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人权中司法保障反思

环境危机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棘手问题。环境人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作为第三代人权之中的重要内容，环境人权指向的是人们拥有免于有毒污染的环境权利和拥有自然资源的权利。环境人权由最初的环境伦理、生态哲学层面发展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层面，环境人权的法律化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由环境污染和破坏引发的环境纠纷时有出现，这在法律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环境诉讼问题。在我国法学界围绕着环境诉讼展开了热烈讨论中，环境诉权作为环境诉讼开启的前提性环节和运行的基础性动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所谓环境诉权，就是基于环境侵害、环境破坏或者环境侵害危险的事实，维护自身或者公共的合法权益，具有环境权益的特定主体提起和参加环境诉讼程序以及相对方参加环境诉讼程序，并要求法院对环境纠纷案件做出裁判的权利。①由此，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的勾连似乎顺理成章，而此种勾连的客观基础与主观设想之间并非无需论证。因为当前对于环境人权的争议、对于环境诉讼的分歧、对于环境诉权的纷争，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于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的衔接保持一种谨慎的思量。

一、环境人权的复杂性面相

（一）我国学者对环境人权的讨论概况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人权的讨论基本上是以公民环境权为主线展开的。中国大陆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讨论已有二十多年，学者们先后提出了法律权利论、应然权利论、习惯权利论和义务先定论等四种不同的理论。②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蔡教授基于环境权的产生过程提出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做出贡献。③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环境权一般指公民环境权，即公民有享受良好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广义环境权泛指一切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特殊法人——国家）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④蔡教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环境权仅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⑤吕忠梅教授主张应然权利论。她认为，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其理由有三点：首先，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为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肯定；其次，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是生存权；第三，公民环境权具有作为人权的本质属性，即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以及权利实现方式的多元性。⑥根据这一看法，吕教授将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⑦由此，环境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一个由多项子权利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系统。徐祥民教授是环境权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他提出，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⑧这项人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义务主体也是人类，是人类的分体及这些分体的各种形式的组合。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徐教授认为，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的手段是正确的。还有人认为，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产生的环境人权理论陷入矛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环境人权与已有人权体系相冲突，另一方面环境人权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分立事实不相适应。⑨谷德近教授坚持公民环境权的习惯权利论。在他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由此他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⑩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在于：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11

综上，目前我国学者关于环境权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环境人权的多个面相。既有关于环境人权的价值分析，又有对环境人权的实现问题关注。环境人权具有应然性、法律性和习惯性，又内含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权利因素的合成性。同时，环境权与已有的人权体系存在着冲突和调适问题。

（二）英国学者汉考克关于环境人权的分析

囿于笔者掌握的文献，国外学者分析环境人权的情况主要依据英国学者简•汉考克在《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一书中的讨论来进行研究。简•汉考克所研究的环境人权包括使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权利和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汉考克对环境人权的论证严格限定在现有人权法律规定中。他认为，“把国际人权法律规定的内在价值与相关的执行情况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表面上看，国际人权法律虽然是一种旨在保护弱势与边缘人群免受强权政治的剥削和伤害的机制，但其实际执行情况却趋于无情地体现了社会中强权者的利益。由此，法律规定走向了反面，人们对环境人权的主张无法实现。12汉考克研究的中心论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固有的权力结构阻碍了环境人权主张的实现。在认识论上采取何种人权主张受理性范式的支配，对环境人权的主张乃是基于生态理性，而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构与制度，往往使得“正义、人权与环境保护问题都服从于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考虑”，13甚至由于生态价值的配置效率低而拒绝环境人权的主张。汉考克考察了在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强制设限下环境人权实现的可能性，通过分析由主张环境保护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所发起的运动，展现了环境人权的社会需要，论述了环境人权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趋势，并指出在法律上确认环境人权仅是实现环境人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认为资本主义的正义理论更多考虑的是对有毒污染的迁就，而这不利于人们所享有的免于有毒污染的环境权利的实现，进一步提出对自然资源的人权要求的落实，应该更多地以团体而非个人为出发点。14结合以上我国学者和英国学者对于环境人权的研究状况，笔者认为，环境人权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环境法与人权法、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诸多层面和因素，牵涉多个学科领域和知识向度。这种环境人权的复杂性使得环境人权的法律化、司法化面临着种种需要考量的复杂因素。

二、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的理论难题与制度障碍

一个理论难题是现有人权理论的悖论与僵化。其对环境人权的可诉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与阻滞。“人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已经席卷全球。”“人权伊始既是反抗压迫与统治、争取解放的指导原则，无家可归者和受剥削压迫者的战斗口号，也是革命者和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它并非只对弱势群体具有吸引力，西方富足社会中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者，……也同样使用人权的话语来粉饰他们的主张。”15“自18世纪末人权被强烈呼吁以来，侵犯人权的记录令人发指。”“经历过集体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20世纪真可谓百年浩劫。而西方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之严重、全球范围内南北差距之巨大也为人类历史所仅见。”16这是人权理论所带来的成就与灾难之间的悖论。人权理论的另一悖论是：“尽管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卓越产物之一，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却未能充分理解权利的运作。”其部分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在历史感和哲学意识上的贫乏。17实际上，“人权是个人欲望的公开化或法律化。人权行为扩展了社会的边界并导致不确定性，它同样分裂了被支配主体。”18

主流人权理论坚持自由权具有可诉性，而像第二代人权的社会权和第三代人权的发展权、环境权不具有可诉性。这可谓现有人权理论的僵化。“权利的可诉性既是权利受到侵害者的救济资格与能力，又是司法或准司法机关行使权利争议裁决的能力与权力。”19主流权利理论认为，环境人权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受近代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支配，主流权利理论者提出，积极权利不可诉，而环境人权属于积极权利，所以不具有可诉性。即使环境人权被法制化而成为法律权利，也不意味着其就获得了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约束力，仅是提醒国家机关应该予以关注，只对立法者或执法者具有道德或者政治约束力。他们还以环境人权实施昂贵并相互冲突、其内容过于含糊复杂且涉及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司法裁决环境人权违反分权原则为由，认为法院无力裁决环境人权。20尽管在国际人权实践上和理论上已经有突破这种人权理论僵化的努力，但是此人权理论仍然构成了对环境人权司法化的巨大困扰。21另一个理论难题是，权利的道德诉求与制度供给、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政治支持之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把握彼此间的平衡并非易事。鉴于环境人权具有积极权利的特点，国家在保障环境人权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国家对于权利的保障力度，与其当时政府的政治立场、经济条件、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有着紧密联系。22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权利宪法化”比较关注的发展权、环境权等，虽然积极回应了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问题，但却误解了“传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功能及其与社会性利益的关系”。因为政治渠道毕竟是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等社会性权利的重要方式。23

此理论难题也影响着环境人权的可诉性。就我国而言，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的制度障碍表现为：在实体法上还未明确赋予公民以环境权；在程序法上未能构建起环境诉讼制度。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和“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是还是显得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给具体的司法实践带来不少问题，不利于环境诉权的行使和环境诉讼的展开。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促进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和环境公益的维护为主要宗旨的环境权诉讼在我国主要面临如下法律困境：在方是直接或者间接受害人的情况下，个别受害人单独提讼，则居于弱势的者与被告往往在力量对比和诉讼实力上缺乏对等性，再加上环境保护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司法腐败的影响等，实际上很难获得法律的及时、有效救济；而在方是非直接或者间接受害人的情况下，障碍主要来自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主体资格的限制，即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换言之，根据现行法律，没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没有提起环境诉讼的资格。”24

三、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之理论难题的破解与制度障碍的清除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人权理论的悖论。“毫无疑问，人权修辞术里充斥着空洞的伪善。然而即便它染上了自私的犬儒主义以及自欺欺人等弊端，也不能抵消人权在国际关系行为领域中被日益接受所带来的价值。那些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人通过对这些标准极其虚伪和奸诈的运用，承认它们是可以用以评价他们行为的恰当标准，从而向这些被他们扭曲的标准表达了敬意。”25“人权并不由人独有，并且不是人性的附庸，但它成就了人。只有能够成功主张人权的人，方称得上是真正之人。”26其次，必须摒弃僵化的人权理论。坚持环境人权不具有可诉性的观点，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张环境人权等社会性权利的诸多社会条件已渐趋成熟，权利理论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若仍然固守20世纪之前的人权理论，无视社会性权利的发展事实，否定环境人权的可诉性，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权利观念的傲慢与偏见。27再次，“法律诉讼和政治倡议，究竟哪个才是边缘和弱势群体用来解决制度性不公正的最佳工具，这一问题现在可以考虑以诉讼策略和政治倡议策略混合使用的新方法来解决。”28最后，清除从环境人权到环境诉权的制度障碍，建构我国的环境诉讼制度。这方面的建设性分析已经不少。比如，有学者提出，要赋予公民环境权，在相关法律上规定环境诉权，遵行诉权法定原则，建立推行保障环境诉权的专门程序制度等。29还有学者提出，“突破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关于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或者原则上不需要任何利益关联就可以为了环境公共利益提讼，成为我国环境权诉讼的关键。”30

四、环境人权的司法保障之限度

汉考克指出，“法律的契约是现存的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为了保护人权而把有毒污染定为是非法的，会与工业污染的利益冲突，而且还会与市场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最佳的有毒污染水平相冲突。这个矛盾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律保护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权力的能力。”31因为其受着经济理性的支配，法律会把提高经济价值优先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合法化。32由此，“立法自身无法解决对人权的结构犯的问题”，法律上的重视对于保障环境人权固然重要，但并非充分条件。因而，反对经济理性同实现基本人权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