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理性与清代农家经济选择

摘要：将清代河南省粮食种植中夏粮和秋粮分开考量，传统农业区河南省以口粮为主的粮食生产在长时期内保持着优势地位，农民家庭根据生存理性合理地安排着种植结构。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清末，随着市场价格走高、交通运输改观、农业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刺激，油料作物、烟叶、棉花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开始挤压口粮主食作物的种植，出现了真正的“与粮争地”。这同样是农家经济行为选择中的理性表现，也是中国工业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象之一。

关键词：种植理性；种植结构变迁；农家经济选择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12011)05-0145-12

收稿日期：2011-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9YJC770058)；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52WQ20)

作者简介：邓玉娜，女，河南开封市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涉及到清代农业种植中商品化特征表述时，学者们常选用“与粮争地”一词来概括，即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抢占了原来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那么，到底争地了吗?如何争地的?这些问题还需重新考量，考量的方法就是将研究的视角更加细化。如果将秋粮、夏粮分开比较的话，即会得出新的结论。

一、清代河南夏粮作物中稻麦种植的变化

河南横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地形以平原为主，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境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气候、土壤都适宜于粮食作物生长，是北方重要的产粮省份，麦子在当地拥有较长的栽种历史。

清代，麦子的种植遍布全省各县乡间田地，即如尹会一所说的“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布政使辅德亦曰“伏查中州最重麦收”。清代各县的县志中几乎一致地都将二麦排在了物产的首位。

此外还有荞麦，由于它的生长期较短(一般在70天左右)，农历六月十五日前后播种到了八、九月即可有收，所以成为救灾补种的首选作物。乾隆三十三年(1768)，豫南光州及所属之光山、汝宁府属之罗山3州县夏间缺雨，致成偏灾，到了七月初五、六日得雨之后，春种作物的节气已迟，来不及补种，于是民间随即赶种荞麦，以期救荒。

大麦、小麦、荞麦三者尤以小麦为重。除了河南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外，还因为：其一，它是北方人民口粮所冀。“豫省民食以麦为主，故有一麦抵三秋之谚”，另如直隶、山东、陕西、山西、内蒙甚至安徽北部的凤阳等属，都是以麦面为主食，小麦往来贩运极其频繁，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其二，它是漕粮征收的主要内容。“豫省每年起运正耗米、麦、豆共二十一万九千余石”，以小麦为主，各有漕诸县的乡民无不例外地都要完纳一定数量的小麦，有上缴赋税的负担。所以河南的粮食作物以小麦最多。豫东的密县小麦“遍地皆种，性质最佳”，鹿邑县“最贵者小麦，小麦独多”。豫西的宜阳县“种麦独多”。豫北漳河流经的附近之地“宜于种麦”，种者遍野，誉为良田，官府力图在此筹建社仓，以蓄小麦。豫南泌阳县每介小麦登场之际，“麦穗堆成大小山”。

若从纵向长时段来看，由明至清，小麦也处于快速发展的势头。将明清两代可资统计的朝廷税粮对比，可以发现夏麦所占比重的增加。明代，税收中夏麦之比于秋粮米的平均值约在43.1％左右(表1)。再根据梁方仲所统计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河南夏税麦额47990.2石与秋税粮米额50731.7石之比为94.5％。二者相较，约在300年内，小麦的征收数量翻了一番还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麦种植量的增大。

当然，虽然根据赋税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麦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它属于细粮，价格高于谷子、高粱等秋收的粗粮，粜卖小麦换取银钱的时候获利稍多，社会中广泛存在乡民粜精的行为，而粗粮则一部分参加了出售，一部分留为了口粮储存。所以整体赋税中秋粮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说明其在横向上种植数量及收获数量的降低。

同时，随着旱地作物小麦的不断广种，同属夏收作物的稻米在河南境内的栽植则呈逐渐萎缩之态。清代省内稻田主要存在于淮河流域的光州、光山、固始、信阳，黄河流域的郑县、卫河流域的辉县，其余皆是以小麦为主的产区。特别是南阳盆地一带，稻田大部分都改为了旱田。据研究表明，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南阳及其所在的唐、白河流域的水热条件适宜水稻栽植，唐县、邓州拥有较大的陂塘用以灌溉水田。明代初年，邓州一带“灌溉稻，遍于四野”；到了弘治年间当地的水田生产已不景气，需要招募南方人来此经营水田；再至嘉靖时期，由于水利的败坏，地方官认为不如听其民间自行改种旱田，水田随之大面积减产。

再以南阳县为例(表2)。清末的时候，南阳县粮食作物已经变成了旱作为主。县内稻田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与此相对应的是旱作中小麦栽种面积最广，其次是豆类作物(尤以黄豆为主)，玉蜀黍、粟谷、高梁在秋粮种植较多。

无论如何，此时的南阳还有少量的水田。而其邻县裕州境内则全部改种了旱作，稻米已经绝产；不远处的淅川直隶厅、内乡县等地出产的粮食也主要是小麦、玉米、黄豆，并无稻米，看来当地的大部分水田也逐渐退还给了旱田。

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康、雍、乾时期，官府不是不重视水利兴修。据统计(表3)，雍正帝在位的13年间，仅就南阳一府就兴修了674处沟渠设施，其中叶县修筑的最多，竟达138处。但是水田需水量是旱田的7倍，即灌溉1亩水田的水资源可以灌溉7亩旱田。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量不断加重，人们逐渐舍弃了耗资较重的水田经营，绝大多数的水渠被用来灌溉旱田以求提高粮食的产出率。如南阳县稻米亩产量为6斗，每斗24斤，折合144斤；小麦的亩产量是3斗，每斗34斤，折合为102斤。虽然从亩产量上来看，水田高于旱田约1／3的水平，但是7亩旱田所出小麦就是714斤，远远高于1亩水田之产。对于乡民来说，这笔账想来不难算清。

为了追求亩产效益，在水利条件好的地区，部分农家改旱田为水田。如根据乾隆初年河南巡抚尹会一的记述获知：“豫省广野平畴率皆旱地，惟南(阳府)、汝(宁府)、光(州)及卫(辉府)、怀(庆府)等府州所属间有水田，亦属无几。然其间尚有可以改作水田者，夫水田之收获较胜于旱地，其因地制宜，导水灌田之处亦如凿井灌园，全在百姓自为经理，而非官法所能督责。”这些改造水田的行为不无存在，而且还都是出自民间自为选择的行为。可是，问题在于水田升科后交纳的税粮高于旱田，再加上水田所费工时，成本又高于旱地，农民一年劳作之后获利无多。于是，改稻田的农家纷纷又转回仍种旱地，想改而未改之家“畏虑不前”。尹会一希望朝廷能够对“凡改水田者仍照旱地原额完粮，永不升科，俾小民知更改水田利重粮轻，有倍获之乐，而无额之虞”，以期踊跃改种。也许这样的刺激可以一时奏效。但是

处，总计达到60个水利设施。长时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至少清末时期南阳全府的水田仍属寥寥。

二、清代河南粮食生产的复种轮作方式

麦子仅仅是夏季收获的粮食作物。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到处可见的忙碌农民则正在收获着高粱、谷子、

豆类、芝麻等杂粮作物。清代河南的乡村，春秋两季广布农产，家家户户无不根据天时与地力精心地计划着农作安排，农民正是利用春作秋作之间生长期的不同(表4)将它们彼此交叉配合，以求达到增加土地利用率的效果。这也就形成了河南农业的复种性农作方式。

河南巡抚在向朝廷奏报麦收和秋收分数的时候，经常这样说：

查河南一省种麦者十分之六七，种棉花、高粱、早谷十之三四。收麦之后，将麦地翻犁补种晚谷、豆

子。四月半后以至月底，民间正收割二麦，雨水稍短尚属相宜。迨麦已登场，五月初间，即需透雨，庶可

及时播种豆子、晚谷。

今节交夏令，二麦之早种者俱各扬花秀穗，晚种者亦极其茂盛，现在抽茎打苞，此时雨水不宜过多，

据各属禀报，于三月二十六七等日得雨二三寸不等，足资润泽，甚为合宜，计四月半后五月初旬俱可刈

获，丰稔可期，其早秋如高粱、谷子、棉花等类播种齐全，现各出土长发。

早秋登场，……晚秋亦即成熟，两旬以来，农民次第收割，亦即完竣，其他如豆薮、棉花等项均可按时

收获，……八月十五日以后借此得雨省城以及各属无不普遍沾足，已割之田即可翻犁种麦，民情甚为欢

庆。

豫省自收麦以后天气久晴各处虽间得偏雨未能均沾，颇觉干旱，早秋需雨滋养，晚秋尚未种齐，望泽

甚殷，……于六月初七日省城竟夜大沛甘霖，……臣于十一日亲赴郊外遍行查视早秋顿觉改观，无不勃

然兴发，高粱、粟谷已俱出穗，芝麻、棉花亦开花结角，其未种之麦地皆争出犁耕，赴种晚秋。询据农民咸

称晚谷、黑豆、绿豆等项此时布种尚未为迟，秋成可望。

臣向因工来省之府县，并初郊祈雨之际，细询农民，咸云总在六月初四日入伏以前，得有透雨，晚谷、 豆子俱可布种无误：成若入伏以后六月十五以前方雨，止可布种荞麦以济民用。

此类的记述悉属常见。再者，道光年间河北道员王凤生下车伊始，为了了解黄河以北3府(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的社会经济、民土风情，札饬各州县官员对本地的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贸易集镇等诸方面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根据回报可知，当时卫辉、彰德2府所属17县，除3县无明确记载、考城县由于河患严重导致“乡人虽种秋禾，三年难望一收”外，其余13县均实行了麦与杂粮的每年春秋两季接种，即“春麦秋禾”，实行率约占76％。

这些无疑都可表明清代河南省内广泛存在增加农业复种指数的现象。但是，究竟属于一年两熟制度还是两年三熟制仍未确定。简单说来，此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修耕，或者春季或者秋季，主要目的是为了蓄养地力。要想弄清这个问题，下面的两条资料尤显宝贵：

伏查豫省河南府属洛阳、偃师、孟津，怀庆府属原武、孟、温等县六月内得雨稍迟，今于七月初四五六

等日续又得雨三四寸不等，早种之秋禾、棉花俱属有收，不致减薄，惟收割晚麦不及补种，晚秋之地尚有

十之一二，内有播种荞麦者，亦有农民向以春麦为重，留待八月播种，以冀倍收者，并不成灾。

至向来亦有本不种麦，留待春间播种棉花、杂粮及豌豆、扁豆等类者，复谕令有司俯顺与情，悉从民

便，如愿领麦种即行借给籽粮，有愿种杂粮而工本无出者按照籽麦折给银两。

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修耕的存在，即为两年三熟制。于是，在施行麦――粟豆――高粱接茬栽植的组合中，出现了麦子――粟(豆、花生、荞麦)――冬闲――高粱(晚粟、棉花、豆)的搭配方式。选择麦茬后种豆主要是因为豆类作物具有独特的根瘤固氮的作用，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有利于下一季的收成，正所谓谚语有“麦不离豆，豆不离麦”之说。所以，有学者也称华北这样的轮作方式为麦、豆杂秋的两年三熟制。

地方志也有对此复种轮作制度的记载，以资印证。如道光《河内县志》称“大率两岁三收，今年九月种麦，明年四月收，五月种黍、高粱，八月毕收。”扶沟县令主张乡民改变原来的一年一收的耕作习惯，认为“洼下受水之地每年只种麦子一季，若好地则割麦种豆，次年种秋，最少两年三收。而扶民则好地亦多一年一收，地膏工少，最为可惜”。于是发放《厚风俗告示》广布晓谕，并借助各保长、首事督促执行。由此而知，两年三熟制的存在并非属于孤证。

另外，河南乡村还广泛存在着作物套种的生产习惯，如将豆类插种在麦地、棉花地。此举可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扩大收成的品种。无论这部分插种作物产出多少，它们毕竟增加了小农家庭农业收获，有利于提高可资出售、交换的粮食物品及数量。

在保证复种生产的环节中，土地肥力的补充和维持变得愈发重要。于是，当时河南乡民根据本地具体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施粪上肥的沃地方法。省境存在较多盐碱地，通常的治碱方法是用粗沙压地或挑深数尺后再用多牛深耕以翻换好土。清代则出现了一种节省工时、方便易行的苜蓿之法：“苜蓿能暖地，不怕碱其苗。可食又可牧放牲畜，三四年后改种五谷同于膏壤矣”。舞阳县民原本“铲取草泥谓之末子堆，积干粪谓之铺塘。虽亦用水浸而其时甚少，甚不得力”，清代中期开始实施了养猪积肥和利用牲畜肥源的方法。也有的地区采取了以羊群卧地的方法，此法既可除草又利于施肥，一举两得。虽然各地方法不一但多是以高效率的蓄粪施肥技术取代了以往的惯用之法，使地力得以及时补充，粮食产量才可有所保证。除此之外，在粮食不宜生长的地区如北部旱作区，西部丘陵区等处还推行沟播技术。即先以犁冲沟，顺沟施肥、撒播，种子播于深处呈深沟宽辐条播，覆土镇压。此法亦是有利于粮产量的提高。

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复种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产量的增加，间接发展了生产力。可是由于一地区采取几年几收的耕种方式要受到当地气候、土质、灌溉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在这些条件具备较好的地方有实行小麦、杂粮等农作物一年多熟的可能，而在土地贫瘠地区或丘陵、多山地带只能一年一收，有的甚至还无法实现一收。各地粮食产出多寡不尽相同，粮产丰富的地区不断补济粮产低少的地区，余缺协调。这也是造成河南内部粮食流通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全省情况，应是以两年三熟制为主。直至民国时期，该省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复种制度。

三、清代河南秋粮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农业生产复种制的后果就是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麦子产出的同时，也保证了秋粮作物的种植。固然，麦子在种植面积及产量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秋粮品种多样化，综合看来，我们会发现其整体产量并不低。

如表所示(表5)，单个来看，南阳县麦子的产量在所有粮食总产量中稳居首位，比秋粮之大宗者粟谷、玉蜀黍、高粱、黄豆的产量都多出1倍左右。同时，非常明显，在整体秋粮作物面前它又显得十分微弱，约等于秋粮的1／4，仅所有豆类产量18.5万石就已经直逼它20.3万石的榜首数目。虽然，清明后播种的早茬玉蜀黍在夏季收获，多少会增加夏收粮食的产量，但也绝对不会动摇夏秋之比的整个局面。

当然，这是综合了一县全部土地得出的结果。若以一户家庭而言，由于土地数量、投入成本的能力等各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在一年的生产周期内播种全部品种的秋粮作物，只能选择

其中的两三播种，所以，二麦的产量优势仍是绝对明显的，一般都会超过秋粮。

如此看来，二麦重要，秋粮也重要。尹会一在前文奏疏中总结了清代河南广种高粱的原因：物种生性耐水适于中州土宜、日常生活用品原料、黄河河工的工料来源。同时也由于它不易储藏而多被用来造酒，农家借以出售换钱。另外，高粱、谷子、豆类等也是普通乡民生活所藉的口粮替代物。如林县“麦不熟则小歉，谷不熟则大饥，阳武县粟谷是“农人食品的大宗”。这样以来，省下来的精粮麦子主要用于出粜换钱，也同样将谷、豆卖出以补家用。所以，河南民间秋粮作物种植亦很广泛。

随着玉米、蕃薯等新品粮种的引进，秋粮成为人们口食所需的地位日益抬升。玉米、蕃薯是美洲作物，明代传入我国，由于其对生长条件要求低、产量高的特点，在国内得到了迅速传播。河南最早出现记载玉米的史料为嘉靖《鄢陵县志・物产》，据此推之玉米引入河南的时间大约在嘉靖十三年(1534)前后。其后，玉米逐渐转播到襄城、巩县、原武、鲁山等县区。康、雍、乾时期，玉米的种植已经大幅度增加，归德府、怀庆府、河南府、汝州等地都把玉米作为本属辖境的通产，尤以豫西山区为多。清代中后期，玉米在全省各地普遍种植，成为秋粮的大宗产品。

蕃薯又称地瓜，因为常见的有红、白二种，所以豫人常呼之红薯、白薯。乾隆初年，最早栽种地在豫西山区，随后逐渐推广，直至乾隆中期，已经在全省普遍种植，成为了重要粮食作物。

根据不完全统计(表6)，民国时期玉米、蕃薯的种植仍然处于继续增大的趋势。其中，尤以蕃薯增长较快。20年代中期蕃薯产量提高迅速，已经占到了全部粮食产量的14.1％。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又上升到21％，约在10年时间内提高了7个百分点。玉米虽然提高的速度不如蕃薯，但也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

于是，乡民们充分利用田间地头、临房隙地、山间凹野等地栽种这两类高产粮食作物，再加上口感甘润，它们成为了佐食秋粮粟谷的生力军。林县自种植玉米之后，百姓已经将其视为恒食新乡县“薯分红白二种，遍境皆种，可佐秋粟，以免饥饿”。阌乡县地窄人稠，即便小麦丰收也不够半年的口粮，因而农家多种玉米，全赖之为口粮食品。太康县因为蕃薯足以补主食，境内外多有栽种，一般农户种植一亩，正常年景的收获之量可够一年的食用，并且冬、春两季普遍以其为主食。淮阳县种植的蕃薯亦成为了当地民众的主要口粮。嵩县山区广种玉米，“其山民玉黍为主”，成为了主食。一般家庭中麦食是难得的佳肴，每每只有年节等节庆之时全家人方得美美品尝一顿，平时则主要食用秋间收获的粗粮杂食。

可以看出，玉米、蕃薯仍然是作为口粮食品的身份介入秋粮生产。此时，除了高粱、豆类出售率高外，大部分秋粮仍是以生计糊口为主要目的。

但到后来清末铁路修通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油料作物花生、芝麻、黄豆的种植比率逐渐攀升。

明代，芝麻已经广种全省，散见于各县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产量有限，一般出售并参与长途贸易者较少。花生在豫省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在清初开始种植，乾隆时期，花生的主要产地仍是在广东等南方海滨省地。

直至清末民初，河南花生的品种发生了变革――从山东引入了美种大花生，较之传统的小花生颗粒大、产量高，“从前多种小种，近则大种盛行，以小种须用铁丝筛，从土中筛出，大种仅用铁笆，掘蔓过时自出，收获之时大种较为省力，实则小种出油较多于大种”，有利地促进了花生种植的推广。同时，由于此时油料加工业的不断兴起，国内迅速出现了诸多的油房、油坊、油业公司，对于原料的需求量激增；再加上平汉铁路的辅助，运输便利，也为芝麻、花生的扩大种植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于是，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评述它们增产的史料。省城开封及朱仙镇、中牟县、兰封县、尉氏县、陈留县等地原本壤土肥沃，迨至在咸丰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遂成沙地，除花生外，其他杂粮种植寥寥，仅就开封西乡平均每年产出花生30余万担。考城县也在黄河故道上大量种植花生，花生一跃成为该县物产的大宗。通许县“近十余年来，县西北一带之沙地多种落花生，产量颇丰，为新增农产，除本地只有或熟食外，向能远销各地，为出产之大宗。”太康县民人因花生获利丰厚遂有“境内多有种者，收获亦饶。”根据民国编撰的《续仪封县志稿》中《物产志》云：“旧《志》不记花生，今则为出产大宗”，大致也属于引种新种花生之后生产不断扩大的例子。

总体看来，豫东地区成为了花生主产区，“近年白油及花生米为河南重要之输出品，中牟、开封为其集散之地，中牟、开封、兰封、通许、陈留产者最多，次则尉氏、洧川、睢县、考城，而河北之封丘、延津及各县沿河之沙地、临漳之漳河故道及两岸皆产花生”，其产区范围大致涉及“陇海自中牟以东之豫苏两省沿线地带，津浦线自徐州起，北至平原，禹城之苏鲁两省沿线地带，黄河自河南之封丘、延津等县起经中牟、开封而至山东之临蒲集、齐东、济阳等县”。

再如芝麻。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一次调查显示，河南境内芝麻种植面积在l 000亩以上的州县有36个，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的唐、白河流域，如驻马店、漯河、周家口、郾城、遂平、西平、临颖、汝南等地，归德等黄河流域地区亦多有种植。另如，“东至息县、新蔡，西至南阳、淅川”也是河南产芝麻之区，并以漯河镇为其集中地，“漯河附近京汉铁道之郾城车站为制油之所，运销汉口一带，远输至美洲、坎拿大(按：加拿大)等处”。

固定的耕地上，油料作物的兴盛势必引起与同一播种时期内其他粮种的减少。以豫南为例。如表所示(表7)，当地油料作物黄豆、芝麻成为了秋粮的最核心项目，播种比例约为84％，甚至遂平县秋粮耕地的99％都用于了油料作物。这样以来，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排挤了高粱种植，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高粱、粟米为秋粮首重的生产格局。其中，尤以黄豆为多，占到了秋粮的62％。虽然自清代以来黄豆一直为河南省秋粮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常年贩运南方诸省用作肥料，但是黄豆与高粱同处于秋粮大宗的地位，相差不巨。而今，黄豆独占鳌头，几乎是高粱的3倍还多，二者已是悬殊分明。另外芝麻也是后来者居上，以22％的优势完全超过了高粱的18％种植比例。当然由于夏、秋复种的原因，夏麦的种植比重并没有受到威胁，仍为主粮的重头戏。

油料作物的身份为粮食加工业的原料，主要用来出售，经济性质明显，不同于以往秋粮中的粟谷、高粱、蕃薯、玉米。所以，清末民国时期油料作物的逐渐走红说明了秋粮作物中非口粮成分的不断增加。

四、清末及民国时期河南经济作物与粮争地情况的加剧

在油料作物对粮食作物中秋收口粮的生产造成威胁的同时，更严峻的威胁也悄然而至，它直接针对的是河南整体秋粮的耕种和产出，这就是非粮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以烟叶、棉花为主。

(一)烟叶

烟草从16世纪传人后便在中原扎下了根，俗称土烟。根据统计，清代中期以前河南种植土烟的州县仅有7个，一般属于小农个人自需的零星种植。虽然这其中也有个别地区的种植面积渐增，如鹿邑县在

乾隆年间“旧志具不载烟草，今则遍地栽之，是物本无益而耗财，但习俗移入，未能禁止”，卢氏县“民贪利，平日多种烟叶，户乏盖藏”。但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显示，直至民国初年在土烟种植已经普及到各县的情况下，其种植性质仍是以自种自吸为主，并未对粮食生产造成危害。如果没有外界人为的介入，想来这种局面还会保持下去。但是自光绪末年开始，国内烟草加工厂渐次出现，预示着改变的开始。民国九年(1920)，英美烟草公司携带美种烟草来到许昌，考察了土宜之后，外国人将新式烟种散发给附近农户，并派专员常住乡间指导栽养、传授熏炕之法，初试结果颇为圆满。第二年美烟的种植区域即行扩大，民国十一年(1922)该公司便在许昌西关外置建了收烟厂，直接采购，包揽报销，农民见此获利甚厚，多弃五谷，改种美烟。这种状况迅速向外扩展，襄城首当其冲，继而又西北至禹州、郏县、灵宝，西至灵宝、鲁山，东北至长葛，东南至临颍、郾城，甚至更远处安阳、邓州也受其影响，乡民相率效仿，弃粮谷改美烟。于是，豫中及豫西广大地区成为了烟叶主产区。

从民国六年(1917)开始(表8)，河南烟叶的产量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以该年的产量为基数，经过21年的发展即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产量也翻了20多倍，特别是在1930年以后，高产不断。这些成百上千磅烟叶的获得是靠着牺牲粮食作物的耕作换来的。在重利诱惑之下，小农勇敢地倾其田产而专植烟草。再看曾经种植土烟的鹿邑县，“按此草(按：美烟)今种益多，以收获之利数倍于谷也”，种植面积更加广泛，直逼粮食产出。禹县有很长的种烟历史，一直是“到处皆间有之，不孳为也”，属于间种性质，产量微少，但是到了民国年间“惟洋烟之兴不满十年，自襄境阑人禹之东南，始则大获其利，遂蔓及万、礼临、颍川三里，几于无家不种，无种不多。近且波及禹之西北，奄有风行草偃之势，或有为得钱买食之计，小农至罄其田以种烟”，全县普遍出现了严重地与粮争地现象，粮食作物的种植受到了致命打击。平汉铁路线上的和尚桥一地，距离许昌、襄城较近，在种烟的黄金时代，该地“农民见大利所在，多舍弃种杂粮而来种烟”。

在资本市场的蓄意“扶持”下，美烟顺利地完成了入侵计划，将河南中西部变成了他们的烟草供应区，造成了此处粮产地耕种面积的缩小，继而引起粮食减产。

(二)棉花

清代，棉花在河南已经完成了普及，乾隆年间就已出现“今棉花种于南北，几压桑麻”的局面，各个州县几乎都有棉花收获，仅是产量多寡的区别，属于通产之物。并且各地棉花种植的原因和目的呈现多样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形式：1.五谷之外经营棉产以补家用；2.排斥了粮食之后专业性质的生产；3.因土地条件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的植棉。

先来分析第一种形态的棉花种植情况，它的特点是对粮食作物不会构成威胁。杞县“农民于五谷之外，喜树棉花、蓝靛、脂麻三种，两税全资之，是亦杞邑之宝也”。考城县境内只有西乡种棉，并且属于种植五谷之外“间植木棉”。凡方志中“物产志”载有棉花但是又未说明多产的州县大概普遍属于这种情形――既保证了秋粮五谷的产出又不误家庭纺织的自需之用，甚至若有额外多余者还可以交换易钱。全省观之，基于这个原因形成的棉花种植最为常见。

第二种棉田专业经营的情况亦是比较容易理解，对粮食作物的确产生了排挤作用。如光山县“亢爽之地，人夏尽艺木棉”。巩县“民恃棉花为业，收花之利，倍于二麦，民食资焉”。延津县“延地宜种棉花，地利颇厚，较稻麦获利几倍。惟不利于多雨。前者连年苦雨，棉无收成。今岁劝垦，分地之半种棉。适当旱后，雨泽无多，棉花大有收成，苦无销卖之处。为因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今岁不知棉花颇丰，尚犹未至。或新年后必有客至，穷民稍可舒眉也”。

通省而言，这样专业性质的棉花种植情况并不多。再从地点上看，这些州县大都在豫东平原、黄河沿岸，也有的在豫南，共同特点是都处于粮产区，地力肥沃，粮食供应充足。这就为当地农民主动并大胆舍弃粮田而专营市场需求广泛的棉花的行为承担起了风险，成为了他们经济选择的坚实后盾。

但是，专业经营的情况往往和耕地条件相联系。即与第三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种棉相联系，并且棉产量也不算低。洛阳“棉花……性宜沙壤，万安之银，种者尤多。”武安县“武邑广出木棉，见于明志，今犹昔也。盖地多沙田，宜于种棉，因志为货物之冠”，后根据道光年间该县知县的说明：“四乡东南地稍平衍，土性较腴，西北近山，地多硗瘠，是以该二乡只种棉花”，可知这里同样属于地力条件促使棉花专业经营的情形。内黄县也表现出这种现象：“邑内土产，大率与大名境内州县，无大异同，独木棉最夥，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原来是因为当地“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收成不为不盛……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

以彰德府安阳县为例(表9)。安阳县为黄河以北典型的农业区，人民生存的主业为农耕。根据具体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县境各个方位中生活生产的乡民所选择的作物有所差异。其中，棉产集中在正西、西南、西北三区，专业性质显著，排挤了粮食种植。其主要原因就是此处属于高地，少雨、易旱，宜于棉花而不宜麦子生长。正北区则地力肥沃，农民除了以耕种粮食为主外，还间植了包括棉花在内的各种经济作物。其余各处地力肥瘠参半，正东区稍好一些，东南区稍差一些，但都是全部专营粮食作物。面对不同的资源，乡民们合理地设计了自家的经济部署，因地制宜，充分地展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

通览全省，以客观地力条件促成的棉花种植情况主要集中在豫北一带，普及程度介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植棉州县境内的部分耕地专营棉田，大部分耕地仍然坚持粮食为主的生产格局，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粮食内部供应，促进了区域物流的交换、互动。这类植棉现象不同于主动放弃粮产专业棉花的行为，这是客观条件下农民家庭做出的被迫选择，当然也是理性选择，从而典型地传达出清代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的经济选择意识：在没有资源生产粮食的情况下乡民选择经济作物以资获利，在客观农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在乡民有多种作物可兹选择的情况下，粮食就成了优先考虑的对象。河南民间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主观偏好十分强烈。广而言之，除了棉花外还有蓝靛、红花、苎麻、茶、漆、药材等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都受到了这种偏好的影响。

所以，清代传统时期，河南产棉大省身份的形成原因并非在于某一地或几地的专业种植，而是在于全省范围内的广泛种植。棉花没有排挤掉农民对种植粮食作物的钟爱。

同土烟一样，假如没有外界市场的刺激，也许河南粮棉的种植格局会继续着原貌跨入新世纪。但是历史并不能假如。清末，河南乡民又面临了新的选择。这次选择的主要动力来自省内外蓬勃兴起的民族纺织业。不论北京、上海、无锡、汉口，仅河南一省就有3座大规模的纺纱工厂：安阳的广益公司纺纱厂、郑县车站附近的豫丰纺纱厂、汲县的华新纺织公司卫厂。于是，开阔的棉花需求市场以迅雷不可掩耳之势展现在了河南棉业种植者面前。

与此同时，平汉铁路肩挑北京、汉口，连带豫省棉区的道清、汴洛、陇海诸铁路，联运畅通，输送快捷，成为

了河南棉业扩大发展的导火索。研究显示，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932-1934)间，河南植棉面积在千亩以上的州县共有43个，其中21个位于铁路沿线。德、美新式高产棉种的引进也促成了棉农扩大经营的决心。例如，清代以来陕州的货产一直都有棉花，但是到了民国，当地“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而外来巨商在南关建筑打包厂，每年发运上海，为出产一大宗”

各种新经济因素的促使结果就是棉价的飙升。于是，从清末开始，棉价不断上涨(表10)。自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的30多年间，棉花的平均价格提高了4倍还多。从各时期的增长率来看，约以10年为周期，递增率分别为22％、61％、289％，特别是在铁路通车之后，棉价迅速翻倍。价格的刺激是直观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民国时期全省棉花种植面积稳步加增(表11)。除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灾害引起的棉花减产，自民国二十年(1931)开始，棉田以每年13％的增长率扩大。

棉田的增长势必影响到秋粮的耕种。以偃师县为例(表12)。乾隆时期，该县“南北山坡……无水泉蓄泄，恒苦旱，则以棉花为急务，收花之利，与五谷等”，说明当地乡民仍是依照客观条件为转移被迫选择植棉，并没有摆脱粮食为主的心理，同时综合全县物产，秋收作物仍以粟谷为大宗。到了民国时期，棉花扩大种植，并以12万多亩优势完全超出了高粱的种植面积，跃居秋作的首位，而且豆类、块茎类作物也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种植面积。综合来看，此时各种秋收粮食的种植比例之和23.44％也仍然不能赶上棉花的25.96％，造成了秋粮全面减产。

囿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了解到当时三种棉花种植形态各自的增产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棉田的不断扩张，秋种粮田越来越受到了排挤。

通过以上关于粮食生产的探讨，可以看到清代大多数时间内，河南大部地区的口粮作物与非口粮作物之间保持着和谐发展状态。这有利于人口的增加、经济的进步，也为该省区农产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但是，到了清末，这种和谐的关系只部分保留在夏收作物小麦身上，因为秋种的非口粮作物与粮争地的情况加剧。此问题的出现，是两种趋势同时作用的结果：一种趋势发生在粮食作物内部，即油料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这对秋收口粮种植造成了威胁；一种趋势发生在粮食作物外部，即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化发展，这对整体粮食种植造成了威胁。

正如以往的研究那样，谈到经济作物就少不了探讨“与粮争地”现象。但是通过对棉花种植的具体分析使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种植经济作物并非肯定导致与粮争地。由此反映出农家种植选择的理性及他们适应客观环境的安全意识，即遵循“天时、地利、人和”。

清末出现油料作物和烟叶、棉花等经济作物扩大经营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外界“刺激”所致，除了外国资本的蓄意扶持外，市场、运输、技术、利润等共同造就了农家舍弃种植部分高粱的行为。

详细分析的话，清末非粮作物价格的飙升加大了农民对未来的预期，与此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一是表现在因交通便捷程度提高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二是表现在因高产种子引进为主生产技术提升带来的农民市场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市场要素和生产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做出了这样的经济决策――加大非粮作物的种植以博取效用最大化。一旦这个决策形成群体意识，那么清末烟叶、棉花等“与粮争地”现象就出现了。当然，这同样也是一种人与变化了的环境相互适应的结果。

无论如何，在清末油料及经济作物与口粮作物争夺资源之前，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因商业交换导致的短时口粮紧张问题，即口粮危机感已初见端倪。这也为百年之后因种植变化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口粮紧张埋下了伏笔，因为无论商业交换所致还是种植变化所致，都是缘于工业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