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艰难时世》中的异化

时间:2022-08-02 07:04:57

摘要:十九世纪以后,异化作为一个固定、规范的学术用语,越来越多地用于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还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但是,狄更斯的笔已经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人性的扭曲、变态、畸形,人的非人性化、异化,而这,恰恰也正是19世纪以后描述现代西方人和社会病态的中心范畴。本文重点以《艰难时世》为例,来探讨该作品中的异化。

关键词:异化;狄更斯;《艰难时世》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87-02

一、“异化”概念梳理

对于人的异化现象始于何时、“异化”概念源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异化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私有制造成人性的扭曲。另一部分人认为,异化是一种现代社会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卢卡奇说,“异化随着‘我们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一同开始”。我认为,异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在奴隶制、封建制等私有制社会中,生产力极其低下,异化现象隐于社会现象的表面之下,很少被世人注目。而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在十九世纪前几乎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异化现象,似乎是须臾之间,便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关注。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在欧洲中世纪文献中,异化理论已开始萌芽,文艺复兴之后,异化理论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土壤里逐渐形成起来。社会契约论首先接触到了异化实质的理论形态。在这里,异化已被明确规定为一种损害个人权利的否定活动,即指权利的放弃或转让。在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中,异化还包含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强调个人权利或自由不能转让。他在《爱弥儿》中指出,文明使人腐败;背离自然使人堕落;人变成了自己制造物的奴隶等等。卢梭在人语社会、人自然两重关系上,深化了异化概念的内涵。

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的高度,真正成为一个固定、规范的学术用语,并用于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黑格尔提出了人的异化,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之后,通过思想异化的形式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此后,异化理论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关注,愈加成为讨论的中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异化范畴用来被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病态。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用物化、异化范畴来描述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人的非人性化以及社会的各种畸形化。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透过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的表象,揭示了异化的种种表现。

二、《艰难时世》中的异化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1836年,年仅25岁的狄更斯发表了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创作的年代(1836-1870)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此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完成,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生产,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工业革命、工业化、城市化留下的痕迹。工业革命对整个现存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维多利亚时代的男男女女面对这一巨变的特定的心灵体验(这种体验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都在狄更斯的笔下得以展现。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还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但是,狄更斯的笔已经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人性的扭曲、变态、畸形,人的非人性化、异化,而这,恰恰也正是19世纪以后描述现代西方人和社会病态的中心范畴。在这里,我想以狄更斯的中期作品《艰难时世》为例,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狄更斯这部作品中的异化。

《艰难时世》发表于1854年,是狄更斯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一个名叫焦煤镇的英国小工业城市为背景,描写了在纺织厂厂主、银行家邦德贝和退休的五金批发商人、国会议员兼教育家葛雷英先生一起控制的经济体系和教育机构下的、焦煤镇的生活图景。

(一)人的扭曲、异化

伴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生活变动,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文艺复兴后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精神,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世纪末耶利米・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也颇为盛行。利维斯精辟的道明了这种哲学的残酷,他说狄更斯“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稳定的残酷无情乃是一种残酷哲学培育的结果,这种哲学放肆地表达了一种没有人性的精神”。

《艰难时世》中奉行功利主义哲学、只讲事实、尊崇理性的葛雷英和邦德贝正是典型代表。在葛雷英先生看来,“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唯一必需的东西”,多次强调“在生活中,除了事实,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都可以用定义来描述,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告诉你准确的结果。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连婚姻都建立在一大串数字和数据的基础上。而工业资本家的典型――邦德贝先生,伪善、自私、冷漠无情,嗜钱如命。他自私自利,为了凸显自己白手起家的奋斗史,他编造了一个被生母遗弃、遭祖母虐待的谎言;他丝毫没有亲情可言,把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的母亲独自抛弃在农村,并残忍地不让她探望儿子。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在作者的笔下,邦德贝几乎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感情。

(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艰难时世》中可以看到的、最常见见的就是婚姻关系。《艰难时世》中,葛雷英先生之所以娶了葛雷英太太,是因为“第一,关于计算方面,她是令人满意的;第二,她没有那么多废话,就是说没有幻想。”邦德贝先生娶路易莎,并不是为了爱她,而是因为路易莎所受的教育,她的身份,与他足以匹配,有这样一个妻子,他觉得有面子。在这里,婚姻无关爱情,只是一种买卖关系。

具有血缘亲情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等,也是作家异化描写的对象,表现在《艰难时世》当中,就是邦德贝与母亲的怪异关系,这完全是邦德贝自私自利的结果。为了抬高自己现时的地位,他编造谎言,将深爱他的母亲胡诌成一个抛弃亲生儿子的恶毒女人;为了谎言不被揭穿,他把母亲独自一人弃在农村,并禁止他来探望自己,甚至在谎言被揭穿时,仍大吼大叫,怪母亲不该跟着斯巴塞太太来,让他失了脸面。

(三)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艰难时世》中,作者通过三个畸形儿的塑造,揭示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对人的毒害。首先是在葛雷英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教育体系下长大的路易莎和汤姆。“从摇篮时代起,他们的智力就受着各种条条框框的规则约束着”,幻想和好奇心与他们无缘,童年生活中的仙女、小矮人、妖怪……他们也不知道。路易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生活应有的快乐,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隔离,成年累月地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成年后的路易莎精神空虚,感情贫乏。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长久地对着炉火发呆。她丧失了与人沟通、表达情感的能力,而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相伴长打的弟弟汤姆身上,出于对弟弟的爱,顺从地嫁给了邦德贝。而成年后的汤姆,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青年绅士,在一系列的连续不断的不正常的约束下被教养成人,最后成为一个伪君子,……一个青年绅士,从来没有连续五分钟自由支配的时间,结果却不能管住自己……一个在童年时期想象力就被扼杀的年轻绅士,整日里满脑子都是下流低级的想法……汤姆就是这样一个怪物”。汤姆自私自利,认为姐姐路易莎对他是付出是天经地义的,在他盗窃银行的罪行泄露、准备逃亡国外而被 抓住的时候,他责骂姐姐不该离婚,为了他,也应该继续留在邦德贝的身边。其只为个人的本性暴露无遗。贝茨是葛雷英先生的模范学校培养出来的模范生。童年时期,他张口就能说出马的定义;成年后,他是功利主义哲学坚定的实践者。他谦卑恭顺,处处以顶头上司为中心,对金钱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舍不得花掉一个子儿”;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不需要娱乐、放松、休息,这架机器一生只为一个目的运作――金钱和地位。他精于算计,对于自己应得的从不少拿,他感情冷漠,对良心之类的东西嗤之以鼻。在在小说的最后,汤姆盗窃银行的罪行泄露、准备逃亡国外是被贝茨抓住了,葛雷英先生向贝茨求情,希望他能高抬贵手,放汤姆一条生路:

“贝茨”,葛雷英懊丧而又可怜巴巴地、毕恭毕敬地跟他说,“你还有没有心?”

贝茨笑他问得奇怪,回答说:“老爷,当然有了,我需要它来循环体内的血液。老爷,任何人只要知道哈维提出的关于血液循环的道理,就不会怀疑我有心。我当然有心。”

这段对话写得精彩之极,将贝茨这样一个扭曲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贝茨眼里,“我们整个社会制度都建筑在钱上。任何事都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我们唯一永远感兴趣的东西。人性本如此。”他认为他在葛雷英先生的学校念书时化了钱的,“这不过是桩买卖”,在他毕业后,这桩买卖关系也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昔日奉行“人从生到死每迈出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交易”的葛雷英老师向今日的学生求情,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四)描写异化的方法――物化

物化的方法从早期的通俗小说到晚期的成熟作品中都大量运用。早期作品中物品的人性特征显得滑稽可笑,而后期作品中,个人失去了人性,成为像物一般的存在。

在《艰难时世》中,有一段试教课的描写,物化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指麦克库姆德先生)这次试教课,跟《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的摩佳娜没什么两样:他仔细看了看他面前的一个又一个小罐子,想要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当你准备用滚烫的油把每个小罐子灌得要溢出来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准会把里面的强盗(名叫做“幻想”)给烫死――或是摧残他们,使他们成为畸形。”

三、结语

狄更斯是一位目光长远的作家,他深谋远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已经敏锐的意识到:社会现代性的极度发展,会带来极具膨胀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从而排斥人文理性,反过来异化人性的正常健康发展。

在狄更斯后期的作品《董贝父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所罗门最钟情的海军仪器用品小店,在自由竞争的风雨中摇摇欲坠,对此,老所罗门感叹道:

……一轮又一轮的竞争,一个又一个的新发明,一次又一次的更迭交换――我知道的世界已经离我远去,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世界离我远去了。我并不抱怨,但是我不再明白。店主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店主,学徒也再是从前的学徒……我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即便是时代的噪音也远远跑在了我的前面,让我感到困惑。

老所罗门的感受也是现代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感受,他的困惑也是我们大家的困惑。狄更斯在作品中对人性异化的关注、思索、探讨,百多年后的我们再来看,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英】狄更斯著.马建华、周琦译.艰难时世[M].南方文学出版社,1999.

[2]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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