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影像

策划冒险活动及倪师傅的风流事

这三张黑白照片均摄于1973年前后，距今已有四十年。照片中的人物均为笔者。今天看这三张照片，实在不起眼，但在四十多年前的“后”时代拍这样穿西服、戴领带、戴大盖帽的照片却充满凶险：大盖帽是“国军”戴的；西服、领带是“资产阶级”穿戴的。这些明显属于反动、小资的禁物，一旦被人发现搜出，后果可想而知。当年参与那次秘密拍摄活动的，除了我，还有两位伙伴束子、小毛。那时我们都很叛逆，环境越是不允许我们做的，越是刺激着我们想要尝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早在1966年，就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著名翻译家傅雷就因为被“红卫兵”抄家抄出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使一场大灾难陡然降临到了头上，强加给他的罪名是“”、“变天”。证据就是小镜子和旧画报。

2009年8月24日，傅雷儿子傅敏在一封信中讲述了当时关于小镜子和旧画报的细节：“这是我三姨妈，即我妈妈的三姐家搬迁至安庆前，寄存于我们家两个箱子里的东西。父母对他人寄存之物，很尊重主人，从不擅自翻动。抄家时抄出的小镜子，背面有宋美龄的画像，褪色旧画报上有的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罪证’”。（《傅雷的罪证》）这与“变天”扯得上吗？扯得上。当年我们接受的传统宣传和教育一直告诉我们：是盘踞在台湾、做梦也想的“人民公敌”。傅雷把旧画报上的画像（包括小镜子背面宋美龄的像）藏在箱子里，究竟是何居心？用心还不险恶吗？！那时傅雷纵有千张嘴，也是百口莫辩。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携带“国军”的帽子，一旦被人发现上纲上线，我们的“险恶用心”不也和傅雷一样昭然若揭吗？事后想想也真悬，如果当初我们了解得这么详细，真不知还有没有胆量，敢携带这些属于反动、小资之类的东西去公园拍照。我们那天的出发，就是奔着这个策划了许久的冒险活动去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策划这次冒险活动，不仅仅出于刺激、好玩，潜意识中也与当时的是非观和人生价值观有关。记得初二时，束子有一次在学校与人打架，对方人多，他吃亏了，就拿三角刮刀把对方捅伤了。幸亏伤不重，束子只是被关了几星期。他放出来后，全校开大会批斗他，但束子被批斗后，反而成了许多同学心目中的“英难”。这就是那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念，谁做事有胆有魄力，谁就了不起，谁就是“英雄”。

我们仨从小一道打弹子、钉橄榄核、刮香烟牌子长大，又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而且家都在同一条弄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小”。当时尚未恢复高考，我们读完中学，就相继由国家分配，走上工作岗位，休息日我们仨不时会相约一起玩。我们想象着，看着自己戴大盖帽、穿西装戴领带的照片，用今天的话说肯定非常“酷”！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悄悄准备了三个星期。如果从产生念头时算起，还不止三星期。当时策划这样的活动，从性质上说堪称一个不小的“工程”。内容包括借大盖帽、借西装领带，借照相机和自行车。除了后两样，借前两者都得秘密进行。据束子说，秘密借的东西，来自他的一个同学。那同学人很老实憨厚，从不多话。束子是在学校读书那阵，有一次看到有人欺侮他时为他打抱不平，从此和他认识并结交的，但如此性格的同学与束子注定不会走得很近。至于他家怎么会有大盖帽、西装领带，束子又是怎么知道后向他借的，束子不想多说，我和小毛也就不多问。

照相机是小毛借的，胶卷是我们三人一起“劈硬柴”买的。束子和小毛向邻居借的自行车，都有七八成新，我的新自行车是向我家楼下原来的“老正兴饭店”（后改成“红星饭店”）的倪师傅借的。其时正是物资匮乏年代，尤其照相机和自行车，都是民生中的名贵“大件”，不但价钱不菲，还须凭票供应，因此能够借到实属不易，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束子借的东西，价值虽然抵不上我和小毛借的东西，但是有风险，而且有钱也很难借到。

然而，就在我们仨昂首蹁腿、春风得意地骑上自行车出发的当口，猛听到身后突然有人问：“三只小鬼头，大清老早是勿是去做啥坏事体？”

我们吓了一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红星饭店”的大厨倪师傅，这才放下心。我朝他眨眼一笑，做了个鬼脸。束子和小毛也不再惊慌，他们知道我跟倪师傅关系非同一般，他肯把这辆簇新的自行车借给我就是证明。而且我还曾经号称请客带束子和小毛去“红星饭店”吃过两次涮羊肉，结果都是倪师傅替我付账。当年我们这些草根家庭大多数日子都是喝粥吃山芋，享受一顿涮羊肉绝对是一场奢侈的大餐！凭这样的关系，束子和小毛认定，即使倪师傅知道我们的秘密活动，他也不会出卖我们。从倪师傅脸上看得出，他只是无意中看到我们，摆老资格顺嘴说一下而已。事实上他果然没有追问，还给了我们一个微笑。

我们正式骑车上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长风公园。那时乡村城市化概念尚未出现，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这属于一次市郊远足。我们在骑行途中，一共停下两次向人问路。这样大约骑了一个半小时。那时长风公园周边还有绿茵茵、黄澄澄的农田，骑到金沙江路上时，能感受到乡村田园景色。这一路上，束子和小毛一再问我倪师傅为什么会和我这么要好。我只是支支吾吾搪塞。我肚子里装着倪师傅一个天大的秘密，倪师傅和我要好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但我向倪师傅发过誓，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再好的朋友。

倪师傅比我们最多大十来岁，瘦高，肤白，眯眼，一笑眼睛成条线。他不当班时穿得“山清水绿”，经常在弄堂里和人说笑，尤其喜欢跟小姑娘搭讪。最初尽管我和他低头不见抬头见，但他却懒得理我，说是小鬼头呒搭头。如果不是他那个天大的秘密被我撞见，也许他永远不会正眼瞧我，我俩关系也不可能这么铁。

事情发生在有一年夏天。那个夏季特别闷热，所以我家房门一直开着，这样就有穿堂风。那年我已离开学校正闲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就在那段时间，好几个中午，我发现总有个人影像贼一样轻手轻脚从我家门口一溜闪过，迅速奔上楼。谁上楼梯会这么走？出于好奇，我曾经追出去想看个究竟，但我一条腿有残疾，总没追上。从背影看，那是个好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姑娘。但我们这幢楼里没有这个姑娘。

她是谁？去楼上谁家？上楼梯为什么这么诡秘？好奇心使我憋不住了，在家里正闲得发慌的我很想探明究竟。

当姑娘的身影又一次在一个寂静的中午从我家门口闪过窜上楼时，等候着的我立刻悄悄尾随着她跟了上去。我想看看她到底去谁家。让我惊讶的是她三楼没停，四楼也没停，而是熟门熟路蹬上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小晒台楼梯。她去那里干什么？我更好奇了。

我蹑手蹑脚跟踪她到小晒台，竟然不见了人影！难道她飞了？正在纳闷，眼角余光突然瞥见有个人影从屋顶瓦檐上一掠而过。我顿时明白了，原来她上了屋顶。一个更大的疑惑产生了，她上屋顶干什么？难道真是贼？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一来我更想探明究竟，也不顾腿疾，悄然爬上屋顶。

举目四顾，蓝天下的屋顶上，除了一些“老虎窗”外杳无人影。我猜测那个姑娘说不定已钻进了哪家“老虎窗”，我确信她是借道我们楼，然后窜上屋顶，再通过爬“老虎窗”溜进别人家里偷窃，得手后从那里下楼逃之夭夭。我太想验证我的判断了。结果就在我悄悄探向第二扇“老虎窗”时，还没走近，就听到从里面飘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异常的“噢噢噢”的叫唤声，声音轻而急促，还带着粗重的喘息，是从谁嘴里发出的，好像不止一人。当我猫着腰循声摸到那扇“老虎窗”前，眼前的景像顿时使我目瞪口呆！我的双眼像被谁施了法术，一动不动地盯着一男一女两个抱在床上扭动的裸的身体！也许是因为猴急而顾不上，也可能觉得决不会有第三双眼睛出现，所以窗帘只拉了一半。我刚才听到的异常声音，正是从他们嘴里发出的。现在我看清了，男的是倪师傅，女的就是我跟踪的姑娘。我认出了她是住在后弄堂的“带鱼千金”，这是因她母亲在菜场替人刮鱼鳞得的绰号。她相貌一般，但身材高挑。她平时都是从后弄堂进出，所以不常看到她。“红星饭店”后门和我家住的楼门挨着门，饭店一楼二楼用于营业，三楼是办公室，四楼小阁楼为员工宿舍。说是员工宿舍，其实就一个人住，这个人就是老婆孩子在无锡乡下的饭店大厨倪师傅。

当时我直感到自己血脉贲张、心跳加剧。倪师傅发现了我，一个激灵跃起身，抓起“带鱼千金”的衣服丢给她，说了句什么，然后迅速套上短裤就扑向“老虎窗”想来抓我，但被我闪过了。不过我很快还是被爬上“老虎窗”的倪师傅追上来一把抓住。我吓得连连申辩我不是有心偷窥的，我是想来捉贼的。

你不要逃，我不打你，我……你听我讲……

倪师傅脸色煞白，说话打颤，我这才发现他比我还害怕。后来他就要求我发誓保守这个秘密。他答应给我的好处就是以后我想去“红星饭店”吃涮羊肉他替我付账；还说他最近刚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别人不借可以借给我骑。倪师傅最后还半是威吓半是绝望地用手指了指屋顶下的弄堂，对我说，小鬼头你记牢，你要是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我就从屋顶上跳下去死给你看。我当然不希望倪师傅跳下去。所以我就向倪师傅发誓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此后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去一家企业报到。接着每天上班下班，再也不清楚也无心去关注倪师傅的风流事。我两次请束子、小毛到“红星饭店”吃涮羊肉，倪师傅主动替我付账，包括把簇新的自行车爽快借给我，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我不能把这个原因告诉他们，我不怕吃不上涮羊肉和借不到车骑，而是害怕倪师傅真的跳楼。所以今天一路骑车，见束子和小毛总是缠着我问，脆岔开话题，说你们别问了，我们还是盘算一下争取多拍几卷“扎台型”的照片吧。

各司其职拍照及以前在学校那些糗事

长风公园终于到了。

寄放好自行车，我们买票进园后，开始绕着公园里的银锄湖走，一直走到铁臂山下。抬头一看，这座人工做的山一点不高，可上山玩的人不少。我们倒吸一口凉气，当场就打消了上铁臂山拍照的念头。我们知道今天玩的花样见不得人。

现在回想，当时公园管理者只要稍微保持点警惕，肯定能看出我们三个小青年的“图谋不轨”。由于我们一心想找一处空无一人的地方戴帽换衣打领带拍照，所以一边走路一边东张西望，连自己也意识得到神情有些鬼鬼祟祟。到底还是“二进宫”过的束子经过世面，一路上好几次提醒我和小毛，放松点，走路看人不要贼头狗脑。

我看不到自己的神情，所以不知道怎么贼头狗脑了，也不清楚什么才不算贼头狗脑，但有一点我记忆深刻，那就是在公园里一开始寻找空无一人的地方时，我的心就一直在紧张地跳，好像胸腔里有一只拳头在不停地擂我。我明白那其实就是害怕。是的，我承认我没法不害怕，因为我感觉到空气中有股的戾气，到处都有埋伏，也许冷不丁会突然蹿出臂戴红袖章的纠察把我们逮个正着。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单位里的李师傅，我没有见过他，我进单位时，李师傅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他是从单位的十八层楼纵身跃下自杀的，我是从我师傅口中知道李师傅的故事的。李师傅自杀前已连续几星期挨批斗，原因是“造反派”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他藏着一张他已故父亲生前穿军装、头戴大盖帽的照片。“造反派”因此说他想为父亲复仇，想变天……

我把李师傅的事情讲给束子和小毛听，他们听罢，既是自我安慰同时也宽慰我说，不怕的，万一被人发现，我们书包里带的是西装，不是军装，性质最多属于资产阶级或者流氓阿飞，算不上“反革命”，再说这顶大盖帽上又没有帽徽，大盖帽多了。

束子和小毛如此表白，我也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为了放松心情，我们一边东张西望寻找僻静的地方，一边激情满怀地充分展开想像的翅膀，想象着我们穿西装戴领带或头戴大盖帽拍出来的照片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相信，那一定很“扎台型”。

“扎台型”就是那时我们的一种“普世价值”。束子敢与人打架，而且敢操家伙打，他就很“扎台型”。小毛也有“扎台型”的事，那就是他在学校里和一个人称“外国人”的“拉三”（当时称作风不端或有前卫意识的女青年为“拉三”，“拉”念第三声）谈“敲定”（即恋爱）。“外国人”的漂亮是大家公认的，这从她的绰号便可知，大眼睛、高鼻梁，身材又高挑。虽说她是“拉三”，大家看她的目光和心态有些复杂，其实她根本就不把许多人放在眼里呢。像束子这样的男生，“外国人”根本懒得交往，觉得他粗鲁，而束子倒是很有点想讨好和巴结她的意思。有几次放学后，走出校门，我们看到束子上前和“外国人”搭讪，但“外国人”根本就不想和束子走近。至于我们大多数同学，对她则“敬而远之”。学校里尽管长得漂亮的“拉三”不少，但似乎都没有“外国人”人气高。这一点从我们男生见了“外国人”都喜欢朝她多看一眼就足以说明。明明知道“外国人”也许根本没兴趣朝我们望一眼，我们居然还故作姿态流露出对她一脸不屑。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一天，全校突然传遍一个新闻：神不知鬼不觉地，小毛居然和“外国人”谈起了“敲定”！

那一阵小毛可真是“扎台型”呵！尤其是后来不知是从小毛嘴里透露出的，还是他人无端编造的，反正真真假假地说小毛把“外国人”白相（发生性关系）了。这一下我们男生看小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五个字：羡慕嫉妒恨！我发现那一阵束子看小毛的目光，想杀了他的意思都有。总之，那时小毛越是“扎台型”，男生对他就越是——羡慕嫉妒恨！

其实说白了，小毛和“外国人”最多也就是青少年的早恋行为，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在“读书无用论”背景影响下的闲极无聊的青春游戏。他们谈“敲定”根本就不可能走远。

后来尽管束子、小毛和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扎台型”的畸形“普世价值观”依然在“后”时代阴霾不散，以至于我们仍以一种反叛的心态，带着西装、领带、大盖帽（我们想像中的军帽）这些属于那个年代的违禁物，决意体验一把心跳的感觉。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没有人烟的小树林。这处小树林显得格外幽静。那时上海夏天远没有现在这么动辄气温就飙升至三十八九度甚至四十度的燠热难耐，印象中那时夏季的空气也要比如今清新干净凉爽许多。小树林幽静得让人感到有些窒息。现在想来，那正是我心里紧张所致。再看束子和小毛东张西望、脸容绷紧的样子，可见他们心里也和我一样紧张。是的，只要一想到一旦被公园管理人员抓住、吉凶莫测的后果，我们就无法不紧张。也正因为紧张，所以后来我们一系列原定计划都做了临时性修改调整。如原来打算拍完四卷胶卷，结果提心吊胆地拍完两卷后，就再也不敢拍第三卷了。再如原本说好一起拍两人合影的，结果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整个过程我们始终像地下工作者一般高度警惕，不敢将拍照时负责观察和警戒任务的那个人撤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留在胶卷中的影像，只有个人而没有合影的原因。

三张照片的喜剧和倪师傅的悲剧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我也经过不下七八次搬家（我的搬家故事曾在2013年春节期间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每次搬家后清理旧物，总会发觉丢失不少东西，包括整纸箱的书籍，以往许多旧照片就这样莫名其妙丢失了。然而生活似乎有意要给我留下一些值得追忆和纪念的内容，让我惊奇的是，当年在长风公园拍摄的具有“反叛”意味的影像，竟然奇迹般地留存了三张：一张是在长风公园小树林里戴领带的留影，一张是在长风公园银锄湖畔穿西装的留影，一张是戴着大盖帽在银锄湖上划船的留影。可以看出，除了划船那张远处有几个模糊的划船者背影外，根本看不到人。这正是我们警惕所致：一人望风，一人迅速穿戴好摆好架势，另一人快速调整好照相机焦距和光圈（那时还没有傻瓜相机），然后摁快门。我们后来回味，当时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被拍的、望风的、拍摄的，反正每完成一次动作，都会产生一种成就感。心里咚咚跳，脸上却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笑容。

从这三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我的故作镇静和忐忑不安，在小树林里戴领带的那张，一眼可见领结歪了；穿西装的那张衣袖没有捋齐；划船的那张面部神经紧绷，握桨动作僵硬，目光顾盼紧张……

其间出现过一些有惊无险的细节，比如穿西装在银锄湖畔拍照时，我相继完成望风、拍照两个角色后，最后轮到被拍。当我匆匆套上那件我穿着明显过长的西装时，小毛突然说，河浜对过好像有人在朝这里看！

束子没理他，只是吩咐我，快点站好！

这样一来，我不紧张也要紧张了，尽管并没有瞄到河浜对面有人，但还是感觉到对岸似乎正有无数双眼睛望向这里，因此我再也顾不得将西装捋整齐，赶紧站好让束子摁下快门。然后，我们立刻收拾东西，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我在离船上岸的刹那，先将书包甩到岸上。不料慌忙中出岔，居然忘记扣上书包的搭扣，使那顶大盖帽露出了一半。岸上一个左臂佩戴红袖章的人盯住了我的书包，我赶紧跳上岸，抓起书包就跑。不料戴红袖章的人过来一把拉住我，问我书包里是什么，我紧张得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

这时候束子马上跑过来代我回答说，是几本书和几只干面包，还有一些硬板纸，是垫屁股坐的，他一边说一边拿过我的书包，佯装要给红袖章检查的样子。这时码头上又涌来了一拨还船借船的游客，于是红袖章不耐烦地朝我们一挥手，我们赶紧溜之大吉。走出好远，才猛然想到，还没拿回租船的押金。结果是小毛返回船码头拿回了押金。

经过几番惊吓，我们的兴致大大打了折扣，带去的胶卷没有用完，就是这个缘故。但我们毕竟还是拍完了两卷，也够“扎台型”的了。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之后在冲印这两卷胶卷时，也折腾了一番。显然，这两卷胶卷是不可能送到照相馆冲印的。为了冲印照片，我们又忙乎开了，借冲洗照片所需的工具，买照相纸和洗印照片的显影水、定影水……最后是选择可以做这番工作的地方——地方要绝对保密，不能被人发现，包括我们的家长。“”中的经历对他们而言，应该比我们更容易担惊受怕，一旦知道我们拍这种照片，一准会销毁胶卷。除了要避开家长耳目，房间还必须可以遮光，这是冲印照片的硬条件。我马上想到倪师傅的宿舍。

不料这次倪师傅不仅没有答应，还一脸严肃地叮嘱我尽快把这些胶卷销毁，说这些照片一旦被人发现，弄不好要闯祸的。他说他不能害我们。尽管倪师傅说这话时一脸真诚，但他的拒绝还是让我们很扫兴。而且使得我在小毛和束子面前好没面子。

我们后来还是在束子家里完成了照片洗印。那是趁束子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进行的。那天，我们三个刚学到一点胶卷冲印技术皮毛的年轻人，于夜晚聚到束子家。束子家因为家具多且零乱，所以空间显得很狭窄，不过我们还是在局促的空间中，整理出了可以容我们工作的一小块地方。

就是这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这一块万籁俱寂的空间，承载起三个年轻人因做出“反叛”之举而生出的忐忑、激动、刺激和狂喜。在洗印留有我们“反叛”影像的胶卷过程中，每次当一束暗红的灯光像突然开花一样，在黝黑的氛围中出现，三双青春勃发的眼睛便“刷”一下，紧紧盯住被浸入显影水中的白得有点儿刺眼的照相纸，然后看着它们在显影水里慢慢由淡渐浓、由少到多出现的影像……

今天，当我看着摄于四十年前的这几张照片，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第一眼看到它们时就像偷窥到倪师傅和“带鱼千金”时产生的心跳感觉。以至当我迫不及待地用手从水里捞出照相纸、想仔细看个够时，被束子一把夺下，把它们扔进了另一个盛有水的盘子里。束子告诫我说，照相纸浸过显影水还要再放进定影水里浸一浸，否则马上就会变成墨墨黑的纸废掉的。

影像终于清晰地出现了！就像热切期望解开的谜一下子揭晓一样，我们三个人都不由吁出一口气，竟忘了还有不少照片等待洗印，而只顾欣赏眼前这几张已完成显影定影过程的照片。

说实话，端详着这些照片，我们当时的复杂心情真的很难形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我们的同龄人面前，谁看了这些“反叛”影像的照片，谁都会认为确实“扎台型”。不过，这“扎台型”其实是把双刃剑，当它露脸的时候，往往也潜伏着危险。一旦有人举报，再搜出实物，那就是人赃俱获，罪责难逃！倪师傅告诫的“弄不好要闯祸的”话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但谁又会想到，接下来“人赃俱获”“闯大祸”的不是我们仨，而居然是倪师傅！他是因为“带鱼千金”的肚子像个枕头一样眼看着一点一点凸出来而被“人赃俱获”“闯大祸”的。我们看到倪师傅的老婆从乡下赶来，在弄堂里围观的人群前拍手跺脚咬牙切齿地用一口无锡话不停骂着“流氓”、“妖精”，倪师傅则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宿舍里不敢露脸。我们听大人们说倪师傅曾经向老婆提出过离婚，“带鱼千金”也愿意先打胎，等过几年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再嫁给他，那样的话事情性质也许会有所转化。但他老婆死活不同意，坚决要公安局以“流氓罪”把她老公抓进去，同时声称决饶不了倪师傅这个“老流氓”的还有“带鱼千金”的母亲。后来也不知是谁报的警，那天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几个公安从前门走进了“红星饭店”，大家都说他们是来抓倪师傅的。这时候马路上也围观起了许多人，围在后面的人纷纷踮起脚尖朝“红星饭店”门口张望。就在大家疑惑着怎么老半天还不见倪师傅被押出来时，就听到从饭店后门的弄堂里传来“扑通”一声异常沉闷的响声，紧接着就见一群人惊惶失措地从弄堂里跑出来，边跑边喊，倪师傅跳楼了！

倪师傅居然真的跳楼死了。只是他至死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秘密。

倪师傅死后，有一段日子，我只要一翻看我和束子、小毛拍于长风公园的那些“防扩散”，总会想起他曾经对我的告诫。可是，如果因为惧怕，让这些照片锁在深闺人不识，既不是我和束子、小毛拍这些照片的初衷，也不符合我们当年的心性。所以，我们私下达成口头协议：不是特别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决不随便给人看这些照片。

后来是束子父母首先意外发现了这些照片。他们都是“”亲历者，知道这样的照片一旦生出事端会有什么后果，因此当即就把它们全部销毁了。当他们以为这下终于可以没事了时，心里充满反叛和不满情绪的束子，因赌气说的一句话，让他父母迅速追踪到了小毛和我家。束子说的是，你们弄掉了我的照片，我还弄得到的！

这句话提醒了他父母，是呀，小毛和我手里也有这些照片和底片，底片在，照片就不会毁灭。于是他们就追踪到了小毛和我家。

结果小毛父母和束子父母一样出于惧怕，逼迫小毛交出底片和照片，并当着束子父母的面，将它们用剪刀剪碎。

追踪到我家时，我不在家。我父母也怕事，尤其是知道底片都在我手里时，开始对我的抽屉彻底翻查。于是，那些留有我们“反叛”影像的照片和底片终于不复存在。

幸运的是，这三张照片被我鬼使神差地单独夹在了一本书里，这才使它们免遭毁灭，并因此为青春期的我留下了一段“反叛”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