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的城市发展与体育文化的嬗变

摘　要：以丝绸之路的城市体育转型为背景，分析了唐代长安城市居民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的演化，探讨了唐代长安的发展对我国城市体育文化嬗变的影响。认为：市民阶层崛起主导了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加快了城市体育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唐代长安营城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体育多级文化体系的生成；唐长安独特的“镇集化”里坊是异质文化的载体，是长安多元体育文化生态繁荣的基础。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代长安；城市体育；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10－1330－03

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发育缓慢的市民体育会在唐代长安得以大发展?同样是构建城市基本单元的封闭间里，为什么会在唐代转化成为体育文化多元发展的载体?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唐代长安独特的体育文化来解读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转型以及城市闾里制度的发展对中国唐代城市体育文化嬗变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城市体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发展及文化的品格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对于解决当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体育边缘化危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唐代长安城市体育文化嬗变的背景与特征

唐代长安体育是我国城市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长安体育具有城市体育市民化、城市体育文化有机化和区域体育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是以唐代社会文化开放性为基础的，就其内因而言，唐的统一促进了华夏、齐鲁和南苗三大体育文化体系在三秦大地的融合与繁荣，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的基本框架，增强了汉文化的生命力。外部因素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言“公元815年前后的大唐帝国、阿巴斯哈里发帝国、东罗马帝国和加洛林帝国在时空上的继起贯通了丝绸之路”，加快了东西方体育沿丝绸之路的交流，唐长安的城市体育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体育文化史中继古希腊奥林匹克文化后的又一个高峰，并显现出多样、广泛、开放、竞争等新特征。首先，丝路商业活动的兴盛推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文化转型，市民体育文化逐步发展为城市体育的主导力量，体育活动开始成为普通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学者潘孝伟的统计，唐代长安广为流行的体育游艺活动多达20余种，如蹴、击球、步打球、田猎、技巧、角抵、水戏棋奕、歌舞等。难能可贵的是，唐代文人与妇女的体育活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关于文人的活动记载枚不胜举，诗圣杜甫“清簟疏帘看奕棋”，诗仙李白则喜爱击剑、骑射、蹴踊，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孟郊更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月灯阁球会”“大雁塔诗会”的佳话也侧证了文人文体活动的广泛性。妇女的体育游艺活动也丰富多彩，根据史料记载，唐长安的妇女们喜爱“红装飞骑”、“秋千争次第”和“十对红妆伎打球”等活动，其中王眉山“白打”、公孙大娘“舞剑器”、王积薪路遇之“邓艾开蜀势”都流传久远。这种文人、妇女体育活动的繁荣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是一种奇迹。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开放的标志，西方体育文化也融入并丰富了唐代长安体育文化。第二，市民阶层打破了特权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绝对占有与把持，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布局，使唐代长安市民体育生活的公共领域有了空前的拓展，这一时期的城市体育文化生活图景不同于周、秦、汉时期的政治主导型城市呈现出的一元化无机状况，而是开始了城市体育多元互动、自然演进的有机化进程。第三，在市民体育文化生活的尺度上，唐长安庞大的里坊“镇集”有效地突破了闾里、里坊间森严的壁垒，实现了城市区域体育的多元发展。正是由于这种体育文化上的嬗变，为宋代城市“勾栏瓦舍”的出现和体育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崭新的城市文化历程奠定了基础。

2　唐代长安的城市发展与体育文化的嬗变

2．1　唐代长安市民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城市和欧美城市在发展历史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欧美城市是基于古希腊商业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国古代城市“不是一个独立于王权的经济中心、自由城市，而是王权主义下的政治、军事中枢”。先秦时期中国城市的理念主要是“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王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因此在城市建构中，宫廷、官市及道路是否合乎礼制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主导因素，它们占据较好的位置和较大的面积，市民聚集区则处于次要的地位，通常布置于城市的边角地带。汉唐之际，随着丝绸之路商业的繁荣，城市入口徒增，中国古代城市逐步由政治军事主导型转向经济文化主导型，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安市民聚集区规划工整，面积是宫室的8倍左右，作坊以及市场的规模日益增长。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逐步成为一支主导城市文化的决定力量，对唐代城市体育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世俗”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构建了长安体育文化的二元结构，但是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即：二者在文化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和表现内容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必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但是，历史资料显示，在唐代长安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大规模的有机互动，打破了文化固有的疆界，而且城市体育还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在唐代长安的社会中必定存在着一种跨越两者文化疆界的群体在推动着二者的文化互动，那么，是什么力量打破了士族门阀与市民阶层的文化界线，使得长安城市体育文化表现出鲜明的耗散结构特征?

2．2　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推动了城市体育文化体系的互动　梳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担负这一历史职责的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涵养出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韩升先生指出“魏晋乱世造成的地方门阀势力和学术家族化妨碍了‘大一统’儒家治国思想的实现，因此抑制地方势力、主导正统思想成为隋唐统治者的重要任务。隋唐政府大力完善“文官制度”、创立“科举制度”，名门望族的优秀分子源源不断地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走向城市中，城市由此成为地域文化中心和全国性文化网络的支点并因此而繁荣，作为国家政治支柱的城市也取得了文化的优势和主导权。在这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制度下，唐代长安成为社会流动与变迁的加速场和社会发展均质化的舞台，知识分子成为城市中的重要力量。该群体的形成对城市体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唐代城市体育体系形成了三个亚层，即宫城皇城和李唐皇族“礼”文化圈、唐官员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圈与长安市井居民世俗文化圈。知识分子实质上以游离于二者间的文化群体而存在，并非一种城市空间的存在，由于其具有市民文化生活背景和王权体系下工作背景的双重身份，因而历史地成为了长安城市体育文化互动的桥梁。作为文官的知识分子在宫廷与市民社会间穿梭，将不同的文化内容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间传播，其中唐代早期的“胡旋”、“踏歌”即是典型例子；而作为专业艺术家

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更加深远，即：一方面，宫廷从世俗体育文化圈内大量的招收艺人，充实进管理散乐百戏的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翰林院和两军供奉及内坊中学习、创作与演出。这些艺术家将民间充满活力的体育文化活动加工整理使之理论化、精致化，丰富了宫廷体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流向民间的艺术家又将这些被完善了的体育活动重新带入城市的世俗生活中，提升了世俗体育活动的文化境界，完成了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的正反合。同时，在众多的节庆活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式，如勤政务本楼、花萼楼等地的楼前广场上时常有大型的文体表演活动，宫廷的艺术家和世俗文化圈的艺人往往同台献艺，通过这种大型文艺会演，城市体育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2．3　唐代长安城市发展与市民体育文化生活的扩展

2．3．1　唐代长安营城思想推动了城市体育的有机化 中国古代城市先天具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功能，它不同于欧陆传统商业城市自然“有机”的演进过程，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分割的“无机”的城市形态，面对唐代长安宫城皇城――知识分子――市民世俗文化体系的多极化发展，唐长安布局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其实现了城市区域的功能化?

查阅相关资料，唐长安的城市规划是具有独特性的，它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思想，一方面它保留了网格城市的特征，对皇城、宫城、廓城的布局和城市的经纬进行了清晰合理的安排，使城市区域相对明晰；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建设者大胆地突破了前制，根据自然环境和政治需要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客观上解决了市民体育文化被分割的历史问题，扩展了中国古代城市大众体育文化的空间。首先，皇城宫城不再位于市民区的中央，形成了城北宫廷体育“礼”文化与城南市民体育文化体系在空间上的集中，这无疑有利于城市体育文化各子系统的形成与独立发展，特别是对市民体育生存、发展与互动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建设者根据人文地理环境与“周易”思想，巧妙地利用了“帝城东西横亘六岗”，进行城市功能与居民的分区，为城市体育文化中心的多级存在创造了条件。其中“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的南北高岗被规划为都城的军事防御屏障，成为军事体育文化的基本区域，骑射、武术、翘关、负重、角抵等是其主要活动内容，长期的练武活动使相关的体育项目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培养了大量运动高手，其中“刘洪善骑射”、“李正己善跑”、“汪节怒举石狮”等记载至今使人惊叹。玄宗天宝后，击球活动传入军中成为“军中常戏”，由于击球影射的战备实质，得到了当政者的大力提倡，极大地促进了唐代马球的发展；“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天子之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宫城“礼”文化体育核心地带，体育活动在唐代宫廷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满足着统治者娱乐需求，中宗、玄宗、宪宗、敬宗、文宗、武宗皆痴迷于体育活动，宫廷内还设有“棋待诏”、“相扑朋”、“打球军将”、“打球供奉”、“马伎”和“射生马队”等较为专业的体育运动队以供御用。

2．3．2　唐代长安城市里坊制度的发展对城市体育多元化的影响　根据文化涵化理论，体育文化交流根据不同的阶段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同化、涵化与异化。根据这一理论，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始于唐王朝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以强势文化为依托，本土体育文化对外来的体育文化显现出不可抵抗的“同化”态势。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唐代长安体育文化却在长久的历史中显现出鲜活的多元化特征，那么异质体育文化母体是如何获得存在的空间的?城市弱势体育文化是如何长期抵制文化同化的?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唐代长安城市里坊制度的发展。学者梁江、孙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指出唐里坊具有“以农业为基础的、布局严整的和高度组织的移民小城镇群”的特征，认为唐代每个里坊的面积以及人口的规模都是巨大的，相当于同时代独立传统城市的建制。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实际上是一个农工商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巨型城市，里坊尺度的多元文化的存在成为唐代长安体育文化胜景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这实质上造成了市民生活与生产空间的一体化，市民的主要活动空间不再是分割的城市，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里坊，也就是说，唐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城市尺度是以城镇规模的里坊为单位的，不同的里坊由于移民的文化特征、生产方式和的不同其体育活动的文化体系也呈现多元化。同时，唐代严格的里坊制度和户籍管理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各里坊间的人员流动，使得里坊人口特征趋于稳定。综上所述，巨型里坊的存在，一个方面解决了异质体育文化母体存在的空间难题，另一个方面解决了城市弱势体育文化长期抵制文化同化的时间难题，保证了唐代长安体育多元文化的长期繁荣。

3　结束语

唐代长安体育文化的嬗变是中国城市演变的必然结果，其内因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和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扬光大，其外因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体育文化广泛的交流，而唐长安的城市规划与里坊制度的发展为唐代城市体育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提示我们，在当代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中，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首要的因素，同时必须注重区域体育多元文化的建设与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繁荣的体育文化生态环境。

投稿日期：2006-01-11

作者简介：曾玉华(1972-)，男，安徽金寨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文社会学与唐代体育文史。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注解、表格、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