口部门,2009年1季度,美国货物进口3525亿美元,同比下降30%,创50年来最大跌幅。预计美国经济即使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现复苏,个人消费也会回归至金融泡沫前水平。但当前美国消费水平下降,不意味着美国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期间将伴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再平衡将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我们既要看到周期因素影响,又要正确把握长期变化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长期以来美国消费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是相当稳定的。从美国消费率长期数据看,自1929年以来,消费率基本在62-70%之间波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保持在67%以上。只是在大萧条的1932年,由于投资极度萎缩,消费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而在1943―1945年,由于战争带来的军需投资急剧增加,消费率降至49%的历史低位。长期中,美国GDP的增长率和消费的增长率是非常契合的,测算1949年到2008年两者数据,相关系数达到了0.85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率会跟随GDP一起发生波动,但随着GDP恢复增长,消费也会按比例恢复。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大多数年份个人储蓄率都保持在4%以下,储蓄率的提高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国民收入、消费习惯等诸多因素变化,过程将是比较缓慢的。

(二)美国消费模式体现了国际分工和资金流动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原则。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可以概括为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为美国输送商品,同时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融资。从全球视野看,这种增长机制的形成,体现了美国和东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在当前分工体系中,中心国家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能够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高消费;国家得到的好处是能够长期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弥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商品―资金循环模式。从美国方面看,尽管当前个人消费有所下降,但由于美国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极具活力的微观经济基础,仍然是外国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场所,外部资金还将不断流入,从而弥补私人部门储蓄不足和储蓄投资缺口, 美国资本账户的顺差和美国的个人消费模式还能持续。在政策层面,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继续扩大消费仍是最现实的选择。如果通过发展实体部门出口拉动经济,美国或者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或者让美元贬值,但前者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后者会损及各国对美元和美国经济信心。奥巴马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用于刺激个人消费的金额占比高达2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充分反映了美国经济对于消费的倚重。从新兴国家方面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构成等多重复杂因素,是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在内需市场没有充分发育成熟前,新兴国家存在通过向美国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作为美国消费模式支撑的美元本位制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动摇。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可以实施大规模货币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而不会转化为国内高膨胀,也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身份,才使得各届美国政府可以利用美元来解决财政贸易赤字问题,可以长期享受基于美元霸权所导致的资产依赖型过度消费。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体系、发展模式受到重创,引发了外界对美元未来能否保持强势地位的疑虑。但综合来看,尽管美元走势存在周期性因素,但短期波动不足以造成美元地位根本性动摇。

一是美国经济基础仍足以继续支撑美元地位。美元地位主要取决于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走势。美国经济虽然身陷危机,但仍具备强大的实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制、大量高素质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短期内重振经济。综合来看,只有美国有能力发动并引领新技术革命。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生产力加速发展,经济增长率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尽管2008年多项经济指标恶化,但非农业私人部门每小时产出增长率为2.7%,与2007年持平,这表明美生产力并未受到实质影响。目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劳动力数量保持增长的国家,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长期保持在3%左右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二是美元地位下降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从美元占各国外汇储备比重看,2008年美元占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65%,占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总量的71%,欧元在官方储备中的地位从1999年的17.9%上升至2008年的25.8%,欧元对美元取代效应仍不十分明显。从交易货币看,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美元占到了70%,在国际债券发行额中占到了50%,美元核心地位并无多少改变。1989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美元交易比例仅微跌2个百分点,欧元、日元、英镑变化比例都不大,这表明全球交易习惯仍以美元为中心。历史上,1884年美国经济总量就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中间经历了60多年。这表明相对于经济规模变化,作为交易基础的基准货币变动具有滞后性,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仍看不出哪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三是新兴国家客观上也有维护美元稳定的需要。美元交易习惯形成后,各国将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如果选择替代美元,存在很大机会成本,这迫使各国去维护美元地位。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持有美国国债不降反增,至今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679亿美元,除中国外,俄罗斯、日本、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相继增持美国国债,这表明国际上仍把美元资产视为最安全的避险工具。因此,从中长期看,支撑美元强势地位的基础因素依然存在,美元衰落将是渐变的、缓慢的过程,而只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没有根本性改变,美国就很难有动力去改变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

(四)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决定了借贷消费发展不会中止。美国消费模式其实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工业革命后,伴随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存在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30年代大危机以来,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周期管理开始侧重于需求管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美国人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缓解了不同生命周期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极大地释放了消费动力,有力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信用市场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其根基并未被动摇。美国消费信贷技术发达, 金融市场和投资工具的复原能力较强,国民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投资金融工具来降低储蓄率并满足其消费需求。2009 年5 月美国财政部对19 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结果是9 家商业银行不需要增资,其余10 家合计需增资746 亿美元,好于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新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趋稳。

当然,认识到美国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表明这种模式是一成不变的,长期看美国消费模式将出现渐进式调整。理论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可能无限期继续,这是因为美国债务不能无限制增加,美国对外债务越高意味着今后需要更多的借入或更多的出口。当前美国刺激计划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方式,2009财年(截至9月30日),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84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4倍,占GDP的比重达到13%,这意味着对未来国民收入的透支,美元跌势将长期存在。美元资产长期趋贬,又不利于国际资本流入,而一旦国际资本流入减少或流向改变,将有可能威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地位,这不仅会恶化美国金融形势,而且会演化成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虽然与黄金脱钩,但保持美元信心和为全球提供支付手段的内在矛盾,即“特里芬难题”并没有解决。长期来看,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必须提高储蓄率, 降低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

三、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一,美国资产泡沫与中国高储蓄率并无直接联系。美国储蓄率下降是从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中期以后,储蓄下降速度开始加快。中国从1992年到2000年,国民储蓄率也处于下降周期,2001年以后开始提高,至2007年达到49.9%,比2001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率变动周期与美国不相吻合。美国资产泡沫直接起因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应对高科技萎缩带来的需求不振,美联储长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整个降息过程持续3年半时间,并在低位维持了1年。超低利率直接导致房价、股价大幅度上升。直到2004年6月30日,超低利率引发大宗商品飙涨,通胀率抬头,美联储才重新加息。从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看,我国积累大规模贸易顺差主要是从2003年以后开始的。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不过增长到4033亿美元,仅相当于2008年底外汇储备余额的1/5左右。数据表明,中国资本输出不是导致美国资产泡沫的原因,相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量购买美元资产,起到了帮助美国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二,警惕“东亚高储蓄―美国高消费”模式争论背后的政治含义。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和东亚高储蓄高出口模式本身是全球分工自然演进的结果,符合全球资源配置规律,是有效率和存在合理性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依仗美元基础货币地位,在致力于国内政策目标同时忽视国际义务,通过美元超发刺激国内经济,向外转嫁通货膨胀成本,并造成国内资产依赖型过度消费。在经济理论上,美国储蓄率低消费率高和东亚储蓄率高消费率低,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西方部分政治家刻意强调东亚储蓄率高的问题,有向外转嫁危机责任的意图。比如2005年以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不是“美国储蓄不足”而是“全球储蓄过剩”造成美国经常收支失衡,要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失衡,必须从治理东亚和产油国储蓄过剩问题开始。这种观点忽略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作用,掩盖了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谋求经济利益的事实,并为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西方国家热衷于探讨世界经济增长失衡问题,背后隐含着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经济危机买单的政治意图。对此我应心中有数,不为外界言论蒙蔽,要积极务实参与国际对话,阐明问题本质,加强与新兴国家交流合作,维护我自身利益,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抓住机遇妥善处理好稳定外需和扩大内需的关系。美国消费占世界消费总额的近40%。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尽管在短期内,美国消费需求萎缩会对我出口带来严峻挑战,但在长期内,美国经济向相对平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和我国外需稳定。新形势下,对我国来说,一是继续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目前我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左右,而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都曾达到10%以上,我国作为比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多4亿的大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达到20%是完全正常的。当前要积极应对外部需求下降困难,发挥我出口产品质优价廉、且有较大需求刚性的优势,加大对重要出口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全力保住主要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三是要在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中完成结构调整。要从战略上认识到美国消费模式缓慢变动意味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我国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更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回旋余地和战略空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抓住全球新一轮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调整机遇,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