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成于何?

庄子曾说：“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样的审美心理特征，即在审美之前，必须个体精神达到彻底超功利社会状态，心灵完全净化了，提升到了澹然无极的高度，美的事物自然而然的全集中于一身。因而，美的事物也必须是彻底的超功利超社会，这样，美的事物就与澹然无极的心灵融为一体。但是在当下社会，美的标准是什么呢？亦或者说，作品好的标准、评判艺术家好的标准是什么？最近郭庆祥、范曾打官司一案引发了我对此的深入思考。

是艺术家才能？作品价格？还是其他？

我认为，现在的画家名气大，或是说画的价格高，不外乎三个原因：画家自身的画技好，批评家、收藏家的吹捧炒作，画家为打开自己的艺术市场而不遵守自身原则或初衷的迎合大众趣味。

自身画工高、画技好

自身画工好，这是最硬件、最基础的一个因素，所以画的好了，不论绘画题材如何、观者喜不喜欢这幅画，都妨碍不了被大众普遍认可。范曾有24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几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的确，绘画是他最为痴心的事业，他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的心血。以学识修养论，他的丰厚的积淀是当代其他画家不具备的，至少是有所疏略差别。

虽然很多人都在说范曾的画题材毫无新意，笔力差，配不上他现在的名气，不值现在的财力，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当代中国画坛巨擘，诗词、书法、文章及学问也颇负盛名，这绝不是偶然或运气。或许是盛名之下，往往不免有盛名之累；也或许是范曾的确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这抹杀不了他早前的努力与积攒下的深厚的绘画功力。

有人说，范曾绘画的人物题材有的是陈旧的，大都是钟馗、达摩、七贤之类，这是对他的创作缺乏了解。范曾的新作《溪山行》《风人松》等，展示出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哪吒降龙图》《伏虎图》《青云白鹤图》，画出了动物世界的神奇；《蒋兆和》《泥人张》等，描写了近、现代人的精神风貌。这些都属于范曾的世界。

同时，范曾所画的那些先贤圣哲，那些古代忠贞刚烈之士，正因为是前代画家所一再画过的，才表现出它的高难度，在这里，如果不能创造出全新的笔墨与表现方法，卓然独立于古人之前，那范曾和他的画有什么立足之处？所以“物以稀为贵”并未反映在范曾身上，近几年，他的绘画市场人气指数骤涨，价格不断攀升，部分原因也在于此，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批评家吹捧、炒作

现如今批评界一片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唯马首是瞻，跟着上头的风向而动，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看法。真正说实话，讲事实，客观去评判一个人或者一幅画的批评家少之又少。美术评论到底能批评到什么程度，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所以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只褒扬不贬低，做老好人，批判的话付诸阙如。还有一部分人无视自己的道德与良知，无视人格底线，无视审美情操，只认钱不认画，以致于形成“人追钱”的现象，为了那点所谓“共同利益”“双赢”，大肆宣扬吹捧、互相炒作。弘一上人曾说过两句话：“应使文艺以传人，不可以文艺传人。”意指用文艺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是不可取的。我觉得，郭庆祥与范曾官司一案也不排除炒作之嫌，毕竟此事正值范曾作品展览前期，现在他的作品虽然成交率稍有所下降，但是价钱又升高了许多。

可以说，郭庆祥与范曾的争论，是他们太偏执于“我法”，陷入了二元世界；很多批评家和媒体争相吹捧范曾，而郭庆祥派则把范曾贬低的一无是处，也是陷入了他自己的二元世界思维，未全面看待范曾。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禅宗其宗旨即在于使人离执，二乘沉空，凡夫执有。沉空则生命变得贫乏，执有则生命产生累赘，摆脱这两种偏颇的方法，方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待范曾及其作品，我们要真正领会并且做到保持“不二法门”的态度：不肆意抬高，亦不肆意贬低，客观评判，用事实说话。

我们知道“虚静，是中国绘画的基本品格”，而郭、范二人都没有达到这一境界。不管郭庆祥与范曾打官司是因为炒作还是观念不同，总归是他们两个都太执着自己的想法，对对方都太不客气，郭庆祥言语偏激，范曾反应激烈，才导致这个恶性循环的出现。一般人看来，知识的使用便是区别万物，对于一切事物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知识与观点区别出它与其他事物的不同之处；但是，概念都是每个人建立在自己有限的观点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相对的，所以对同一事物，“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要局限在自己那有限的知识层面里。

画家与评论家本该是相辅相成、在讨论辩论中共同进步的关系，因为观点不同想法不同而起争执是必然的，但是不要偏执于自己的意念，互相理解对方，从不同的观点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思想，这才能使画家、评论家共同提高自己，形成良性循环。

降低自身情趣、迎合了大众趣味

对于艺术而言，概念比无知更可怕。但是许多艺术家为了迎合大众趣味而向世俗低头、向利益弯腰，以前景最好、对自己最有利的固定模式开拓自己的艺术市场，这是现在畸形的艺术市场普遍的现象。并不是说这样的现象有多恶劣，只是有违古代先辈人物画的仙道之风、山水画的洒脱之气。

从古代起，便有以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像唐寅、仇英；也有为了功名而违背本性的，例如，罗中立的《父亲》一画中，父亲耳夹的那支圆珠笔。画家、观众对此都已麻木，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那种中国文人画的气节和精神去哪了？

中国写意不能等同西方表现：表现是我欲之现，而写意之意则是境界之显。画境换位化境，于化境中自见空灵，自然被心灵同化了，如倪瓒，山人的境界――无情、时空凝定、空寂、无烟火气。以倪瓒为例，他孤僻猖介的性格，超脱尘世逃避现实的思想，反映到他的画上，作品呈现出苍凉古朴、静穆萧疏的意向。他完全是为自己而画，用自己的真性情画出自己的思想，不似现在的许多画家，画画好像涂脂抹粉，并无意境可言。

郭庆祥说范曾画画不负责任，其实不针对范曾，对于现在大部分的艺术家，没有几个是真正超脱于名利荣誉之外、可以宠辱不惊的完全静心的作画的。几乎每个艺术家都会有“我执”或“法执”的想法，太执着于外物迷失了自我本来面目，在禅宗看来，觉悟之人要像婴孩一样，功名荣辱，逆情顺境，都动他不得，其心对五欲八风岿然不动。他们应学会“破执”，寻求“慧解脱”，从智识上来求得解脱，正确判断时间各相，不被世俗杂念缠绕，而求精神上的主体妙心之境界。只有这样，才会让观者真正走入画中，身临其境，感觉到画家心中的平和与浩然正气，感受到画中的意境，发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真正价值。

这三方面又像是一个圈：从画家本身出发，画工好才能被承认，但由于评论界的杂乱混淆、跟风吹捧，及大众基本统一的审美倾向，画家们很少能做到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又转回到画家本身，他们违背本心，创作出大众、批评家喜欢的作品。

庄子提出过：“勿丧我。”“丧”即是“忘”，即忘记万物区别的方法，勿丧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社会礼乐、任意、是非、荣辱、美丑、尊卑、生死等，一切加以放弃，这样彻底去掉了一己之私，克除了人世间的一切精神困挠，从而创造了一种将“世俗我”丧失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即自然的境界，既是艺术家创作出好作品的最高境界，亦是批评家客观的评价一幅作品的最高境界。我们以后在写评论文章时要注重心态问题，“人追钱”还是“钱追人”，只在一念之间，我们万万不可在唯利是图或人云亦云中丧失自我。

故无论是批评家还是画家，都要按照庄子提倡的“中道”，离开二边之极端、邪执，不偏于任何一方之观点、方法，即画家遵循本心创作作品与批评家客观公正的进行评论。长此以往，文艺界才会慢慢的有秩序，画家才不会被名利熏心，评论家才会说真话、办实事，真正的美术批评由此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