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的政治经济学

富民思想的理论来源，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富民”就是的政治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里的一个关键词。

（一）从富民强国出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与研究

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与研究，是从富民强国的伟大理想开始的。一次在老少边穷地区调研时，针对全国“以粮为纲”，不看条件地向深山区、高寒山区、森林区和荒原区要粮食的现象，指出，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他认为这些地区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说，更严重的是直接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反复强调，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由于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

1977年3月，一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就只揭批“”而不搞“批邓”。他要着手将“”颠倒的东西正过来，叫做“拨乱反正”。3月28日，在开展读书活动时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要有针对性，要针对“”颠倒了的东西，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对照（此后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对“”关于“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批判）。

11月29日，在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会上发表了《理论要联系实际》的讲话指出，要很好地、尽同志们最大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帮助辅导对象弄懂一些。要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解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他要求大家经常接触世界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看一些世界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资料，经常接触全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实际，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思想实际，并联系我们的历史实际（《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78页）。随后，在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元帅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却处于低迷疲软的状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界不怎么讲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了。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甚至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名称缩改为“经济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脱离政治的鲜明程度，才能显示研究的“纯学术”意境。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在突飞猛进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队伍、水平和情趣却不断处于跌势，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状态。

在比较萨缪尔森1976年和1985年两个版本的《经济学》相关提法，以及对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王振中科学地论证了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其产生发展而言是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实质上就是政治经济学，二者往往通用。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之日起，政治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在亚当・斯密那里，富民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

王振中教授在其《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在经济上遇到了一系列难题，这些深层次难题的解决与其说急需应用技术层面的支持，不如说急需基础层面的支持，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参见《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45位著名学者纵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

分别于2014年7月8日、2015年11月23日和12月18-21日，三次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改革就是解决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实现富民的目标清除障碍

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说过一段十分经典的话来说明这个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持起草的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并提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

由于改革的起点面临着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甚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状况，任何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破坏和振荡的改革都是不堪设想和无法承受的，因此改革的起步是从克服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开始的。改革从改造农村基层组织的生产关系入手，打破原有的体制，通过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使农民回到家庭经营的结构中来，使家庭代替了生产队而重新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不仅拉近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接着，把“承包”引入城市改革，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1983年，中央政府效仿农村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1987年后，承包制采取放权让利的办法在国有企业全面铺开。企业承包制改革在存量上“包死基数、确保上缴”，在增量上“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既通过“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递增包干”来完成行政指令任务，又通过“利润比例分成”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性，将工资总额与实现了的税利挂钩。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销售科长的马胜利毛遂自荐，成为中国第一个承包国有企业的人。承包制改革调动了国企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但改革并不顺利，阻力不小。1986年6月，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组织了《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讨论从发表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开始，描述了关广梅在辽宁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夺标承包消防副食商店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并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持续了40余天的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场实质上关系着对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有人说，这场旨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范敬宜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优秀报人。早在1979年还在《辽宁日报》当记者时，他就针对有些基层干部叫嚷“强调生产队自过头”了，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的现象，撰写了《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述评指出，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基层的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做“过头”。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时，在“编者按”中希望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同志，最好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范敬宜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离的原则。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承包责任制已逐步过渡到股份制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又出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重大制度创新。就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承包制是国有企业迈向股份制改革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村土地进入三权分置时期的必然选择。领导的改革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的改革思路，并不只局限在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比如建立商品（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而是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全面改革。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想。同年3月13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不少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错误的观念和模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这些东西，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全面开创新的局面。

的全面改革，是除了机构和经济改革之外，还有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改革的对象，不仅是经济体制，还有政治体制。他认为，经济改革势必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式的改革。提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切实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

1984年11月4日，在徐州召开苏豫皖三省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要注意研究领导机关怎样简政放权，怎样加强为企业服务的问题。从思想上、机构上、制度上消除妨碍企业搞活的种种阻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8条职能，认为归纳起来就是“服务”二字。过去企业听上面的命令，现在上面要为企业服务，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他已经意识到，随着以企业扩权、政府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城市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改革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能，由过去的党、政、企不分，党政机关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党、政、企分开，行政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改革，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三）构建人民富裕幸福、当家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由于改革的目标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以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为前提，特别注重分配关系的改革与调整。在分析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的原因时，他认为首先在于我们没有严格实行甚至在许多方面简直没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没有把每个人的劳动（包括量和质）和他由自己的劳动而理所应得的报酬，或由自己没有尽职而理所应失的报酬，直接而公平地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责权利不统一（《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文选》第482页）。

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就只想扩大再生产，而不关心职工收入的增加，把这两件本应相互促进的事情对立起来了。1981年10月27日，他在视察鞍钢时就提出，要结合现行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推行岗位责任制，根据工作情况进行奖勤罚懒，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工资和奖金制度改革。1984年10月21日，在视察山东时他强调，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收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经济效益提高了，就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他还强调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收入不挂钩，改革就不能持久。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劳动工资、奖金制度改革是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确定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使劳动者在企业中发挥主人翁地位的重要保证。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1977年至1978年10月，经济学界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观点。实践中，恢复了工资和奖金制度，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1980年代后期，是否承认资金和生产资料投入都应该有回报？资本和技术能否参与分配？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我国分配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始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转变为按贡献分配。党的十五大（1997）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2002）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七大（2007）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2012）提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曾说到，给他印象深刻，受用一辈子的是的一句话：“我们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参见胡德华：《1965耀邦早春行与魏格林教授的交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建党周年之际，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并把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在他看来，理想的生活除了有物质上的理想生活，还要有精神上的理想生活。精神上的理想生活就包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每个人具有人身尊严的表达和选择权。而民主与法治是实现理想生活的有力保障。

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他仍然将自由、民主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提出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

把民主与法治建设作为构建人民富裕幸福、当家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选》第442页）。他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的民主与法治思想阐述得最为充分的，是在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由主持起草的这个决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决议还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

总而言之，的富民思想，实质上是建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的改革思想，这就是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现阶段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大众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