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中庸,败也中庸

摘要：纵观万历一朝，申时行是唯一一个让明神宗由衷信任的首辅，他既有文人之才，又有商人之智。作为万历年间的第二任内阁首辅，申时行一直秉持中庸之道为官处事，看似无所作为，实则大有作为，对张居正之后的万历朝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对申时行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学术界大致围绕申时行的性格，政治作为以及对他的评价展开研究，但还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和全面化。

关键词：申时行；内阁首辅；中庸之道

纵观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似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申时行，更多的是把目光放在了耀眼的张居正身上，但是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对万历朝乃至明后期的政局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使得对申时行的研究变得十分急迫。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对申时行多是些传记性的记载，例如时人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8《张居正传》下附《申时行》，焦f的《国朝献征录》卷17《申时行神道碑》，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传》卷24《申时行》，《明神宗实录》卷524第9页“万历四十二年九月甲戌条”记载“申时行传”，谈迁的《国榷》卷82第5074页“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己巳条”所载“申时行传”，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的《罪惟录》列传13中《申时行》，傅维麟的《明书》卷133《申时行传》，万斯同的《明史稿・申时行传》与《明史・申时行传》，王鸿绪的《明史稿》以及现下通行的张廷玉的《明史・申时行传》。而当下学术界对申时行的研究性的文章与著作也并不多，孟森《明史讲义》中穿插记叙了申时行的政治作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专辟一章写首辅申时行，其他的记载则主要是依附于其他的人物或事件零星可见。综合一下，大致主要围绕以下几点：

一、申时行的性格分析

对于申时行性格的剖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中庸之道，似乎“中庸”二字已成了他的代名词，这一点学术界大都没有异议。

张廷玉所作《明史》称其“蕴藉不立崖异”，孟森也提到“申时行遇事迁就”[1]。然而“中庸”绝非平庸，其本意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稀泥、模棱两可，而是如孔子所说的：“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作《四书・中庸》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申时行的性格正是如此，对人对事不偏不倚，不偏激，也不过分拘泥，在合适的场合，对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这些表现，放在帝国政治权利的中心的确不显眼。黄仁宇认为申时行“为人温和，没有几位前任那样趾高气昂的姿态”[2]，但这也正是申时行的大智若愚之处，“过慧易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些道理他了然于胸，所以才选择了中庸含蓄之道。这固然与申时行自身的成长环境有关，从小寄人篱下，行事难免要小心谨慎，更要顾虑周全，也与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有很大的关系。他深知“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态作必要的让步”[3]，才会使得生前死后的待遇有着云泥之别，申时行从中吸取教训，“在首辅位置时，一直采取中庸态度调和矛盾，维持政局，朴实治世” [4]。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将申时行的性格定位在中庸、温和、成熟稳重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学界对其性格的剖析也往往止于此，缺乏更深层次的探究，即申时行在这样的性格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部分学者对此大都只是概括为其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是在张居正那里得到的教训，而这两者之中又往往对后者更加关注。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申时行固然是一位政治人物，但在研究时也要注意对其入仕之前生活的考察，即探究其“天赋” 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和立体地把握这一历史人物。

二、申时行的政治作为

申时行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作为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他的政治作为自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分歧比较大，一部分人认为申时行的所作所为是在无奈的形势下的聪明之举，看似无作为，实际大有作为。有学者指出，申时行“在政治统治上的‘无作为’，并非真的碌碌无为，一无是处，相反他正是利用在矛盾冲突中寻找制衡点的方式，稳固了万历皇帝的统治，同时也稳固了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5]。例如，在万历十六年（1588）黄河又开始泛滥之时，经过申时行多次提名，已被免职为民的潘季驯才得以复出，任总督河道监理军务一职，并且在申时行担任首辅期间一直负责治理黄河，提出了“开导上游，疏浚下游”、“分流杀势”的治河方案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束水攻沙”理念，使黄河河道稳定了二百多年，“既免除运河的阻塞，又解除受害百姓的痛苦，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成绩卓著”[6]。再有就是在边防安全方面，在面对顺义王揞立克的挑衅时，申时行“顶住压力，坚持主和，同时主张总督巡府供职如故，荐郑洛经略北方，……，使北方边境重新安定，这不得不说是申时行的一份功劳”[7]。《明神宗实录》里也说，申时行的主和使得“虏王归巢诸边安静，乃可以专力制西虏，必是西事既定边备大修，乃可以全力制大虏”。这些无疑都是申时行积极有为的表现，他心中是装着国家百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申时行在任时只是一味的迎合皇上的心意，打着调解的旗号敷衍众臣。张廷玉《明史》中写道：“时行务承帝旨，不能大有建白”。而且持这一观点的人普遍对申时行处理万历年间立储的做法表示不满，即所谓的“争国本“事件。申时行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致仕，但这显然并没有得到文官集团的谅解。不管是与之同时代的王世贞，还是之后的部分学者，都认为申时行是“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8]，实在是一个首鼠两端的人。

学者刘倩总结出， “同嘉隆万权相相比，申时行的为政方针是中庸而温和的。”[9]笔者认为，这一总结与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申时行身处万历朝权力中心，前有张居正的惨痛教训，后有各方权力利益集团的矛盾斗争，更需要维持与神宗之间较为和谐的联系，这些都使他在政治上不会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作为，而是选择更为稳妥含蓄的处事手段，以期调和矛盾或者说延缓矛盾的激化，这在因张居正死后被清算而引起的朝局动荡，人心不稳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而且，申时行自幼天资聪颖，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科举考试的状元，是不会在政治上甘于平庸的。他一路从翰林院修撰走到内阁首辅的位置，这其中必然会有明哲保身的行为，预谋其政，当先守其位，但若以此评之为“首鼠两端”、“无所作为”，则显然有欠公允。

三、申时行的历史评价

对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向来是有争议的，南开教授南炳文曾指出历史上对申时行的记述与评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划分，撰写于明代者基本上是抱表扬歌颂的态度，撰写于清代者则多半批评与表扬相兼而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在这两大类中又可细分为五小类：一为客观叙述生平事迹，不加评论，《国榷》所载属于此类。二为以表扬、歌颂的笔调记其言行，焦f所撰《申时行神道碑》、《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传、《明神宗实录》所附传、《明书》中的传记属于此类。如《明神宗实录》所附传称：“崇宽和，广忠益，大都密勿之维持不在口苦，国本之羽翼已悉心劳。”傅维麟撰《明书》所载传被列于“名臣”之类传中，并称颂申时行“能平心以御物，退让以自持”。三为以肯定的态度加以记载，但行文比较平和，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中的传记属于此类。如其中称：“既当国，力为居正调护，而悉反其综核之政，一时翕然称之。”四为批评与表扬兼而有之，其批评甚为浮浅且只是偶然出现，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属于此类，这与王世贞和张居正交恶，而申时行又是张居正的心腹有关，因而其中诸多批评也掺杂了较多个人情感。五为批评与表扬兼而有之，而批评用语有一定分量，《罪惟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等所载传属于此类。如《罪惟录》所载传称：“宽假因仍，循情玩旨，一翻综核之席，敝不可起。”万斯同《明史》所载传称：“首请罢考成法……士大夫得用自宽，益不事事，而相竞于言，上下恬熙，风俗偷惰，驯至法纪隳坏，国事凌夷。”张廷玉《明史》所载传称：“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10]笔者认为，南炳文的分析与归类很好的总结了明清两代学术界对申时行的看法。

现当代学者对申时行的评价也大致分为这样两类，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孟森，他认为“申时行当国，承张居正后，逆揣帝意，为此以济其怠荒，养成只有朋党而无政府之状，政事军事，一切不可为，其端实启于此，庸主济以庸臣，所以合而酿亡国之祸

也”[11]。韦庆远也认为申时行“虽官居极品，但其节操则卑鄙龌龊”[12]。但大部分学者对申时行越来越从理解的角度出发，毕竟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以今人的立场与标准去衡量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历史人物。黄仁宇说：“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13]刘莹莹、白燕斌认为，申时行“真实又善良，秉持着和衷调剂的原则，却被廷臣误解。他是开始衰败的万历朝一个温暖的象征。……面对权力斗争，申时行是坦然而无隐的，努力去追求政治理想，但也不忽略现实，仍明确表示依自己的地位，对权力有掌握的必要”[14]。何娅对申时行也有着肯定的评价，“作为首辅的申时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自己肩负的职责道义和自身追求的综合因素影响下，无奈而现实的奉行中庸之道。……他能现实务政，在矛盾中寻找制衡点。监督国家行政，注重皇帝德行的培养，关注民生、边防，挽救人才，维持“上行下效”的行政秩序，稳定社会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总之，我们应该理解申时行当时的中庸政治，客观审视，不要简单评判为‘首尾两端’、‘碌碌无为’”[15]。

评价历史人物向来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既要立足于具体的史料或历史事实，又要有自己的合理论述，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要将人物放在其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又要关注其主观能动性，不可陷入历史决定论。申时行与张居正一样，都有想要施展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一个含蓄，一个激进。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激进的改革或许可以扶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但含蓄的政治作为则如同一股静流，缓和调剂着激化的矛盾。二人的结局都与跟文人集团的矛盾激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申时行得以寿终正寝，则是因为他同明神宗万历皇帝始终维持着较为和谐的关系。成也中庸，败也中庸，应是对申时行一生最恰当的诠释了。

结语

申时行秉持中庸的为人与治国之道，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现当代学者则更多了些理解，但是多局限于对申时行中庸之道的研究。诚然，申时行身上最大的特点正是他的所谓没特点，他的和衷调剂，但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方方面面的生活百态，为官待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要从多方面入手，全面立体地剖析这个历史人物，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所作所为，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万历一朝的政治社会面貌，乃至在其之后明朝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291页。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2版，58页。

[3]同上，70页。

[4]何娅：“浅析首辅申时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3卷第5期。

[5]常蕊：《申时行家谱》，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6]刘莹莹、白燕斌：“浅析万历首辅申时行的性格因素及成因“，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12月第27卷第5期。

[7]何娅：“浅析首辅申时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3卷第5期。

[8]同上。

[9]刘倩：《诚与中庸：申时行的政治行为模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0]南炳文：“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

[11]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288页。

[12]韦庆远：《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65页。

[1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页77，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2版。

[14]刘莹莹、白燕斌：“浅析万历首辅申时行的性格因素及成因”，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12月第27卷第5期。

[15]何娅：“浅析首辅申时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3卷第5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