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困扰与经济学的自我救赎

以前工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会儿刚毕业，年少气盛，干劲十足，来到当地最好的一家国企，又是管理部门，自然意气风发。可是干了没两个月，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首先，自己手上的活儿多了。原本跟着一老员工做定额核算，老员工慢慢地开始消极怠工，还每天冷言冷语，基本上就成了我一个人在卖力捣鼓。其次，非定额核算的一些事也交到自己手上，而这些活儿本应该是其他同事做的。工作几年觉得周围环境懒散、多疑，也就是所谓的办公室人际复杂，索然乏味，于是不得不再次出来求学，以寻找一个能稍微有点情怀的地方。

也可能是这段工作经历，使自己在阅读经济学教材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教材上说，企业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理性经济人在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下，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最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家给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取了一个非常阳春白雪的名字，叫“理性经济人”。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理性经济人出发，开始构建经济学的宏伟大厦。经济学教科书上煞有其事地通过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众多理性经济人参与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必然导致社会福利最大。但问题是，只有每个人都符合经济学家所定义的理性经济人，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经济学家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一直在那个国企工作，用不着费劲跳槽了。

经济学家眼里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别如此之大，但经济学家自认为揭示了真实世界的本质，沾沾自喜，还把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套在各种社会科学领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加里・贝克尔的引领下，经济学开始席卷其他社会科学，以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美誉喧嚣一时。贝克尔教授也因为这种开拓精神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呢，所谓盛极必衰，经济学家这种自我欣赏的背后也透着那么一股隐忧，只是在当时这隐忧没有吸引足够的眼球罢了。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叫郝伯特・西蒙的人，这个人兴趣广泛，天资聪颖，不墨守成规，没事就琢磨人是怎么做决定的。只不过他思考的是现实中的人的决定，而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假定人是理性经济人。西蒙的兴趣极为广泛，多才多艺，不仅数学极好，还精通计算机、心理学，据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猎涉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在计算机领域拿过最高奖――图灵奖，在心理学领域拿过最高奖――美国心理学会奖，最后，顺便拿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编写过这世上据说第一款人工智能程序，为此他被誉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复杂科学等诸多在当今都是前沿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当时最顶尖的管理学家之一。西蒙这开挂的人生真是无可比拟。

克尔说，人在几乎任何社会经济领域做决策，都会像一个理性经济人那样精打细算，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西蒙说，这是在痴人说梦。在西蒙看来，人在所有领域中的决策都不可能精打细算，即便有这贼心，也没这胆，原因在于，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有限，西蒙给真实的人取了一个名字“有限理性”，颠覆了经济学家的理性经济人教条。当然，西蒙并非刻意和经济学家作对，他压根就没把经济学家当对手。西蒙只是在尽可能准确刻画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真实的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有限理性。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好比你现在是一个普通散户，想通过股市赚钱，于是你先进行知识的准备，结果你一脑子浆糊了。有人告诉你，要做价值投资，股市上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股价最终会反映公司的基本面，只要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判断清楚，就能够妥妥地赚钱。听到这，你就开始去做公司估值了。可是当你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变得异常沮丧，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估值模型能让你心服口服！贴现率怎么取？未来的现金流如何估计？这都是没谱的事情啊。然后你就理解了，为何大家都偷懒，选用市盈率这样简单粗暴但完全错误的估值方法。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价值投资做不成，你就改做趋势，这下不用看基本面了，只需要看股价的变化轨迹。这个时候又有人对你谆谆教诲：你只要把股价的运行轨迹画出来，去寻找其中的统计规律，通过高抛低吸，就能不断地在市场套利！然后你又信了，开始认真研究各种K线、各种波浪，最后发现，这也是胡扯。芸芸众生，谁比谁聪明了？且不说低点和高点难以判断，就说历史会重演吧，也不可能是复制，今日不同往昔，看似相同的曲线，早已是面目全非。

在西蒙面前，我们需要承认自己蠢的勇气。不可否认，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变得理性点，做决策时力求冷静，分析到位，把错误降低到最少，但无奈能力有限，世界又太复杂，出现决策错误是很普遍的事情。这是人的困境，也是经济学家的窘态。从西蒙和经济学的关系大概能够看出来这种尴尬。西蒙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经济学家认识到其思想的重要性；但西蒙即便获得这项大奖，在当时，经济学家中也很少有人认真引用和拓展西蒙的研究。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西蒙终究是个外人，且西蒙的思想对经济学的主流大厦又是颠覆性的。

但睿智的思想不是人想压就压得住的。西蒙的搅局没消停多少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心理学家冒了出来，这是两个以色列人，一个叫卡尼曼，一个叫特维斯基。按理说心理学和经济学基本上不搭边，因为从很早的时候起，经济学家就与心理学主动切割了，不然理性经济人也成不了气候。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同样对人的决策感兴趣。西蒙提出了思想，可能是兴趣太宽泛的缘故，抑或是他觉得压根就不需要去研究，所以并没有针对有限理性进行更深入的科学探索。和西蒙不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两个小伙伴一本正经地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详细研究了人的决策的方方面面，并且最后用一系列的实验证据了理性经济人假说，关键是人家还把论文投给经济学的顶尖刊物并发表了。这不是公开向经济学家叫板么！

终于是一大波叛逆的青年才俊倒戈，开始追随西蒙、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科学脚步，以击垮理性经济人为乐。年轻人就是有激情，当他们慢慢长大，成了经济学界的一股清流，他们所研究的学说也自然而然成了经济学的活力源头，这就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这个新的学说不再抱着理性经济人的教条，而是直接把有血有肉、理智和情感交织的活生生的人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当中，由此经济学才可能得以重获新生。而这一切都来自管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对经济学的滋养。“经济学帝国主义”恰恰是经济学没落的象征，其他社会科学对经济学的反哺，才是经济学走向新生的开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