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将军们的京西宾馆

一直以来，作为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京西宾馆俨然是中国现代史的见证者。“”的荒唐、的审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改革路线图的出炉，在京西宾馆里轮番上演。特别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它作为大批将帅的“庇护所”，见证着这个非常年代里的将帅之痛……

罗瑞卿定名“京西宾馆”

1959年，京西宾馆筹建。筹建初期，宾馆对外称“八一饭店”。因种种原因，直到1964年9月14日才正式营业。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为其定名“京西宾馆”。

1964年，第一批入住京西宾馆的是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6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以及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当时正值国庆。同年10月20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个代表团也开始入住此地。

但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三年，后来，京西宾馆就成为了打击军队高层的重要场地。荒唐的是，京西宾馆的命名者―――罗瑞卿竟也是被打倒的军队高层之一。

“大闹京西宾馆”：三大元帅保萧华

“”爆发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一度向军队蔓延。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和聂荣臻三位老帅同、陈伯达、康生、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针对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的说法，坚决反对，占不了上风，就祭出了攻击萧华的牌。她声称萧华是“全军小组”组长刘志坚的黑后台，叶群随声附和，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一时间，批判萧华的发言稿如纸片般飞来，在未弄清、叶群代表谁发言的情况下，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谁料会后，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纪录）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19日当晚，萧华家被抄，他匆忙从后门脱身，转到傅钟家，借车赶往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眼见萧华没来，故意大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这时，萧华来了。惊讶地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沉默的大声说道：“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拍案呵斥，伤到了手。等人一下被镇住了，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而“大闹京西宾馆”就这样传开了。

“大闹京西宾馆”后，一大批地方和军队受到冲击的干部来到这里暂避风雨。很快，京西宾馆就成为将军们的庇护所，也成为了“造反派”攻击的重点。

许世友：“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之初，受到冲击的司令员许世友来京后住在京西宾馆7楼，南京“造反派”仍穷追不舍，组织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他们死死堵在宾馆外面，北京“造反派”也随即加入，形势越来越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皮定均、韩先楚及张希钦（一说是张震）等人组织起来，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一说是十二楼）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上楼，就用开水壶往下冲。

许世友带了枪，准备做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后，许世友给等人打了电话并请转报。他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知道许世友敢说敢做，怕双方闹起来，惹出大祸，立即让傅崇碧和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指示“中央”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

事后人们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后怕，那一天如果没有与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命案。

“八二一事件”：宋任穷被吊在京西宾馆阳台

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到6楼东头的套间。在、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去揪斗他。有时他们把宋任穷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进行轮番批斗。有时，宋任穷被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街，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准备用绳子将宋任穷从6楼的阳台上吊下去。

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六楼，将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宋任穷才幸免于难。得知消息后很是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他亲自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

“八二一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一直到“”结束，京西宾馆的保卫力量才又恢复常态，中国人民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1个连，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换防一次。

军史上绝无仅有：中将扇上将耳光

1967年7月23日，陈再道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赴京“开会”。7月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后被安排在京西宾馆第9楼居住。陈再道到京的当晚“造反派”就冲进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

7月26日，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果然，他一来到座位，就被勒令站着。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林副主席和中央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地发箭，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场的、谭震林等人愤然离开会场。

在休息室的气愤跑着赶来制止他们。事后，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

拨乱反正：最光辉灿烂的36天

“”被粉碎后，京西宾馆迎来了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36天―――始于1978年11月10日，终于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它的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为期5天。会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写。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第一个到达会场。下车后，径直向电梯走去。没过多久，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进入宾馆3楼会场。

京西宾馆，目睹了历史的荒唐，也见证了巨大的改变。更多的，是满心希望地憧憬着未来。

（摘自《红墙知情录》，尹家民/文，当代中国出版社，《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2期，李崇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