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就该完成的采访

１２年前，我放弃了一个诘问你的机会。我轻信了专家们的结论，却忽视了一个孩子“活不下去”的焦虑――你想用生命表达的诉求。１２年来我都没有忘记你――如果当时我能尽职尽责，来到你身边，把你的故事讲出来，也许今天不会有这么多的家庭重蹈你１２年前的焦虑。

今年８月９日，全国新闻战线启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于是我又想起了你――喜忧在民间，智慧在民间。作为一名记者，只有脚在基层，心才踏实，笔才坚实。相信借“走转改”活动，我们的记者可以更深地扎根于民间的土壤，我们的文章才得以有分量，有高度，有人缘，有人惦记着。

好选题来自民间

１２年前，我开始关注城市老龄化的问题，肇始于一个１５岁的女孩。彼时我去一家心理机构采访，该机构负责人告诉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女孩要自杀。女孩的父亲是警察，第一时间请到了心理咨询师。１５岁的女孩站在学校的楼顶，质问赶来劝解她的心理专家：“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很疼我。可请你告诉我，等我长大了，我一个人怎么养活他们？与其没办法养活他们，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千钧一发时，所有人，包括心理专家，听到这话先是莫名一惊，然后如释重负：“太傻了，（养老）还有国家呢！”“小小年纪，杞人忧天嘛！”也许对成年人来讲，只要不是早恋、不是厌学、不是网瘾、不是父母离婚造成的心理障碍，１５岁孩子焦虑的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蔑视的。

虽然彼时见报稿的内容是心理咨询师已步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女孩的一席话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心中有隐隐的认同。可是，以这种极端方式浮出水面的养老话题却被专家、老师们以“心理障碍”和“杞人忧天”按了下去。不过七八年光景，“老龄化”三字就已频繁见诸报端。

从那之后，我的潜意识都不断地在追问这一问题。因此，大约在２００４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国新办召开新闻会，我就提到了很冷门的“老龄化”问题。副部长告诉我，中国拟考虑延长退休年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银发潮”――这一回答竟然没有引起媒体同行的注意，而我却浑身一抖，也得以《应对“银发潮”我国职工退休年龄有望延长》为题，独家刊发了这一新闻。

没想到的是，短短３００字的新闻――甚至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新闻，却挂在新浪网首页长达２个多月的时间，引起各方关注，来自基层和民间的反对与支持之声打成一片。那些天，看着新浪首页高高挂着的专题新闻，我收获的不是自豪，而是自责。“老龄化”――一个多年后才凸显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却早早地被一个女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其实不难，因为那就是她的生活，那正是困扰她的头等大事。那些天，我不断地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一个媒体人应尽的责任。我扪心自问：如果我心里真的装着百姓的疾苦、喜忧、冷暖，我就应该在意他们的情感，我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需求，我就应该表达他们的诉求，我甚至应该分享他们的快乐，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开始质疑：那些没有“入心”就轻而易举地见诸报端的条条块块，真的是市民最想要的吗？真的能留住读者的眼从而留住读者的心吗？

这件事困扰了我１２年，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人到基层，心在民间，才能获得智慧和力量，得以发现“真”问题，得以了解“热”话题，而这些问题或者话题无论多“小”，却因为鲜活和真实，必有庞大的群众基础。

接地气的新闻才有影响力

今年８月下旬，各报陆续开辟“走转改”专版。我在北京晨报连续刊发３篇调查性报道――“北京市养老个案透视”。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成稿总共１万字，却只用了３天时间，不是我不用心――毕竟我关注这一话题已经１０多年了。

我笔下的主人公有的来自敬老院，有的就是我的老邻居们。此前，我在楼房住了４年，明显感觉一上楼，一关门，就与地气绝了缘。因此，为了更好地从事新闻工作，两年前我又搬回了大杂院――这一点，我的同行们未必能理解，但对于我真是如此。很多时候，新闻都是我在现场“看”出来、“听”出来的，我离不开新闻现场。

７７岁的杜宝芝大妈就是我的一个邻居，我选择她，恰是因为她集老、残、孤于一身。我用半年的时间刻意观察她的生活，观察她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如何去讨好她的邻居们。我看到，她经过邻居家时会习惯性地“窥视”人家的垃圾桶，垃圾桶里若有烟头，她就会兴高采烈，这证明邻居大妈的儿子回来了，家里的体力活她可以求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我佯装欣赏她窗前种植的花草，去探听她家的动静。无论老人在家与否，她家的电视总开着，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得热闹，有人气。常常夜里２点了，我赶完稿子，在大杂院里转一圈，只有杜大妈家的电视还开着――所以，并非像你想的那样，所有的老人都能早睡早起，很多丧偶的高龄老人都患有失眠症，他们怕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因此没有勇气睡觉。

在我的文章里就有这样一个细节，杜宝芝老人病了，晚上１０点，她摸到邻居薛阿姨家说：“你明早去敲敲我屋门，兴许我就挺不过今夜。”薛阿姨说：“您这是什么话呀！甭等您挺了，咱现在就叫１２０。”――因为是邻居，我见证了这一幕。后来，编辑告诉我，这个细节看得他想哭。

这一组文章见报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少养老院、志愿者找到我，提出愿意为杜大妈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有些志愿者还留下了电话号码，表示随叫随到。每接到一个电话，我都受到一次鼓励，也更让我笃信了一个道理：接地气的报道才有影响力――你的笔触只有真正深入民间，你的文章才能引起心灵的共鸣，只有引起心灵的共鸣，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媒体才能真正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

做记者“身入”更要“心入”

我总觉得“都市报”打一诞生起就有意无意 “躲”着老人，原因只有一个，老人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报纸会担心，受众一旦以老人为主，办报就是赔本赚吆喝。都市报好像天生就应该办给都市白领人群看，一来时尚，透着有活力；二来，白领的购买力可以招揽更多的广告商。

对此，相信每个办报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对于躲在基层找新闻的我来说，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采访过北京的第一所临终养老院成立１０年７次搬家，没有安身之地；我写过和平里敬老院院长把各式寿衣穿在自己身上，走模特步，让老人挑选寿衣的故事。我也表达过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到来，５年后或可没有养老保姆可雇的担忧。

无论报纸是否在有意无意“躲”着“老人新闻”，但是，我的这几篇稿件，我所在的北京晨报都不吝惜版面，给予了充分的报道。我还因为写老人，让北京晨报在选头版新闻时打破了惯例。

那是２００４年，我串胡同在西城三里河“逮”着一老太太。老人叫宋书如，８０岁了还参加电视台的选美。她靓丽的旗袍，适宜的淡妆、豁达的生死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报时我也没想到，老人的四栏大照片就发在北京晨报的头版上――翌日，值班副总编辑告诉我，“版前会”因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晨报第一次将一位普通老太太作为头版新闻主打图片。

事实证明，报社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前瞻性的。因为随后发生的事情让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很意外。在北京晨报刊发《８０岁老太太参加选美》后，８０岁的宋书如――一位普通的北京老太太，一位几乎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老人――在随后的一年的时间里共接待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纽约时报、美联社在内的２００余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平均每３天接待２拨记者。老人在国外的朋友纷纷给她打电话：“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都‘火’到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去了。”

回望这几组文章，它们之所以“好看”，有人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实”――我只是白描式地再现了老人们的生活选择；更在于它的“情”――我身在旁观，心却在感受、感悟、感动中，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作为一家都市媒体的记者，我的笔就是为市民服务的，市民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精神父母。他们教会我最质朴的事业观：在家常得看似乏味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远比小说来得更感人；恰是小人物的生存智慧让生活充满了激情，这智慧绝不是你坐在电脑前能攒出来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他们冲口而出的话语每每都能带给我惊喜。有位老太太曾向我敞开心扉：“昨儿晚上，我屋里有一蚊子，我下意识地把它打死了。我这后悔呦，要留着它，屋里还有个声响。”这一席话，大热天的，听得人浑身发冷，我这才理解了老人们所说的“孤独是一把刀”的切肤之痛。你不到民间，你不接地气，这些充满个性化的语言，你就听不到；如果你听不到，你就理解不了这话语背后的“潜台词”；那么，你的稿件又凭什么是“你的”呢？！它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

“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是新闻工作的根本，“走转改”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媒体人尽可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编辑记者唯有深入基层，扎根生活，脚与心双双而至，“身入”更“心入”，才会对基层多一分理解，才会对人民多一些关爱，才会以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的视角关注人生百态，才能让你的报道有感召力，才会让你供职的媒体有影响力，也才能让人生――一位记者的人生更有价值。

（作者为北京晨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