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从来不应仅仅是画家

一般认为传统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乃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生活在这种政权下的人们，其最基本的情感倾向又往往被认为是恐惧，而不是荣誉或自由。因此，许多人想象我们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压抑的，不堪的，蝇营狗苟的。但考之于中国历代画作、画家、画论，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从东晋顾恺之到近代吴昌硕，从一件件传世作品中，看到的是作品背后作者或奔放或婉约或狂狷或圆融的人格，或超逸或清奇或旷达或圣洁的灵魂。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在一种野蛮的政治生态中，怎么可能造就出这样的灵魂、人格和作品？并且，这样的作品，被历朝历代的人们，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本人视若瑰宝。

因此，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对于皇权王权的权威，在整体上也从未达到过诚惶诚恐的程度。孔子有“大臣”、“具臣”的分殊，曾子有“弘道”的理想，孟子有“君视”、“我视”的斩钉截铁，到了荀子则干脆发育出“道统”、“治统”来。先秦儒家活得自信、自足，意气扬扬。即便在国力孱弱的宋朝，张载、二程、朱熹等学者，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坡、文天祥等朝廷命官，又何尝在权力面前战战兢兢过？而当明代的王阳明觉悟到不能像宋代先贤们那样“得君行道”的时候，他开始走“觉民行道”的路，“成色斤两”说由是而生。先贤们一代一代地把一个个大写的“人”字留在了我们的历史上。

千百年来，在我们这块土地、这个民族身上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一历史是可以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的。那些传承和光大我们的文化的人，要传承和光大的东西叫做“道”。它统贯古今，成为“道统”。当我们说，我们这个文明是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实质上是说，我们的这一“道统”从未中断过。

这一文化所涵养出来的文人士大夫，虽然并非个个都特立独行和品高质洁，但他们普遍视此种境界为理想却约略是个事实。而中国画被称作文人画，其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它要表达的正是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正是他们所信仰的这一千古不变的“道统”。

就像孔子的育人目标远远不是庙堂瑚琏一样。作画的最高境界是“道成丹青”，即把抽象的“道”D化成具体的花、鸟、草、虫、山川、人物等具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画家从来不应仅仅是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